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基础科研】艺术与科学的衰败（2019/10/11）

古罗马在公元前一世纪达到巅峰，占领了所有地中海沿岸地区；因爲原本的共和体制效率太低，不可能治理这么广大的国土，于是无可避免地转化为帝国。其后在第一世纪，以罗马军团为代表的军事力量还没有衰退，在几个能干的皇帝之下，仍然能有局部的领土扩展（例如在英伦三岛），但是在内政、经济和社会层面，腐化已经浮上台面。我记得有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在电视节目里评论这一点，提到第一和第二世纪的罗马皇帝雕像，说他们随时间而越来越愁眉苦脸。

今日的美国，就像当年的罗马一样，在军事上依旧称雄世界，但是内部已经腐烂一段时间了。我在过去五年，详细讨论过美国各个方面的腐化过程，尤其是财阀为私利在国内国外肆意掠夺而造成的贫富不均；当然这个现象也被反映在学术界，特别是金融和经济那两门科目决定了这类政策在公共讨论上的基调，所以也就被有意扭曲得最严重。

在距离腐烂核心较远的学术领域里，受美国霸权和国力衰退的影响相对间接，所以一般人往往不会把两者联想到一起。例如我多次仔细介绍的高能物理界，其实是在5、60年代承袭了曼哈顿计划的光环馀荫，获得了与实际重要性不匹配的超额投资，所以一方面在二战后30年就把人力所能及的成果都摘光了，另一方面它也习惯了容易来的快钱，内部人员既没有脚踏实地的风气，也无法快速削减规模和野心以适应不再有进步的新现实，其结果自然是成爲为发表论文而发表论文的玄学。

然而即使是在仍然有很大实际进步馀地的科学领域，如生医学界，职业风气和水准也有明显的大幅下降。我曾多次提到当前科学界的可複製性危机（Reproducibility Crisis，参见前文《Google的量子霸权是怎么回事？》的后注），严重到一般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只有1/9可靠，连《Science》和《Nature》这样顶尖的期刊，可複製率也只有62%（例如悟空卫星的结果就是假的，参见前文《评悟空卫星》和《大娄子的零后果》）。

这种恶劣现象固然源自一个社会的老迈腐朽，以致失去了对事实真相的坚持和自我更新的能力（中国文化对学术界的非理性崇拜與縱容，源自几千年来的历史传承，也是非常陈旧的；未来能否以一个新兴工业国家的奋发精力来自我更新，还有待观察），但是也有外发的因素。在可複製性危机这件事上，环境上的推力主要来自当前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极度分裂的战国时代，2、30个主要工业国家在彼此之间的竞争压力下，不得不超额并重複投资在科研项目之上，所以从事研究的人员数额远超人类整体的实际需要，他们人人都面临著Publish Or Perish的困境，然而不但没有足够的新突破来分配给每个实验室，科研的专业性太高，品质很难立即断定，所以鱼目混珠的假大空自然成爲举世皆然的普遍现象。

其实在艺术上，也有非常类似的演变。以我喜好的歌剧爲例，6、70年代之前成名的演唱家和现代的歌剧明星在音质和音量上的差别，简直就不像是来自同一个物种，这还是在前者所遗留的录音使用原始的技术，无法忠实保留高频共鸣的前提下给听衆的感受，如果Caruso或者Callas真能复生，现代的声乐明星就非得要鑽到地洞里去了。

如同前面有关科学界可複製性危机的讨论，声乐界的退化也来自多个方面的影响：首先是整体社会舆论不再坚持实用价值，容许一个行业做选美式的主观自我评估（这尤其和高能物理类似）；其次是音乐录製、修饰、传播、消费的科技大幅进步，使得不入流的歌唱也能被遮掩改进；最后则是现代大衆娱乐的类型不断增加，使得真正关心声乐的听衆数量减少而且水准降低。

其实歌剧业的隐忧，最早源自二十世纪初麦克风的发明。原本歌手必须在能容纳3、4000千人的歌剧院或甚至露天舞台进行演唱，声量不但要能压过整个乐团，而且必须能传送到近百公尺之外，所以唯一可行的方法，是经由多年的苦练开发出雄浑的胸音（Chest Voice）。在这个苦练的过程中，音质和音域都会有些许变化；一个歌手只有在成熟之后，才会被大师级的导演/指挥家根据所擅长的音质和音域，指定到适合的Fach（指歌剧歌手的专攻类别，例如女高音从輕到重，还分为抒情花腔、戏剧花腔、Soubrette、抒情、Spinto抒情兼戏剧、戏剧、和华格纳，能力强的可以视需要上下各跳不超过一级）。

但是麦克风可以轻易弥补音量上的不足，连音质都会有所扭曲，其结果是一般听衆反而偏爱另一种歌唱法，也就是英文里所谓的Crooning（轻哼？轻唱？ Sinatra是典型）。Crooning基本只用头音（Head Voice，亦即只以头颅作爲共振腔来发音），产生的音质特别清亮而且年轻，非常适合讨好普罗大衆的流行音乐。

然而歌剧和现代流行音乐不同，它要求非常广的音域，尤其是高音。Crooning若要产生那样的音域，就必须拉高喉头，并且用颈部肌肉去挤压声带，这一来，音量进一步降低，爲了弥补音量的不足，一整套新的技巧被开发出来，叫做“Sing in the Mask”（“唱入面具”），也就是调整所有脸部的肌肉（包括咧嘴、伸舌，而传统的技巧却是嘴巴做长O型，舌尖后缩，成喇叭状），使得顔面对高音的共振达到物理上的最大可能。但这是有很强的副作用的：首先是鼻腔成爲共振效果的重要来源，使得鼻音变得很浓重，每齣歌剧听起来都像是法文（例如男高音Juan Diego Florez的演唱）；其次是喉咙被挤压后，母音就含糊不清（例如i和e无法分辨，参考女高音Anna Netrebko的录音）；最后是这个技巧只对最高的音阶有增强效果（但是变得很尖锐），中低音成为像蚊子一样，几乎完全消失。

在7、80年代（对应著HiFi麦克风的普及），这个速成的办法逐渐占领了主要的音乐学院（很像超弦在8、90年代占领知名物理系的过程）。学生一进去，就依照当时的个人音域选定自己的Fach，但是年纪轻、声音还不成熟，原本就不能确定未来的变化，所以这个选择就很有弹性，结果是老师的偏见和学生自己的虚荣都影响其后的决定，最终大部分女高音往两个极端（亦即花腔和华格纳）走，虽然实际上她们的天赋是在中间段（例如抒情）。不依照自然天赋来发展，就更必须强调“技巧”，也就是用肌肉挤压声带，不但进一步恶化音质音量，而且很容易受伤。其结果是歌手们老化得很快；原本极具天赋的，在这类训练之下，也会越来越不入耳，尤其一唱现场就原形毕露，特别是露天剧场，例如1998年在紫禁城演出的《杜兰朵公主》，不但是露天现场录音，而且剧目是Puccini歌剧里对音量音质要求最高的，结果自然是惨不忍闻。

以我自己爲例，30多年前一开始还不懂，主要又是聼录音，所以也跟著群衆对像Renee Fleming或Marilyn Horne这样的Crooner做追捧。但是我成爲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长期订户之后，觉得现场的戏剧感当然是很震撼，音乐却总令人失望。经过几年，发现连Pavarotti的音量都不怎么够，我只好改订市立歌剧院的票，去聼年轻歌手在小剧院的演唱。

但是现场歌剧品质下降的结果，是听衆不断地萎缩，爲了维持收入，只能转而走高级路綫，把以往的大衆娱乐，吹捧成高等文化。其实歌剧没有什么文学内涵，基本上只是随便找个故事当藉口，给歌手们一个尽情展现歌喉的舞台。现代的歌剧业反其道而行，音乐唱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然后全力搞包装，吹嘘自己的文学性和艺术性，自然只能吸引有钱无脑的土包子来附庸风雅。纽约市立歌剧院最后破产了（因爲大都会歌剧院更豪华，对只想装逼的有钱人远远更有吸引力），我也只能囘到Youtube上找上个世纪中期以前的录音来听。

中文里的“文理学院”，在美国一般叫做“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也就是“艺术及科学学院”。之所以把艺术和基础科研放在一起，是因爲前者求美、后者求真，都是应该与商业有点距离的纯学术。这两者被现实污染而腐化，是社会整体素质衰退的徵兆；毕竟一个无法分辨真假美丑的社会，是不可能有长期繁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