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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局】讲真话的乡村女教师:基层形式主义何时休?

近日,湖南永顺县乡村语文教师李田田在自媒体上推送文章《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质疑学校频繁迎检、教师忙于“扶贫”、耽误课程等形式主义现象。

因为文章引发了相当关注,当地教体局深夜约见,让李老师备受压力;而目前,在媒体深度跟进、州委领导亲自介入后,李田田的实话受到了印证,“惊吓”也得以解除。

虽然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但它所反映出的基层现实倒也格外“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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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田田老师微信朋友圈截图(图源:上游新闻)

“忍”术

李老师文中有不少心痛无奈之语:

“开学以来,学校几乎每周都有检查,隔两天,我们就要带学生大扫除。停课扫地是常有的事,我的语文课已停滞不前。

老师得走访扶贫,我身上就有五户贫困户,得时常与他们联系。这不,本周末老师们又要下队走访,算老百姓收入,搜集整理信息,填写各种资料。有几次,检查应急,我们老师不得不停课去政府加班,让教室空堂,我们把那400多个学生置于何地?把教育置于何地?”

唏嘘之余,岛叔发现这篇文章所揭示的种种,在各个贫困地区实在是再普遍不过。

客观上讲,农村中小学历来是形式主义的重灾区,这不仅是因为学校管理本身就陷入了形式主义的魔咒,还因为教育系统作为各农村地区最庞大的事业单位群体,需要深度介入当地的中心工作,自然容易受到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响

比如李老师文章中写到的脱贫工作,这些年来,脱贫攻坚成了贫困地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而具体到教育系统呢,它本身就面临着与其业务相关的政治压力,如控辍保学等工作直接关系到脱贫验收,各学校都得花大精力监控留守儿童、贫困家庭儿童等重点群体。

再加上,在一些深度贫困地区,由于贫困人口众多,扶贫任务大,凡是公职人员都有帮扶任务。像李田田这样工作才几年的年轻老师,也有5个对口帮扶对象。

在这种情况下,业务单位聚焦主业,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

像岛叔调研过的一些贫困村里,扶贫工作队有公检法的,有医院的,有学校的。这些单位本身业务就比较繁忙,还要承担繁重的脱贫攻坚任务,要说对本职工作没有影响,怕是自欺欺人了。

李田田老师说,她的学校最近几年都是忙于迎检、做材料、入户,乃至于影响了教学进度,可谓一点都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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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女教师李田田(图源:上游新闻)

只不过,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工作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从党性、责任和担当的角度看,各单位和党员干部配合中心工作,是不能讨价还价的

岛叔在和扶贫干部交流过程中,发现大部分扶贫干部首先都对脱贫攻坚工作有较强的认同,认为参与其中,的确是党员干部应尽的责任。

再者,他们也觉得这是“分内之事”,即便另有专业职责,但扶贫也算是“临时分派”或组织交办的“其他事项”,这在业务工作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再次,基层的朋友虽对扶贫工作的形式主义深有体悟、多少都有怨言,但理性分析,觉得这也难免;况且只要脱贫摘帽后,事情就完了,也就“忍”了,所以说,扶贫干部一般是不会公开抱怨甚至反抗的。

按照李老师在文中所言,她算是“忍”了很长时间,私下应该是表达过不少意见的,以至于还有同事劝解和开导她要有“政治觉悟”

但不管怎样,她的这篇文章终归算是“意外”——也许是她入职时间不长,平常又喜欢自己写点东西,对有些事情不吐不快

但对于大多数扶贫干部而言,他们却早已习惯扶贫工作中现有的“工作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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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田田老师微信朋友圈截图(图源:上游新闻)

由来

本质上讲,扶贫干部们的“焦灼”现状,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有关。而如何保证集中力量办大事?主要依靠党政统合机制。

一直以来,扶贫工作作为一项“业务”,是扶贫办和乡村干部的工作,和其他干部是关系不大的;然而,一旦把脱贫视作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且赋予时间压力(即在有限时间内完成任务),扶贫工作就会从众多的“业务”中独立出来,成为远超其他业务的“重点工作”。

在特定的地区和特定的时间节点,“重点工作”还会进一步提升,成为“一把手工程”,再进阶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

李老师文章里说,开学以来每个星期都要迎接检查(区检、县检、州检、省检、国检),还要频繁入户做材料,出了错还要追责——这应该是当地的脱贫攻坚工作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要接受第三方评估和摘帽检查。

鉴于脱贫摘帽的重要性,各地基本上都是抱着不能出一点错的心态在做准备工作的。而在“非常态”工作压力之下,形式主义也由此产生:反复检查,反复查找漏洞,反复动员,反复加压,总之是要尽最大限度保证“万无一失”。

问题在于,“百密一疏”总是在所难免,只要认真,总能挑到“漏洞”。岛叔就观察过不少贫困地区的迎检工作,基础工作不可谓不扎实,检查准备也不可谓不认真,但极少有不出纰漏的。

如果碰到一位理性一点的上级领导,还能够得到理解;但要是碰到“不讲情面”的领导,就会本能地怀疑下级工作不扎实,进而要求整改。

在李田田老师的事情上,岛叔是支持这位年轻教师的;而对于当地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的行为,却也不无同情性的理解。

从县领导的角度上说,全县干部、群众辛辛苦苦脱贫攻坚了好几年,好不容易到了要成功的时候,若突然因为一篇反映形式主义的文章而被否定了成绩,怕是有点冤枉。

对于当地教体局来说,就更承担不起这种责任了。合理推论,局里领导肯定是接到了县相关领导的指示,需要妥善处理李老师反映的问题。但谁都明白,且不论李老师反映的问题多半是事实,即便和事实有出入,也谈不上是什么错误。

要正儿八经采用制度手段去处理,还真不好弄。于是教体局采用了一个“非正式”的治理策略,让其亲戚去做工作,并以关心的名义沟通。

只不过这种柔性方法操作得并不成熟——要求李田田连夜冒雨进城,还找到其宿舍要求其签字,传递的怕是相反的意思。

这么说来,这个事情倒也很难说该由谁来承担责任。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问题,有其深刻的制度根源;只要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隐藏着诸多的政治信息,不能用简单的行政理性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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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核实确认贫困信息

形式

为了完成中心工作,地方党委政府会集中调配资源,领导注意力也多集中于此,工作要求和考核权重都会迅速提高,而由此而生的形式主义,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重点工作的容错空间小,基层必须采取措施“避责”,把工作做扎实更是最好的“避责”。但在实践中,怎么样才算是“工作扎实”,就很难讲了。

有些地方工作确实很扎实,但不一定对得上上级的指标体系;更要命的是,“意外”又总是难免。

“避责”的关键慢慢就变成了,一旦有“意外”事故,或上级“意外”发现纰漏后,马上采取措施合理解释——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事都“留痕”,让上级有据可查。

李田田老师反映形式主义问题后,有关领导拿一个县里出示的解释文本让其签字,就是出于“避责”和“自保”的考虑,万不得已的时候对上级和公众有个交代:你看看,连李老师都承认了,她说的有点片面。

二是重点工作的“重要性”,上级往往只能通过提高要求和领导重视来体现。

平心而论,在一般贫困地区,在如此之大的扶贫资源投入下,按期脱贫怕是问题不大。然而,要把脱贫的成绩真正体现出来,怎么弄呢?只能用标准数字、文字、图片、实地“盆景”来展示。

基层不断做形式主义工作,一方面是要把实事呈现出来,另一方面,至少表明一种态度。否则,“连形式都不做,怎么能说是重视”?

长此以往,上级和基层就陷入了一个极其吊诡的境地:领导越是重视,越是下基层调研、检查,基层就得做越多的形式主义工作来回应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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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有关脱贫工作中的形式主义的照片

近年来,为了解决基层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很多事无巨细的措施也都一一落地,但从基层的反映看,效果尚不明显。

比如“四不两直”调研(岛注: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虽然减少了一些迎来送往的工作,但某种意义上,基层更是紧张了——得做更多的形式主义工作以备检查。

说白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本身就是科层组织的产物,在封闭体系内很难根除。尤其是在治理现代化还未达到一定阶段的情况下,单纯在体制内去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最可能致使的结果不是二者的减少,而是其更多的“繁衍”生机。

那出路何来?岛叔觉得,解决这一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取道于民主集中制和群众路线。毛主席就说过: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李田田老师说了真话,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领导认真接受批评,加以改进就是了;如果有不同意见,那也只能用讨论、说服的方法,不能压服。

所幸,针对本次事件,湘西州州委书记叶红专已经表态,湘西州将整顿一切形式主义的检查,教师有什么好的建议,支持公开发表,并及时予以调查解决;今天,由永顺县纪委监委牵头的调查组也正式成立,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并严肃处理。

当然了,李老师反应的问题,也不是永顺县一地存在的问题;州委领导为她说话,其实也是为永顺县和其他地区的相似困境解套——将来还是少搞形式主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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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顺县人民政府相关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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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田田最新微信朋友圈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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