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125年后再看体制

甲午125年后再看体制

 

李非

 

中国是个早熟的国家,两千年前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就告别了封建时代,进入大版块中央集权时代。而这个中央集权时代是当前西方社会都还没有出现过的后封建时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当前正处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建时代。西方把中国公元100年出现的汉帝国与同期控制地中海地区的罗马帝国,控制中东地区的帕提亚帝国,控制印度西北地区的贵霜帝国并列。这还是用封建社会眼光看问题,利马窦说“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征服邻国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国王还是人民,竞从来没想过进行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完全满足自己拥有的东西,而不渴望征服”。他不理解中国人为何这样,原因也在于他就是用封建眼光。

 

中国汉朝人口达到5950万,比罗马帝国最盛时多得多。在这个帝国,土地是自由买卖的,手工业、国有的盐铁业维持官吏制度,这种官吏制度的合法性又来自皇权。科举制维持官僚们的吐故纳新,儒学成为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此外,佛学、道学经改造后兼而用之。国家的外围形成若干属国,称臣纳贡。故而,在这样的体系下,国家关系是不平等的,中国是家长。与别国的贸易仅限于互通有无。这样,西方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和中国交换。因此,处于封建诸国战争时代的西方人认为,这是全世界都不曾见过的,过于自信的国家。

 

在激烈的西方封建国家战争中诞生工业化后,中国依然用传统中央集权方式维持农业和手工业的最高生产力,因此,“日本能采纳和利用西方强国的原则,并将它们用于自卫及后来的势力扩张。相形之下,中国却不能以西方的模式重新组织自己。另一方面,中国太大,太具有凝聚力,不可能像印度和东南亚各国一样被征服,这样,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甚至在以后的数十年中,中国仍处在动荡不定的状态之中”。西方历史学者对中国的这一段客观描述,反映出了中国的自大。当西方还不是强国时,中国已是几千年的强国。当西方还没有民族国家时,中国早就过了这一时代,成就了中央集权制度。所以,中国太大,太具有凝聚力。以至于成为世界千年手工艺品的超大规模生产地,为世界生产大量丝绸、茶叶和瓷器。这些大宗贸易品又由穆斯林商队和海船贩卖,直到西方强国兴起,抢了穆斯林的生意。从这一点看,中国自古就有高度的社会组织能力,在这个能力下,才能有大规模的商品生产,中国有资格自大。中国学不成日本,是因为中国在等待,等待更适合自己的制度。

 

当高度组织的农业和手工业社会遇到分散的,小国的工业社会时,农业社会的落后是必然的,所以中国社会手足无措,紧张慌乱,失去自信。这时封建日本无条件地接受了封建西方产生的国家机制,并在当时最大的列强英国大力援助下打赢了两场战争。一个就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另一个就是日俄战争。按道理,甲午战争中国不该败。原因有几个,一是甲午战争时期清朝实际正处中兴时期,刚刚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国的大儒如曾国藩、左忠棠等,在王阳明学说“知行合一”指导下,尚武练兵对抗太平天国,这支被称为湘军淮军的民军是有长期血腥的战争锤炼的军队。二是清朝以中国的财政实力建立了当时亚洲武器最优良,战舰最先进的海陆军队,将帅和很多士兵均有长期内战经验。甲午之败,败在中国这时已经六神五主,传统的帝制集权没有英主,有点见识的慈禧是依赖重用汉人大臣组建民兵才消灭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这些儒将在此后反而形成了军阀派系,有相互倾轧之势,曾胡左李四大军系相互不服,朝廷也没有掌控不同派系的能力,只能依赖淮系李鸿章。这样,北洋水师明里是中国水师,实际上是淮系水师。李鸿章不想全力参战,怕损失派系实力,其它派系则隔岸观火,乐看淮系被削弱,这才是中国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这个因素甚至延续到民国时代,袁世凯的新军分裂为若干北洋军阀,各自相互大战,还寻求外国支持,东北军就是在日本长期扶持下强大起来的。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断败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业化环境下的局部战争。两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入北京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都是这类战争。而甲午战争是诸场战争中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但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是做了举国动员的,它自己视这场战争是本国的全面战争。中国则不同,还是认为不过是一场局部战争,根本没有做举国动员。其它大臣还认为则是李鸿章淮系的战争,要打你就打去,与我何干,倒是乐见受恩宠的李鸿章力量被削弱。打的最不好的结果,也不过就是习惯性地割地赔款,没什么大不了的。形势再发展,到了民国时期,中国终于决定以举国之力和日本打一场国与国之间的全面战争,这时日本就没有胜算了。

 

甲午之战已过一百二十五年,现在再看,中国的体制框架依然不变,在这种体制框架下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当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中华民族就历经百年的努力从农业民族转化为工业民族。14亿人口的工业民族要维持长期工业水平,只能包办全世界几乎一切工业产品和信息产品的生产。这样的体制也就超越西方式的早期工业化体制,成为一种后工业化的超级体制。那么,对日本问题的彻底解决也就会纳入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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