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的政治话语：对香港示威者自我殖民的一种解释

香港“反修例运动”已经持续四个月，却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人们惊讶于一桩杀人案引发的蝴蝶效应，更惊讶于香港反对派政治话语中浓重的西方情怀，以及对国家及港府，甚至是自我个性的贬低。一个有趣的问题由此产生：在一个西方思想界都在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时代，为什么一场本意强调独立性和自主性的运动会甘愿“自我殖民”？

最初的动因可能仅仅是一种斗争策略选择。举凡任何一场抗争性社会运动都不会忽视对话语权的争夺，因为一套有利的说辞不仅强化运动的合法性，也会吸引更多的从众，从而增强运动的动员能力。但社会运动并不是一开始就占据舆论主导，抓人眼球的。抗争性社会运动针对的对象，往往是在某一议题或者是意识形态方面具有优势权力的社会成员，其在大多数情况下指代的是国家机器，而国家机器无论是在理论基础还是传播能力方面都远胜一群“乌合之众”。在这种情况下，借用外在的更为优势的话语框架，成为了社会运动者的一个必然选择。

毋庸置疑的是，现代社会很大程度是按照西方的理解来塑造，因此多数现代化理论中会呈现单一线性的发展叙述的特征，就如曾经年少轻狂的福山在苏联解体后所言，人类历史一定终结于西方模式。可以说在当今的世界，进步不意味着西方范式，但西方意味着进步，西方话语相对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而言都是一种优势存在。所以无论是否出于对西方不切实际的幻想，香港的反对者们若想在运动中取得优势，一定会借用西方话语，从而弥补自己相对北京及港府薄弱的话语。斗争地位越弱势，其借用的话语范围和程度也就越多。

不过对外部资源的利用反而掩盖了自身的独特性。对香港这样的前殖民地而言，本来就存在着“去殖民”的社会任务，但扛起西方的大旗也就意味着在认知层面造成了“自我再殖民”的效应。集体本就容易去吸收简单而又空洞的口号和说法，在狂热的情绪当中自我殖民很难被集体自我修正。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社会运动越来越呈现去中心的趋势，意见领袖和知识精英在集体当中失声，使运动话语无论是推陈出新还是批判吸收都变得异常艰难。

这就陷入到一种很荒诞的局面中。无论是否合适，人们将其他民族的话语视作圭臬，并与自己的族群进行精神和行动上的剥离，如果还存在着殖民历史记忆，会进一步诱发“恋殖”的集体心态，通过证明自己是过去的一部分，来宣告自己当下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不过是出于对抗目的而对象征性资源的加工和利用。

当从一种策略选择转变为集体狂热的信条，自我殖民也就在一种不自知的情况下潜移默化影响着大众心理。除非借助国家权力对香港进行一定程度的舆论管控，并迅速进行国家濡化工作，重塑管治权威，否则在西方话语整体占优势的大背景下，反建制的社会运动只会此起彼伏，并且在表现上会越来越光怪陆离和荒诞不经。当然反对派也存在着结束自我殖民的可能性，不过前提是运动的组织化和制度化，以具备自我纠正的能力，而这也意味着一场社会抗争因为更强的动员能力而彻底转变为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革命运动。

我们不妨大胆假设一下，以满足公共舆论空间的那部分娱乐功能。这场抗议冲突最终演变成了革命运动，这样便有可能触发话语解构的两个关键性条件：一是生存危机；二是发展成就。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场零和博弈。当借用的话语与认知框架无法适用斗争时，为了延续革命，革命精英会进行话语修正，而最直接和便利的做法就是“就地取材”，进行话语内容的本土化。不过即便是取得革命胜利，原有的反对势力随即会面临社会重建的问题。由于现代化的路径被西方话语所绑架，因此一开始依然是一个模仿西方的过程，但这种学习会达到一个节点。亨廷顿在考察各文明与西方世界互动的进程时，发现一些一开始接受西方话语的国家，在取得发展业绩之后，开始拒绝西方主义从而突出自身的独特性。因此，建构独立话语的条件也就在于是否能有足够的发展成就，来为自己背书。

当然以上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演绎。在看过激进示威者拒不撤下面罩的嚣张，却在被军营警告后的慌忙撤退，我们更确定的是，这场运动没有升级为革命的动力和决心，仍然是现行制度规范下的抗争运动，这也意味着它是一个国家范围内的管治问题。管治的基本目的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这场运动的诉求已经脱离了其初衷，甚至演变为自我解构社会文化共识的一场荒诞的政治表演时，北京和港府更应该坚定守护好社会的底线，带领香港市民共渡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