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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现场,溥仪撒了一个谎,后来人们并没有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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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46年8月16日

地点:东京

人物:溥仪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宣告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后对于其所犯下的累累罪行,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甲级战犯的国际大审判。在这次审判中许多臭名昭著的日本战犯也的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

在这次审判时,日本对于其在战争中的一些罪行矢口否认,因此中国代表团也拿出了许多人证和物证,1946年8月16日军事法庭上出现了一个最为特殊的人证——溥仪

皇帝、废帝、寓公、傀儡、俘虏、囚犯、普通公民……溥仪的一生扮演过太多的角色,站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证人席上时,他又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证人。

作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直接见证人,溥仪连续出庭八天,创造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两年庭审单人作证的纪录。

他为法庭提供了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扶植伪满洲国最有力的证人证言,情绪激动时甚至拍案控诉,却也同时惴惴于自己当年不光彩的角色,隐瞒了部分事实,开脱着自己的罪责。

八天的证人经历,浓缩了这位末代皇帝多面人生中的复杂纠葛。

艰难的庭审

1946年6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大戏正式登场。

法庭很快就进入了日本侵略中国部分的审理,首先面对的是满洲阶段,这是日本侵略扩张的开始。而对第一个阴谋侵略事件“皇姑屯爆炸案”,被告和辩护团试图把责任推到中国人身上。

1946年7月5日,一个神秘证人突然出现了,他就是原日本陆军中将、1942年退出现役的陆军省兵务局局长田中隆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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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隆吉

他在庭审现场说道:“杀害张作霖的凶手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是他一手策划并实施的。”他声称河本亲自下令刺杀张作霖,并派出了当时从朝鲜来到沈阳的京城工兵第二十连队的部分官兵,共用了200个方形炸弹。

田中隆吉的证言极具杀伤力。随后,他就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策划成立伪满洲国等继续作证,并当庭指认了主谋。“九·一八事变”发生真相也随之揭开。

然而令在场的中国法官气愤的是,由于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系对抗式诉讼的审判方式,只要没有充足的证据,仅凭一个人的证词,法官是不能判定他们有罪的。

正因如此,那些受审受审的甲级战犯们抓住了庭审的“漏洞”,故意一言不发,比如“九一八”事变主谋之一的土肥原贤二,自上庭之后就没有说过一句话,连法官的提问也不予回答,十足是英美电影经典台词“你有权保持沉默”的现实版。

而另一位“九一八事变”主谋、被称为“关东军之胆”的板垣征四郎,则公然宣称自己无罪,甚至叫嚣“要与检察方大战三百回合”。

就在庭审进入僵持阶段的时候,国际检察局亮出一张王牌——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出庭作证。

8月16日11时25分,法庭执行官引导着一位瘦高的中国中年男子步入法庭,缓缓地走向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青色的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着一副圆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他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位苏联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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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这是溥仪在庭审现场说出的第一句话。

在溥仪简单的介绍完自己之后,检察官直接抛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退位后,为什么要离开天津去满洲?”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伪满洲国建立,和日本侵略东北的问题,对此溥仪直接回到说:1931年板垣征四郎和他见面,并劝他建立满洲政权,溥仪说他拒绝了,因为他们要求要用日本人做官,但是最后在日本的胁迫下自己不得不同意。而且溥仪在法庭上也百般强调,自己是被逼的,只是个傀儡皇帝。

溥仪在回答质询中,不断提及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梅津美治郎等人。美籍检察长季楠指了一下被告席,向溥仪问道:“你所说的那个板垣上校,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板垣吗?”

溥仪迅速瞥了一眼应声说:“是。”

一贯面无表情的板垣突然脸色大变,脸部抖动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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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这样记述板垣的反应:“在法庭聆听之板垣,闻提渠之名,骤现不安之状。不断以其颤抖之手指,触弄渠之耳机下之电线,当溥仪谓渠运用威胁时,渠之面部因憎惧而变其形象,嘴之两角,向下表示鄙夷之神情,渠一度瞥视在场之听众后,立即伪作未见,若无其事然。”

现场对质

8月19日,溥仪第二次上庭刚刚到场,季楠检察长问到当伪满洲国皇帝是否有个人行动自由时,溥仪十分恼怒:“所谓‘自由’一词,十几年中与我毫无关系,简直就是猴戏。”

溥仪回忆道,“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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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严密的监视下,溥仪无论做什么,都离不开盯梢,他只能做好一个规行矩步的傀儡。

溥仪在庭审现场还对伪满洲国的实际统治模式做了具体说明:

“大臣都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由日本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中国人担任的‘国务总理’之上,一切的‘敕令’和‘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会议后,各部次长便分别开始起草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认可,便不改一字。”

1934年,伪满实行帝制后,新《组织法》颁布,其中第三条规定,“皇帝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但是溥仪表示,自己虽然“登基”了,但仍然“没有任何权力,完全没有权力,只由他们奏禀一下便行了。”

在回答完检查官质询后,溥仪突然曝出了一则惊天猛料:“我的爱妻谭玉龄被吉冈中将(吉冈安直)杀害了。”

这桩突如其来的杀人指控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法庭大厅变得鸦雀无声。

溥仪一生结婚四次,有五段感情经历,末代皇妃谭玉玲就是他的第三个恋人。

谭玉玲是满清贵族出身,姓氏是他他拉氏。溥仪的皇后婉容因吸食鸦片,精神失常,遭到溥仪的厌恶,夫妻感情破裂。溥仪将婉容打入冷宫以后,日本人吉冈中将立刻向溥仪提出建议,希望溥仪能娶一位日本女人。溥仪心里不愿意,便找了个借口称已经在北京选好了人,很快就要过来和他完婚了,这才堵住了吉冈中将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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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仪和婉容

这名提前选好的溥仪妃子就是年仅17岁的谭玉玲,那时她正在北京的中学堂念书,还是一名女学生呢。进宫后,谭玉玲被封为“祥贵人”,溥仪和谭玉玲婚后感情深厚。民间甚少人知道溥仪又娶亲的事,还是谭玉玲去世了,溥仪给她举办盛大的丧事,大家才知道谭玉玲的存在。

根据当事人回忆,谭玉玲身高一米六,娇小温柔,善良大方,和溥仪的感情很要好。有时候溥仪受了气,拿她发脾气,她也不发怒,而是温柔劝慰溥仪。爱是相对的,谭玉玲对溥仪这样包容和理解,溥仪对谭玉玲也格外垂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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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玉玲

众所周知,溥仪是一个摄影发烧友,至今为止,溥仪的很多摄影作品都被保存了下来,令人惊奇的是,谭玉玲的照片数量足足有三十多张,而皇后婉容的照片数量仅仅只有8张。谭玉玲死后,溥仪把谭玉玲的照片装在钱包里,随身携带,就连骨灰也始终放在家里保存着。

谈到谭玉龄的死,溥仪在庭审现场十分激动,他攥起拳头,捶击着证人台,声泪俱下,“最初,我妻子病了,请了一位中国医生来诊病,后来吉冈介绍了日本医师,日本医师诊察之后,吉冈找医师密谈达3小时之久。

那天夜里就由这个日本医师守护治疗。本来需每小时注射一次葡萄糖,可是这一夜中医师仅给注射了两三次。到次日清晨,我的妻子已经死去……”

慑于日本人的淫威,溥仪不敢要求对妻子进行尸检,这也就让谭玉龄的真实死因成了未解之谜。

后来有学者对溥仪的这番证词做过分析,表示溥仪之所以认为这是日本人所为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当时溥仪久久未能生育子嗣,日本人急切地想在“皇室继承人”上下功夫,1937年便搞出个《帝位继承法》,规定若皇帝无子,便由其弟继承皇位。为了达成东瀛血脉对“伪满洲国”的渗透,

同年,关东军便安排“皇弟”溥杰与日本女子嵯峨浩联姻,又热心为溥仪在日本寻找“嫔妃”,谭玉龄是溥仪选择的中国姑娘,两个人亲密的感情让日本人的算盘落了空,所以,日本方面授意吉冈暗害谭玉龄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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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溥杰与嵯峨浩

遗憾的是,由于缺少关键证据,溥仪的这项指控并未成立。溥仪后来也承认,在东京法庭上提到谭玉龄的疑案,这里面有他私人怨恨的因素,但是同时,他也愿意让人们把他看做一个被迫害者。

溥仪舌战辩护律师

8月20日起,法庭进入了质询阶段。所谓质询阶段,也就是英美法系所采用的对抗式诉讼,控辩双方将直接交锋。在整整七天的辩论交战中,溥仪与布莱克尼的争辩最为精彩。

布莱克尼是梅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8月20日是布莱克尼与溥仪第一次交锋。在起初的两天里,布莱克尼仍旧采取反复提问的策略,希望把部分罪责推卸给溥仪,然而溥仪也很聪明,对他的问题大多选择“不知道”或者“不记得”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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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二天,布莱克尼发出了大招。他向法庭呈交了一件物证,这是一封写在皇家御用黄绢上的信,上面印有溥仪的皇帝御玺和郑孝胥的签名,信上所署日期为“1931年10月11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不到一个月,溥仪尚在天津。

信是写给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上书“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邻,涂炭生灵……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国,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显然,这封信的内容是在请求日本协助复辟建国。

换言之,如果这封信确认是由溥仪所写,那么这些日本战犯的罪名将很有可能被洗刷掉。

接到黄绢信的溥仪,一言不发,脸色阴晴不定。被告席和辩护律师席上的众人,开始面露喜色。

忽然,溥仪从证人席的座位上像是弹了出来,一把把黄绢信扔在了地上:“各位法官,这信是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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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克尼连忙质询溥仪,一连抛出五个问题,但都被溥仪坚决否认并给出合理的解释,最终法庭也鉴定这封信为伪造,质讯结束这件事情也新闻媒体大肆报道,文章重点大多放在了“诋毁溥仪文件变成战犯罪证”上,讥讽布莱克尼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关于“黄绢信”真伪一事,七年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溥仪承认他撒了谎,那封“黄绢信”确实是自己所写。

溥仪作证落幕

8月26日的庭审中,溥仪说,下次出庭,他要谈一谈和日本天皇的交往。没想到,这个提议反倒让他的证人生涯宣告结束。

因为在日本投降前,美国与日本就有约定,必须保留日本天皇的地位,任何罪行都不能牵涉到日本天皇。正是因为这条协议,导致溥仪不能再次出现在庭审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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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溥仪接到通知不再出庭作证,乘机返回苏联。

此后,东京法庭没有再和溥仪联系,1948年12月23日,七名甲级战犯在池袋的巢鸭监狱被处死,无论是强迫溥仪出任“执政”的板垣征四郎,将他诱骗出天津的土肥原贤二,还是授意他去日本“请神”的梅津美治郎,都因为曾经的阴谋与侵略行为被送上了绞刑架。

晚年,回想起那次作证,溥仪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仍然感到很大的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我确实说出了日本侵略者一部分的罪恶事实,但是为了掩盖自己,我又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

资料来源

素材来源:北京日报、央视网、搜狐历史、厦门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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