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如何理解中国政治道路的逻辑？ |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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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宁 |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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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国是如何在不平等、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摆脱多数后发国家加工基地的宿命，脱颖而出的？这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成就，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全新经验。如何理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有哪些内在逻辑使得中国实践有别于其他国家与地区？作者指出，中国的道路不是教条，不只是模式，而有着具体的经验与具体的操作规则。“三统一”构成了政治发展的基本制度，这些制度事实上回应了中国在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流动、财富增加、关系与身份变化等新格局及相关诉求。这些实践体现了两种核心逻辑：第一，通过受教育、经营性的活动、生产性的活动和创造性的劳动，而非政治性操作来实现价值与美好生活；第二，一个权力中心，避免分配性激励，同时实现战略性发展。本文根据作者在2019年8月首届“重新发现中国：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高级研修班上的演讲整理编辑而成，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三统一：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

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简单的说就是“三统一”。所谓的“三统一”,按政治语言说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一）党的领导：民主阶段认识的形成

简单的说，所谓党的领导，就是要集中国家的权力，实行工业化、现代化、战略性的发展。

实际上我们和西方的不同有两个类型，一个是性质上不同。另一个是阶段。按西方的说法，我们目前处在工业化阶段，而西方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民主问题也是这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区别。例如西方讲民主涉及到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但是我们在现阶段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比如，美国和英国在工业化初期就有点双开放。美国的民主一开始就有选举。但和后来的选举又不一样，有很多限制。美国从1789年就有了第一次竞争性的选举。但是那个时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选。1800年，美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大选。到了1840年，美国现代选举的要素基本上就具备了，一直到2016年，美国选举才有实质性变化，特朗普利用政治心理测绘学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做选民的行为干预，取得了成功。这是自1840年以来跨时代的——也许在人类政治史上也是划时代的，或许真正宣布着民主的死亡。因为它可以精准的对每个人进行行为干预和思想干预。

但是别的国家就不是这样。欧洲的大革命基本上不是双开放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就变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又变成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路易·波拿巴是被选上皇帝的，历史上也有皇帝是民主产生的。他选总统得票率90%多，据说选皇帝得票率还要多1%。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差点变成法兰西第三帝国，它被德意志的帝国打败了。到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还是现在这个模式。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于1959年1月1日，现在这个体制确立于那个时候，而不是1789年。

（二）民主的第二通道：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把民主变成权力和权利的二元结构来看，早期的民主在多数国家都是在工业化时期建立的，都是不开放权力的，也就是没有选举。不通过选举进行权力的建构，那么民主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开放和一定程度的自由。

义乌1982年发生了“农妇告县官”，中年妇女和县书记吵起来，引发了一场大辩论、大调查。1982年开始，义乌县委作决定“四允许”，义乌由此腾飞。1982年义乌县委的文件和明治维新时明治政府的文告语言是一样的。民主，邓小平讲的是调动积极性；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就是“预期”，是“四允许”，允许农民进城经商等等。明治维新叫作“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明治维新有“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於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美国大使赖肖尔写日本人时对明治维新的“五条誓文”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其中的关键是第三条：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官就是皇家，武就是武士，就是日本的精英阶层。庶民，就是农民，城市的市民，满足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意愿，使人心不倦，就调动了社会的积极性，日本三十年得以崛起。

后来我发现，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讲了抗日战争时候的民主。他说，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这和邓小平几十年后说的话是一样的。我们过去对民主的理解就是一种形式，形式就是选举、言论等等。但是当我们深入到社会功能那一层意义上时，才可能理解作为一个国家的掌权人，他怎么理解民主，以至于在各国的历史上，民主究竟其含义是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民主体现为“三统一”。所谓的三统一，就是要把权力集中在国家手里。其次要让权利开放。计划经济时代，权力都是收的。管制经济下，会给每个人安排工作，每个人都属于一个经济单位，农村要政社合一，都是机械的。每个单位都是一个车间，每个人都是劳动人，而不是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这样的体制被证明没有积极性，所以没有效率，所以要改成现在这样。所以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按学术语言来说，如果民主意味着两个通道，一个意义是通过政治参与通过选举，来建构权力，通过权力来建构规则和法律，政策制度等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给人民以权利的保障，形成有社会预期。制度是否民主，就是在于有没有预期。回到赖肖尔讲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改变了日本。它把日本从世袭为主要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决定地位的社会，促成了社会的价值转变，社会的指挥棒彻底变了。万类霜天竞自由。你只要自己努力就能得到一个大致可能的效果。

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一样意味着从文革当中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为主决定地位，变成了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主地位。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都是如此。这意味着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凭借着个人的努力，就能够实现个人的价值。这就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动力。

（三）依法治国

依法治国这个问题的提出，当时叫民主与法制，也从文革中总结而来。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一是大家的意见没有得到发挥，不能够反映实际的情况，一错再错。没有法制意味着不稳定，不制度化，太容易变化。所以，邓小平说，民主的好处就是不能因为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

但是“三统一”不全是这个意思。当时的写法是，党领导要依法，人民群众实行民主权利要依法。现在的依法治国相当于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之间立的契约，实际上是党和人民关于领导体制的一个约定。

党的领导明确了大事是共产党说了算，但是要用法治的方式来实施。是说领导是按照我们公开约定的规则，也就是法律保护的政策来实施，而不是随意的，不是朝令夕改，不是不受监督、不可考察的。这就是依法治国的意思。

▍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  

我接下来将对“三统一”做进一步的分析：为什么中国在这个阶段要实行这样一种制度。我认为这个制度是阶段性的，也是各国的经验。 

工业化阶段的社会状态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间的关联可以用四个变化来连接：社会大流动，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身份大改变。放开了权力以后，群众的积极性来了。积极性就是追求财富，使人心不倦，满足各个阶级、各个集团、各个人的欲望。

这里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就是通过经济社会，包括生产活动，经营活动，创造性的劳动三大类来实现意义。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纪念77级高考，有一部纪念片里有这一句话：“恢复高考是社会价值的转变”。其实不在于高考。高考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它的本质是社会的分层。高考的本质是淘汰，是精英选拔机制。

另一种是政治。就是通过正当的集体行动，通过政治参与来改变规则、实现自己的利益。比如说生产性激励和分配性的激励。在工业化阶段，这个逻辑对应的比较好的体制就是关闭权力。共产党领导的同时，让很多人来参与其中，这就是分配性的激励。

近年，我们的白皮书有一个重要变化。以前中国怎么讲民主，讲共产党的领导，是说共产党的优势：共产党是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把人民顶在头上；共产党每个人都有牺牲精神，没有自己的私利。而现在是功能性的阐释，比如说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一以贯之的实施。从客观上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必须关闭权力通道，开放利益。这效果就形成了一种生产性的激励。想实现的价值，实现美好新生活，只能通过受教育、经营性的活动、生产性的活动和创造性的劳动，而不能通过政治性，这就是中国道路的逻辑。

▍中国道路的经验

还有一个逻辑是“利出一孔”，是管子的话。这一点源自传统的法律。“利出一孔”就是由于有一个权力中心，第一可以避免分配性的激励，同时它可以实现战略性的发展，这个更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整个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抑制性的环境中，作为加工基地的情况下怎么去脱颖而出、杀出重围、后来居上。因此，肯定不能走别人的老路，中国讲创新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模仿发达国家、亦步亦趋地跟着他们并不可行，因为他们是前，所以必须要另辟蹊径，因此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一）保障人民权利与集中国家权力并举

中国怎么能够走出自己道路？可以说，依靠实行战略性发展，也就是邓小平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什么叫战略性发展呢？我们通过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四个问题。

第一是建立规划。国家把事情统起来，制订五年计划。二是原始投资。政府来给第一桶金。资本主义第一桶金是羊吃人殖民战争来的，中国没有这些条件，人民革命不可能再残酷地剥夺某一部分人，也不能去抢外国。因此只能自己想办法，就用金融的手段，用借贷的手段，利用土地财政置换吸引外资的手段来解决。 第三就是基础设施。中国的基础设施是世界学习的，中国被称为是一个建设大国也是从这儿来。世界上所有的工业化的经验都是搞开发区，因为都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农业社会向工业转移过程中，旧城改造很难。新区开发比较好，可以集约化操作。这是中国经验。也是世界各国经验，但是中国做的最好。大家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开放改革的，它不是从农村开始，而是开发、开放实验区。汕头、深圳就是这样来的。第四是软环境。法制、民主、教育等等提供了制度性服务软环境。

（二）重点发展协商民主

第二就是协商民主为重点，就是在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要以协商为主。背后的问题是，中国现在一方面需要民主，一方面又不能够开放全局，不能够加强竞争性。 

这个问题的推进首先是江在1991年提出来的，他在1991年的人大会上讲，有两种民主形式，一种叫选举民主，一种叫协商民主。“发展协商民主，是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向和重点。”这意味着选举不是方向，不是重点。

中国的民主需要和西方民主对比，才能够说得清楚。西方的民主是“点主子”。当时，西班牙的首相要跟着小布什去打伊拉克，西班牙的民众坚决反对。当时说80%的民意测验反对，后来就发生了马德里大爆炸。这非常典型：西方选举民主，选上谁，就要听谁的，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特朗普上台后，兑现了选举承诺的三大政策。第一条核心政策就是改变白人主从结构，开始修边境墙。第二，阻止难民大规模进入美国，墙修起后，他利用巡逻的方式来管。第三，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奖励福利，跟中国打贸易战。这里，主要的分歧是奥巴马医改。美国社会从来没有过这种分歧，但是特朗普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可以照样推进。这是非常典型的西方情况，它有民主，形式上是大家选的。

而中国的选举只有一个出口，但是中国还是有民主的。当然，有人说这有点狡辩。政策民主意味着我们可以商量，可以在政策上体现结果，差别更多体现在程序上。当然，不完全如此。国会的民主体现在政治上，国会可以进行辩论，各种民意的测试，应该说，这些都是不同的形式，但是目前的选择适合我们现有阶段性。在我们不能够开放选举的情况下是代偿性的。

（三）循序渐进地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

第三，我们是权力渐进性，就是逐渐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保证人民的权利，扩大人民的权利。这是中国的经验，当然也是意识形态。

中国改变了政策，不是一下子改变的，参考了台湾地区的经验，第一是基层选举。第二就是宪章，也就是所谓的诉讼路线。选举是乡式选举，民进党利用选举来做政治动员，利用民主式的大选培养力量，形成队伍，制造舆论。宪章则存在更大的风险。通过法律手段，用一种合法的、精准的手段进行诉讼。简单的诉讼，什么叫宪政呢？宪政就是宪法的司法化。这里有理论问题：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实际上意味着国家的政治原则和它的政治价值、伦理。但是既然是个原则、价值，它就有方向，是管长远的；按照中国的政府数据，那么一管长远，就意味着不能够马上实施。而宪政主张、策略就在于要求立即实现宪法的诉求主张，就是要把宪法变成法律，把法律变成诉讼。

我们来看看美国宪法。美国五大政治文件、立国之本中，第一就是独立宣言，宣扬平等、自由，人生而平等。然而，美国宪法居然保留了奴隶制，没有实现平权，直到通过宪法十四、十五修正案后，美国才在宪法层面上实现平权。美国宪法变成法律，由美国联邦制变成各种法律，体现了宪法原则的法律，是到了约翰逊的时候，去美国建国已经快有200年了。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一部宪法，一部基本法变成法律，法律再变成事实，这就是政府的发展，这就是政治道路，要走很漫长的。

马克思主义观点是要循序渐进，权利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法赋的。权利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逐渐赋予的，所以中国一定要很慎重，既不慢也不快。现在强调人民群众，强调以人为本位，强调把人民的利益，实际就是人民的诉求。如果晚，就会发生颜色革命。如果快，就会出现经济社会危机。所以你要在时间到达的时候。

（四）“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

这个是中国经验。那么，为什么要摸着石头过河？难道不能够顶层设计？其实是有顶层设计的。1949年的时候，1978年的时候都是顶层设计。

这里，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钱学森曾总结了一个理论，叫系统工程理论。他说，要搞科学、搞事业、搞经济，要有系统科学。这个系统科学实际上是三个问题：第一，要有总体设计部；第二，在总体设计的情况下，分步式设计；第三，把分步实施设计出来的部件再系统集成。钱学森曾经很喜欢香山会议，其中一个考量是，这个理论是否能运用在社会科学。

但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在整体设计中，必须是一个思路，不能有两个思路。但是社会科学领域很难是一个整体，是政治学上讲的利益综合——是各方面的利益，有各种力量参与。而一旦形成了体系以后，就会有排斥。新的因素进来和原有的制度政策会发生冲突。第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社会政策一旦实施，就形成结果，形成了利益，进而生成固化的结构。想改变并不容易。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逻辑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当我们要改革，还不知道怎么改革的时候，我们首先确定什么不能改，所以才回到了这个逻辑。这是中国改革的大逻辑。在邓时期，在已经出现苗头的情况下，提出来我们有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上讲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特点之一是与时俱进。这就是说要做与时俱进的反应，但是有些基本的东西不能丢。今天我们把它叫风控，防风险，让它可以有回旋的余地。摸着石头过河还有这层意思。

▍结语

所以“三统一”、协商民主为重点、循序渐进的发展人民的权利和摸着石头过河，还有就是探索式的发展，这是中国改革四大经验。这样的经验支持了中国的道路。中国的道路不是教条，不是模式，而是需要有具体的经验、具体的操作规则来对应。由于只有坚持这些经验，在现阶段才能保障体制的有效性。这是一体的。

不是说这样研究中国话语的时候，认为我们有一套，我们有这个办法，这就没有问题。这些东西是要不断复制的。

本文根据2019年8月《文化纵横》杂志社与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重新发现中国：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高级研修班上的讲座整理、编辑而成。未经本人审阅。文章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本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