江西:我是怎么变穷的?

环江西经济带、环江西高铁线、环江西5G圈……在现代中国经济布局中,似乎只要是好东西就会绕着江西走,江西省也在社交环境里退化成了常被人们忽视的透明人。在中西部崛起的大背景下,南昌与九江的表现也不如周边的武汉、长沙一般抢眼。

但就在一百多年前,江西还是中国商贸活动最活跃的内陆省份之一,南来北往的商贾在江西汇集,全省南北方的经济分布也非常平衡,今天主要依靠矿业生产维生的赣南地区在那时候也是重要的商业枢纽。

此后几乎在一瞬间,江西就衰落了。

长三角与珠三角的纽带

在江西母亲河赣江的上游,有十八处险滩,分布在赣县到万安一带的河道上。对于今天的江西人和外地游客来说,这里是非常不错的漂流游乐场所。坐在橡皮艇上顺流而下,人们能体会到这十八处险滩的两岸的险峻奇绝,真实感受江西作为山地省份的特点。

赣南山区十八处险滩分布在赣州以北至万安的河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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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个多世纪前,这里服务的却并不是游客,而是往返于赣江上下游的大量商船。今天江西省级非遗中有一项“万安赣江十八滩号子”,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还有本相关的小书,可以找来看看

《赣江十八滩》,作者李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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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时期,从南昌九江一带上溯赣江南下的大船,都要在万安县卸船,改用适应上游河道的小船。为了帮助小船穿越险峻的河道,万安的纤夫会在滩师的指挥下,拉住绳索四肢着地艰难地向上游拉船。滩师指挥和纤夫响应的劳动口诀,便是这万安赣江十八滩号子。

这是一种前工业时代的水运方式(无法使用化石能源)

不过在一些偏远地段,到了21世纪仍然有这种状况

(2006年贵州乌江纤夫)

(图片@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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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如此发达的拉纤行业,说明赣江上游虽然河道险峻,却是南北客商不得不选用的水路。这是因为险滩水路的终点赣州是多条河流的汇合点,是水路成就的南方超级中转码头。

从万安县向上游的一段河段

现在已经修了水库,是为万安水库

(图像来自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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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赣州出发沿章水向西南,只需要翻越大庾岭,就能与北江水系相连接,直达珠三角;如果沿桃江向正南,也能在定南一带进入东江上游,经过粤东进入珠三角;而从贡水向东,船只又能经过瑞金、长汀进入汀江流域,与闽南、潮汕建立联系。

这也是客家人南下的一条重要通道

所以客家人大量分布于江西、福建、广东的相接地区也就很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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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赣州,正是南方几大经济区域边缘的交点,商贸繁盛,经济高度发达。

同样,来自广东和闽南的货物,也需要顺着赣江向下进入长江。当船只沿着赣江十八滩纤夫拉纤的相反方向进入下游鄱阳湖范围时,由于鄱阳湖周边发达的水系,也有很多转运的路线可供选择。

大运河是长江以北的内陆南北通道

江西则是长江以南的内陆南北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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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明清时期江西的航运重镇吴城,就因为位于赣江注入鄱阳湖的江口而闻名。船只抵达吴城后,与在万安相反,要换成能抵御大风大浪的巨船,经庐山、浔阳,进入长江。这些船只上可溯至汉口,下可抵达苏州,而赣北恰好位于中间位置,是全省向长江进出的隘口。

而南昌能成为江西的省会

也是因为南昌处在赣江与鄱阳湖的连接点上

(九江则是鄱阳湖与长江的连接点)

(图像来自google 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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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赣北还有一条不太为人知的水路,那就是从鄱阳湖向东南进入信江,在鹰潭拐向正东的河道。沿着这条水道,船只可以转入衢江,下游便是富春江和钱塘江,直接与杭州、宁波等浙东重镇连接。这条水路上有一座商业名镇上饶河口,是江浙淮扬商人聚集的名利场,大宗丝绸、棉花、茶叶等浙闽特产在此进出。

其实这是一条与长江平行的、但更加艰难的的东西水路

这条水路可以将钱塘江、赣江、湘江流域

通过众多上游支流连接在一起

这意味着更高的成本,但对途径山区人民是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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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运河连通了江南与中原(华北)政治中心,那么赣江就连接了经济活跃度极高的珠三角、闽南与长三角。大运河沿线城市的经济地位有多高,赣江沿线的江西城市地位也不遑多让。

尤其是在中国经济重心不断南移的大背景下,大运河沿线以官家漕运为主,而赣江则承担着激活民间物流的作用,沿线的发达程度可想而知。


繁华背后的危机

晚清,列强到达远东,希望与清帝国贸易。但对于习惯了农业生产模式的清帝国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提议,因此长期对开关的兴趣不大,仅允许广州一口通商。大量洋行洋货在广州聚集,还出现了专门与外商打交道的十三行等本土商行,珠三角成为了中国土洋货进出的唯一口岸。

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

真正名号是“外洋行”,与亚洲、欧美主要国家都有直接的贸易关系

(油画中描绘的十三行盛景可看到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的国旗)

(图片来自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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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最感兴趣的中国的货物不外乎丝绸、茶叶、瓷器,虽然广东也有一定的茶叶产量,但更多的外运货物还是要从长三角、江西、福建获得。位于岭南、浙闽、长三角三个经济带边缘的江西反而变成了交通运输的中心,经济地位比传统经济环境下更高。

比如南部的赣州,是当时内陆通往广东的最后一道税关。这道税关设于明代中叶,位于章水、贡水合流之处。到了清代中叶由于商业往来太过频繁,当地税官甚至可以对价值一两五钱以下的散碎货物免税。在这样的情况下,这道税关仍然是乾隆朝以后全省纳税最多的关口,每年上缴8~10万两白银,最高曾达12万两。

这其中有部分是江西本地特产,比如茶油和瓷器。

直到今天,江西的茶油仍是地区特产,也远销国外

提起瓷器,人们十有八九也是想到景德镇

(图片@图虫·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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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江西的瓷器出口形式并不是成品,而是没有花纹的白瓷半成品,在赣州转口进入珠三角以后,这些瓷器会按照洋行的要求就地上色,被收藏家称为“广彩”。赣州老城建春门内的瓷器街,当年就是存放这些景德镇半成品的地方。

就地上色也算是半定制产品,既符合客户要求,又避免库存积压

(图片@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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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赣州的发达,更大程度上源于它对连接长三角高端货物产地和广州通商口岸的作用。在赣州税关的登记名录中,出现最多的货物就是茶叶和生丝,占到了出口商品总额的60~80%,几乎全部来自浙闽皖等省份。

沿着赣江与赣州进行上下游配合的本省城镇也很多。比如福建武夷山的茶叶,全都要在临近福建的上饶河口镇装载。在清代中叶最繁华的时期,河口镇全城有货船2000多艘,全城遍布客栈、茶叶仓库、地方商人会馆。

相当于福建武夷山的茶叶不能从福建港口出口

却要在江西省内兜一圈,向南从广东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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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河口收茶叶实力最强的商人,还是山西人。在河口囤积福建茶叶后,这些晋商会兵分三路:一路南下供应广州外商;一路向东进入苏南、上海;一路则是继续向北沿淮河进入河南,转入他们的山西老家,最后远达俄罗斯。

山西人曾帮助江西创造巨大的繁荣,如今山西却和江西一样默默无闻,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巧合。

同时在河口镇出现的大宗货物,还有浙江的丝绸和本地生产的纸。此时的河口镇附近,已经几乎没有农民,所有人的工作岗位都围绕金融服务、航运而存在,产业空心化非常严重。

铅山连四纸,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无法完全被现代技术所代替,生产工艺要求又较高

目前连四纸制作技艺已面临失传的危险,急需抢救

(连四纸工艺传承人章仕康给同学们现场演示连四纸制作工艺 图片@图虫·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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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时赣江流域大量城镇都出现了的状况。比如在上饶玉山县城,中介行业(牙人)是最受欢迎的职业,其次便是运输业的脚夫;吴城则成为了徽商的天下,他们擅长的贸易中有一项是木排,每年春节前后会征调大量本地工人从事伐木,由于薪资太高他们甚至开始拒绝种地……

在这场繁华胜景中,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技术和政策的改变,将会让江西成为牺牲品。

相比新一代水运工具

在河流上游的纤夫式水运实在是落后太多了

(1827年的蒸汽船,图片来自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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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优势逐一撤去

其实从前文的描述中能够看出,江西的繁华,是由三个限制性因素构成的:一口通商、禁绝海运和铁路尚未出现。

只有广州通商,意味着长三角和福建出产的货物必须经过江西;禁绝海运和铁路缺失,意味着这些货物的运输渠道只有传统的河道,这种条件下能胜任运输的也只有江西。但当这三个条件逐一撤去的时候,江西的传统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曾经发达的商业也就转而变成了衰落。

事情的转变就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在与英军激战失利后,清政府已经在事实上失去了对东南领海的控制权,对海洋运输的禁绝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不仅洋人的船可以沿着海岸线从广东北上浙闽,连中国本土的海船业也获得了一大波增长。

海运时代将不再有封闭的区域市场

曾经的权力关系必然重组,新的时代是属于新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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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造船条件下,海洋航行的风险已经很小,而且海船吃水深、装货量大,还不需要翻越大庾岭等陆路,是更优秀的交通工具。

与此同时,1843年《五口通商章程》落定,大清除广州外开放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四个港口。生产于福建的茶叶和长三角的丝绸有了更近的出口港口,已经没有必要再借道广州外运,中国的内河航运结构开始从南北向往东西向发展,作为中间管道的江西自然也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之前的贸易状况确实给江西通道带来了繁荣

不过这实在是一种相当畸形的状况

是闭关锁国和一口通商状况下才有的特殊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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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内河商路上的一些交通重镇开始急剧衰落,速度之快超出所有人的想象。

比如在领先于省城发展出金融业的河口镇,很快变成了“家无尺布之机,女无寸丝之缕,烟赌窃盗,游民遍壤,穷惰之害可胜言哉。”在政策扶持下过度繁华的河口一带聚集了太多人口,却没有了过去的优势,在新的竞争环境下只能变成盗贼遍地、烟赌猖獗的无法之地。

赣江上游的情况也不妙。1906年,赣州税关已经无法向中央上交税款,赣州知府还做了说明:“湖丝皆由沪关代收,茶叶则分厘无收。”连带着当地财政也显得捉襟见肘,纳税大户不得不伸手向中央要钱,否则几乎无法安置失业的工农。

如果说在内河方向转变中,江西有什么受益者的话,那也就是南昌九江一带了。

1861年,为配合上海通商,九江开埠,重拾作为赣江-长江门户的商业地位,经济增长极为迅猛。当时《申报》报道:九江的大宗出口“动辄数百万,悉皆由此转入长江各口,行销国内外……较之南昌,有过之而无不及”。

海运+长江取代大运河之后,赣北取代了赣南

但当年赣南的腹地是整个北方,赣北的腹地却只有赣南

总体上讲江西的区位优势大幅衰落

(当然,大家都是上海的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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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省城的南昌,也终于从长江贸易中找回了自己的雄风。鄱阳湖以南的江西特产,如粮食、纸张、瓷器、布匹等,都改由南昌收纳中转。庞大的货运量也带来了一样现代技术——江西第一条铁路南(昌)浔(阳)铁路便是在南昌和九江间建成的,大大提高了高价值货物的允许效率。

到了1920年代,九江一地的出口额已经达到了6000万关两,几乎是江西省的全部。

然而赣北商业的如火如荼还是无法弥补全省因交通重心转移而感到的亏空。再加上昌九两地过于偏北,与中南部城市的联系不算紧密,能起到的带动作用也非常有限,曾在内河贸易中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江西,终究还是变成了空心带,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野。

参考文献

陈晓鸣. 九江开埠与近代江西社会经济的变迁[J]. 史林, 2004(4):88-93.

许檀. 明清时期江西的商业城镇[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8(3):106-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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