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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高原是如何在经济上连接汉地的?

从2022年冬奥会举办城市之一的张家口出发,向北走去,有一条古商道路线——张库商道。

奥运指日可待(图片@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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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商道在明清近代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是沟通内地和蒙古草原的重要商道。其从张家口出发,直抵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后向北还延伸至恰克图,向南延伸至北京、天津,成为连接俄国、中国和蒙古地区重要贸易路线,是一条将华北与更旷阔世界连接的草原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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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隆庆和议到清军入关

明朝从立国开始,便与北方的蒙古人保持了长时间的敌对关系。虽然此间也有断断续续的互市,但明廷更多的时候,还是倚仗在北疆设置的九边军镇来抵御蒙古人的侵袭。

和蒙古人的长期敌对在明前期极大消耗了明朝的资源

而这代价极大的敌对政策主要也是元末明初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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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隆庆和议的签订,俺答汗接受明廷敕封,双方开始互市,明蒙才得以暂时缓和长期的敌对关系,实现正常化,而长城沿线的经济交流也日趋增多。也是从这时起,长城沿线的张家口作为沟通内地和草原的贸易口岸,也从“极目荒凉,诸物不产”偏僻之所,逐渐成长为北方重要贸易市镇。

和议之前,这里就是蒙古大军直捣京师的捷径

所以长期的战争也使这一地区残破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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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使是在明廷严厉管控边境贸易的时候,仍然有边民、士绅、官兵等边塞社会人员积极参与走私。只要是蒙古人所亟需的日用品,在蒙古就不愁没有销路。清康熙年间的多伦会盟,蒙古贵族一致请求康熙帝开放草原贸易,以满足草原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游牧经济相对单一,且相当不稳定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自给自足,断绝贸易对其是沉重打击

(图片@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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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蒙古高原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生产力不高,又缺乏贸易交流,因此粮食、布帛、茶叶等日需品资源十分匮乏,尤其是铁锅这样的铁制品。起初明廷认为铁制品因可重新改制为兵器,故其一直属于明廷管控对象,但最后明廷证实一般铁制品(如铁锅)等难以重新打造为兵器,从而正式放开了铁锅流通管控。

这在当年也是战略物资了,不过优质铁矿多产自东北

所以当游牧民族控制东北时,中原王朝就很被动了

(图片@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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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主要通过出口蒙古人粮食、布帛等以换取马匹这类重要的战略资源,史载“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布帛铺、绒线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

由于天生的机动性

蒙古人在驻牧与游牧,互市与战争之间切换也很方便

听说开关互市了,边关也必然迅速聚集起大量蒙古人

(图片@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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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明廷对马匹的需求度,也丝毫不亚于蒙古人对生活用品的需求。张家口开市几年内,马匹交易总额便从每年2000匹上涨到了3.5万匹。很快,随着张家口马匹交易市场规模不断增大,到万历年间,已经成为九边中重要的互市场地。

不过这类互市往往有弄虚作假的问题

由于是官方之间的大规模采购

那么真马假马良马劣马等就会相互夹杂,还价格不菲

所以这和平,一定程度上也是花了大价钱的

(图片@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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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上半叶,东北的后金开始崛起,其击败蒙古的林丹汗后,为获得日常所需的商品,也开始假冒蒙古人与明人进行互市。

清军入关以后,随着长城内外的内地和蒙古高原都归属于清朝皇帝统治下,对峙状态不复存在,和平稳定的政治局面给双方的贸易扫清了敌对壁垒。

清朝能一统长城内外

也是靠了复杂多样的政治制度安排

明朝在这方面显然难以实现

(地图来自《中国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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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对于清朝控制蒙古高原诸部落也有特殊的意义。

清朝严禁蒙古诸部的交往,以免在高原上形成同盟,同时也限制蒙古人至中原内地。有意识地放开商人在蒙古地区行商的限制,对于满足蒙古王公牧民的需求,维持高原上的稳定,有重要意义。

商人在路上需要歇脚,

张库大道上的伊林驿站就是重要休息点之一

(图片@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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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内地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利润如此丰厚,在利益的驱动下,越来越的人前赴后继赶往草原经商,社会上也很快催生出一类专门从事对蒙贸易的商人群体——旅蒙商。据统计,清代活跃的旅蒙商多达两千余家,计四十万人。

旅蒙商代表之一的“大盛魁”

其发家之时的创办人就有山西太谷人士

太谷城内也存在着不少晋商商号

(图片@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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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蒙商道

当我们追逐旅蒙商人的脚步,可以明确看到清代北方三条重要的贸易路线。

第一条:从张家口出发,经过伊林(二连浩特)、库伦(乌兰巴托)、南北恰克图通往俄国的西伯利亚,这就是张库大道主线。

第二条:经张家口、多伦诺尔,通往贝子庙(锡林浩特)、昭乌达、呼伦贝尔等地,为东北方向;

第三条:以归化城为始点,经阿拉善高原,通往伊犁、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为西北方向商路。

通向东欧的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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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连浩特和锡林浩特是两个关键性的中转站

(图片@杔格 山西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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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五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后,张库商道的北段终点也顺势延伸至中俄边境的商埠——恰克图,而旅蒙商贸易也因此进入黄金时期。“百货云集、市肆喧闹”“漠北繁富之区”所讲述的便是张库大道北方终点恰克图的繁华景象。

恰克图与买卖城,合成双城

这一区域也成为对俄贸易的主要中转点

(1851年地图,图片来自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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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克图开市之初,各类丝织品是清朝主要出口商品。但是很快,因价格低廉、穿着适宜而受到俄国人广泛欢迎的中国棉布在贸易结构中的占比也迅速上升。到乾隆朝后期,中国出口总额有三分之二是对俄出口的棉布。另一方面,受到中国人热捧的俄国西伯利亚毛皮也在18世纪牢牢地占据了对华出口市场。

俄国人虽然相对无缘海上贸易

但横穿西伯利亚也成功接入了中国市场

这个小小的贸易点撬动的是东亚与东欧两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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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俄贸易过程中,俄国东部边疆的人们接触到了茶,他们很快再也无法离开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饮品,无论是红茶,还是绿茶,都渐渐成为俄罗斯人家庭所必备的饮品。

商人妻子品茶画作,进货顺便给老婆带一份

(图片来自wikipedia@Boris Kustodi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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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庞大的茶叶需求,也进一步刺激了恰克图贸易的发展,进入19世纪后,中国产的茶叶独占恰克图贸易的鳌头,成为对俄出口最大宗的货物。到1847—1851 年,俄罗斯从恰克图进口贸易总量中有95%是茶叶。清朝被迫因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俄国人还积极在中国开设茶厂,使茶叶生产进入了工业化时代。

整个欧洲(包括俄国)对茶叶的需求都在增长

从中国经西伯利亚陆运是一方面

从海路运至俄国黑海港口也是一方面

(黑海之滨,巴统的茶叶仓库)

(图片来自wikipedia@Sergei Prokudin-Gorsk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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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库商道北路恰克图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西伯利亚地区的经济、社会、城镇的发展,而俄国政府为了进一步获取毛皮,也加大了对西伯利亚的开发。一个副作用是,清朝企图通过把持俄国贸易命脉来抵御俄国对清朝北疆边境的侵扰,却造成了他们对东方越发贪婪的开发。

毕竟离不冻港已经很近了

俄国人是不可能满足于外兴安岭以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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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对旅蒙商人的影响暂时还没有体现。通过张库大道的贸易,这些人把持了茶叶种植、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等多个环节。而恰克图,也被当时的西方人誉为“沙漠威尼斯”。

恰克图的三一大教堂遗迹

(图片来自wikipedia@Аркадий Заруби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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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蒙商群体对蒙地的影响

面对如此广阔的市场,山西商人选择了奋力开拓。从明末开始,大批晋商趁势崛起,逐步垄断了旅蒙商贸易。尤其是“大盛魁”商号,不但是晋商中的典型代表,更是得到了清廷官方的支持,有着政府背景。

晋商首先要走出山西,先让自己的生意遍布内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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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清廷政策扶持的旅蒙商获得了一部分特权,有权垄断蒙地的经营,甚至有权给边疆军队供应粮饷,一度可以代替清政府在部分蒙地收缴赋税。但旅蒙商所获得的特权也并非没有限制,比如说旅蒙商虽然能获得在蒙地合法经商的 “龙票”,但这种盖有皇帝印玺的“龙票”数量非常有限,普通商行难以获得。

同时,旅蒙商还和蒙古王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少蒙古王公前往北京朝觐皇帝的路费,便是由那些旅蒙商代出,只不过是以高利贷的形式。

比如类似张家口大境门一类的长城关口,

为当时诸多蒙古王公进京面圣的必经之地...

(图片@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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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旅蒙商在蒙地开展的赊欠借贷业务,也需要蒙古地方政府出具一种凭证,上面写着:“父债子还,夫债妻还,死亡绝后,由旗公还。”将蒙古王公的命运和普通牧民的命运结合在了一起,一旦王公们作出担保,就必须负责欠债的追缴,不然就要拿自己的财产进行赔偿。

在旅蒙商人的经营下,不少蒙古王公和普通蒙古人都与复杂的商业高利贷绑定在了一起。

清朝在长城以北遍设盟旗

在政治制度、宗教方面将蒙古族的活动逐步固定化

一方面削弱其游牧特性,一方面使商业更加容易展开

(图片@《中国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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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是,在茫茫草原放贷,债务人随时可能跑路,风险确实很大,商人们抬高利益本无可厚非。但在清朝的制度下,牧民其实已经与土地严格绑定,没有了举家逃跑的机会,继续沿用明代的思维放高利贷,便会让这些人不堪重负。

游牧民族的定居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是在进入近代后速度大大加快

除了内蒙,外蒙古的定居化也很迅速

(1972年,乌兰巴托附近的蒙古包片区)

(图片来自wikipedia@Vadas Rób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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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偿还高利贷,迫使不少蒙古牧民只能拿出自己的牲畜抵还,畜牧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

但旅蒙商贸易的发展,也带动了一系列草原城镇的兴起。到乾隆朝初期,归化城、多伦诺尔等地均发展成为了十数万人规模的大型城镇,旅蒙商则以这些新兴商业城镇为中心,在蒙地草原组成了一张庞大的贸易网。

俺答汗笑而不语

(图片@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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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旅蒙商还改变了蒙古地区单一的畜牧业结构,逐步衍生出了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多元化经济,丰富了蒙古人的经济社会生活。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旅蒙商逐渐在蒙古地区失去了经济政治特权,在商业活动上渐渐落于下风,失去了贸易市场主导权。

19世纪后期,以列强洋行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势力已大举侵入蒙古内陆,旅蒙商迅速被排挤出蒙地市场。而几个世纪的贸易动脉——张库商道,也不复能见驼铃声阵阵的景象。至于在蒙地久负盛名的“大盛魁”商号,也在20世纪上半叶正式关张,成为了令人唏嘘的历史见证者。

张家口的诸多商号、银号也渐渐被外国洋行所代替

(图片@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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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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