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蓄谋已久还是偶然发生——卢沟桥事变起因探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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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危急！平津危急！

抗日战争纪念馆馆内的卢沟桥事变半景画

1937
年7 月7 日，宛平城外的一场日军“丢人”事件酿成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点燃了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线。80
年来，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关于事变的起因存在“阴谋”和“偶发”两种观点。日本更出于推卸战争责任和遮掩不光彩历史的需要，故意曲解历史。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梳理中日双方史料，来揭开日本阴谋发动卢沟桥事变这一历史的真相。

华北分离　阴谋暗起

自1933
年5 月中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以来，日本抓紧消化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侵略果实，中日关系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历史阶段。到1935
年，日本华北驻屯军和关东军又开始了阴谋将华北变为日本势力范围的分裂工作。这种意图在《昭和十年一月大连会议关东军说明事项》中可见一斑：“我军在北支与支那驻屯军及北平武馆等协作下，正逐次扩大使南京之政令失去效力之形势，如是讲究诸般施策，非有诚意忠实实行我军部要求之政权则不能使之存立。为此应坚持主张我之正当权利，即对所有未解决问题及不法行为提出要求，追究到底，由此导致现北支政权崩溃亦在所不惜。”

在这一分裂意图的指导下，日军从1935年5月开始，陆续以天津日租界亲日派报社社长被暗杀、东北义勇军孙永勤在《塘沽协定》划定的非武装地带活动、关东军特务潜入热河省绘制地图在张北县被中方扣留、伪满洲国官员在热河省西部东栅子遭狙击等事件为借口，要求中方撤出河北省、察哈尔省直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势力及其机构，否则立即开战。到6月底，中日双方经过反复交涉，中国华北当局全面接受日方要求，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

日本华北驻屯军装甲部队在做临战准备

1935年8月6日，日本陆军省向关东军、驻屯军等发出了《对北支那政策》的指示，要求将河北省、察哈尔省、山东省、山西省、绥远省“华北五省”变为不受南京政权政令影响的自治色彩浓厚的亲日满地带；消除华北地区的“一切反满抗日策动”，日本和伪满洲国之间实现“经济文化融合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陆军省在附件中加了这样一句说明：“外务方面也已非正式表示对此趣旨不存在异议。”由此可见当时的侵吞华北政策已经开始成为日本政府对华侵略的既定国策，使得在华日军的侵略气焰更为嚣张。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在1935
年9 月24 日的声明中也指出，华北分裂的任务就是“必须改变并确立北支政治机构，当前则须指导组成北支五省联合自治体”。同年11
月，殷汝耕在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指使下于通州发表自治声明，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在《塘沽协定》所划定之非武装区建立了事实上处于日军操纵下的独立政权。为了克制日军继续以“自治运动”来分裂华北，12

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统辖河北、察哈尔两省政务、军务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来作为缓冲，从而以表面“自治”来瓦解日军分裂中国的企图。

1936年1月，日本内阁通过了《第一次北支处理要纲》，进一步说明了实现华北五省自治的意义和方法，“华北分离”正式成为日本国策。为了增强华北日军实力，同年4
月，华北驻屯军兵力从1771 人增至5774 人，增到原来的三倍之多。到11
月，关东军也不甘寂寞，加紧谋划在内蒙古地区的分裂活动，援助原清朝蒙古亲王德王向绥远发动进攻。

1935 年成立的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华北危急！平津危急！

日军的侵略不断激发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20
世纪30
年代中后期的中国既不是甲午中日战争时那个外强中干的没落王朝，也不是九一八事变后那个内战不休的国家。中国人民决心团结抗争，南京国民政府和华北地方当局也积极周旋，这让日本感到“分离工作”的艰难。为了改变现状，曾密谋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拟定了《对支实行策改正意见》，提出要“清算华北特殊地区的观念，纠正以往酝酿华北五省独立势头”。日本华北驻屯军则加紧在平津一带军事演习，试图以军事压力逼迫中方就范。

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两次制造丰台事变，逼迫中国军队撤出，从东、北、西三面包围北平，使得华北气氛越发紧张。1935 年以来日本政府的“华北分离”政策史料，成为支持卢沟桥事变阴谋论的有力依据。

卢沟桥畔　真相还原

战火首起地点卢沟桥，位于当时北平西南宛平城附近的永定河上，扼平汉咽喉，是北宁、平绥两条铁路的要冲。日军控制丰台后，卢沟桥便成为平津联络内地的命脉。1937

年，日军在卢沟桥附近的活动越发频繁，空气骤然紧张。据《今井武夫回忆录》记载，当时东京政界的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私下里盛传：“七夕之夜，华北将重演像柳条沟一样的事件。”为此，石原莞尔专门派人来华北调查。后来，谣传变成了现实，这成为支持阴谋论的又一重要依据。

七七事变“阴谋”和“偶发”的最主要分歧就在于事件的起因，突如其来的枪声和失而复得的日军“丢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更好地还原真相，笔者借助日军的战斗详报、华北军政当局与国民政府的往来电报以及当事人今井武夫、秦德纯、王泠斋的相关回忆来还原事变当夜的经过。

志村菊次郎

1937
年7 月7 日晚上7 时30
分，日本华北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卢沟桥附近开始夜间演习，演习内容包括利用黄昏接近敌军主要阵地和黎明冲锋。日军战斗详报中称，因知道龙王庙附近设有中国军队第二十九军的阵地，日军改从龙王庙附近向东面大瓦窑进军。当晚10时40分，该中队自称突遭数发子弹射击，中队长清水节郎立即中止演习，吹起集合号。正在这时，又从宛平城方向射来十数发子弹，该中队由此认为中国军队在挑衅。第八中队在大瓦窑西面碉堡附近重新集结后，发现士兵志村菊次郎失踪，于是一面下令准备应战，一面派传令兵向上级报告。驻扎丰台的日军第三大队听闻之后，也紧急集合起来。到1937年7月8日零时左右，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接到报告，当即表示同意第三大队准备战斗，派联队副队长森田彻到现场调查，慎重处理，必要时可断然处置。

突如其来的日军战备状态，让中方也感到事态很严重。时任河北省第三行政区专员兼宛平县县长的王泠斋，一面通知驻军营长金振中对城防切实戒备，一面命令警察保安队代为搜寻失踪日兵。历时一小时毫无结果，王泠斋亲赴北平市政府及外委会报告。日军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提出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失踪日兵的要求，若中方不同意便以武力强行进城。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市长秦德纯为弄清事实真相，决定派王泠斋和冀察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瀚、委员林耕宇去北平日本特务机关交涉。其实，失踪日军士兵志村菊次郎在1937年7月8日零时20分左右已经归队。关于他失踪的原因，有人认为他是个新兵，深夜上厕所返回时迷失了方向；也有人认为他是因为天黑失足掉进了十几米深的沙坑而晕倒在那儿，才误了归队。这从事实上说明了日军“丢人”与中方无关。但是松井太久郎转而坚称放枪的中国士兵逃进了宛平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

为了进一步施加压力，日军增派步兵一个中队、机枪一个小队抵达宛平城东门附近，第三大队的主力也集结于卢沟桥火车站西南方向。1937年7月8日零时20分，日军第三大队占领“一文字山”

，并在山上开设了无线电台。正在通州露营的第一大队也受命在北平东郊朝阳门外射击场附近集结，向丰台进发。中国驻平津地区的第二十九军也加紧做好防备，中日之间走向了大战的边缘。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方派兵增援

上述“放枪”和“丢人”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当夜最主要的两件事。中方认为，日军没有“丢人”，就算丢了也是日军自己的事，志村菊次郎的归队让日军阴谋破产。“放枪”也绝非中方所放，中国官兵当时多在睡眠中，枪声是日方为谋求“华北分离”而策划的阴谋。日方则在后来交涉中回避了“丢人”问题，转而以“放枪”是中方的挑衅来逼迫中方让步。日方同时加紧部署军队，试图以武力威压使中方屈服。

多年以后，日本联队长牟田口廉也承认：“我当时一是想打一仗，出出威风，二是怕受到处罚，所以隐瞒了这个事实。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就此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日战争。”大队长一木清直在采访中回忆：“当时接到报告士兵已经回来了，没有异状。但是，我的想法是联队长既然让我就此事进行交涉，如果就这样算了，中国方面会怎样宣传就不知道了。此前的‘丰台事件’就是例子，也许会让他们产生只要敢真枪实弹地对付就可以让演习的日本军队逃跑这样的概念吧。如果是那样，对日本来说是很遗憾丢脸的事情。”

上述事实已经表明，七七事变是日军蓄意所为。近卫文麿在日本投降前的《为和平努力》文件中半遮半掩地承认：“卢沟桥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今天，还是莫明真相，如果要问哪一方面先动手的，我总觉得我们这方面有点可疑。”但是日本在战后出于各种目的，改口称是中方军队打响了突如其来的第一枪，不仅日本官方修订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持这一看法，日本学者在著作中也往往认为“事变”是一起孤立的枪击事件，理由是1937
年日本在战略态势上与苏联相差悬殊，当时正在抓紧建设伪满洲国，努力完成对苏战备，并没有对华开战的意图。

攻击宛平城的直接指挥一木清直

至于说究竟是谁在事变中开了第一枪，日本学者不惜为此展开想象，认为可能是中国士兵面对夜间演习的日军感到恐惧，不自觉地开了枪；可能是冯玉祥、石友三所属西北军旧部开的枪。日本NHK

综合电台在《对历史的交代——卢沟桥枪声之谜》节目中还煞有介事地猜测，枪声是因为失踪的日本士兵志村菊次郎迷路走近中国军队阵地引起的。日本一些右翼分子也频频就“放枪”问题发难，希望以此摆脱战争责任，著文声称“对于（日本）中国驻屯军来说，如果中国方面爽快地承认非法射击的责任在于基层士兵，并且由负责人出面道歉和移防的话，是准备就此了结的”。日本对此事的曲意解读，令人叹为观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