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的全球化批判也许来得太早了，但他提出的问题却都应验了

早产的全球化批判

——重读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萧武

　　诚如汪晖自己所说，《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实际上并不是一篇学术论文，不仅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甚至连一般学术期刊上的学术规范所要求的论文的格式也不具备。这只是一篇地地道道的思想札记。当他本人在1994年写下这篇论文的时候，也许想到的并不是如何批判资本主义，更不是全球化，而是在分析当时正在中国学术思想界进行的人文精神讨论产生的背景及其内在的思想逻辑、关于乡镇企业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意义和作用、新兴而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等当时风靡的思想潮流。而且，很显然地，即使经过了作者自己后来的修改，也仍然带有浓重的“思想札记”的色彩，虽然他对人文精神讨论、后现代主义和乡镇企业都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评估，但却没有严肃认真的分析。因此，整篇文章在结构上显得较为散碎，而缺乏汪晖的文章一贯的逻辑上的递进。

　　但就是这篇文章，却成了1990年代后期以来直至现在仍然战火未息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的导火索。实际上，按照汪晖在1999年为《死活重温》所作的序言《分歧在哪里？》中的说法，该文首先并不是在引起轩然大波的《天涯》杂志上发表的，而是先摘要在韩国发表了一部分。即使如此，1997年《天涯》杂志发表该文仍然成了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标志性事件。在那之后，曾经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或并肩作战或遥相呼应的195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学者分裂成了两个截然对立、时不时发生短兵相接的冲突的两个对立的阵营：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而且，几乎当时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活跃分子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这场纷争，争论的战火持续蔓延，战场也迅速扩大，参战者也日渐众多。时至今日，几乎针对任何话题的公共讨论都会迅速地转移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争论，包括2008年发生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讨论、汶川地震、奥运会等等，甚至连年末的华东政法大学老师在网上声称被学生向国家安全部门举报都迅速地转变成了两个阵营之间的相互批评和指责。参与者也早已从刚开始的向年龄更大的一代学者扩展的趋向变成了向更年轻的青年大学生蔓延。而每当发生公共讨论的时候，参与者们也总是本能地使用两个阵营的语言，从而将讨论的重点转移到更抽象也更激烈的两个阵营的纠纷上去。

　　与自由主义者总是急不可耐地把自己归类为自由主义者不同，新左派中的大多数人总是拒绝承认自己为新左派，汪晖就从不承认自己是什么新左派，而是一再坚持声明自己的批判知识分子的立场。曾经的新启蒙运动领袖、后来也被指认为新左派的甘阳也曾声明，如果说有新左派的话，那么对手应该是新右派，而不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的敌人也不应该是新左派，而是在1990年代后期已经日渐明显的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集团。

　　前不久甘阳在凤凰卫视大讲堂演讲时表示，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这场讨论中的对立双方无论是非对错，都开了一个好头，即扩大了公共讨论的议题，两个阵营的知识分子能够更多地就重大社会问题进行讨论，而不再是像1990年代初期那样自娱自乐式地讨论文化问题和学术界自身的问题，而这在他看来就是一个重大进步。作为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的领袖，甘阳当然可以这样评估由汪晖的文章引发的这场争论的意义和历史作用，但对更年轻的一代来说，这个头却开得并不好。

　　就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之后的争论中，双方就已开始不断地攻击对方的目的和立场。自由主义者攻击新左派为毛主义分子和文革余孽，而新左派也不客气地回敬自由主义者是改革开放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2000年，汪晖的自选集获得“读书奖”，再次引起双方的大辩论。由于原定规则与评奖结果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自由主义者发动了对汪晖的围攻。之所以说自由主义者发动的这场针对汪晖的文字官司是一场围攻，而不是学术讨论，是因为，在这次辩论中，自由主义者质疑的是汪晖的道德，而不是针对汪晖的学术思想观点。很显然，如果这次得奖的不是汪晖，而是其他与这场争论关系较小的人，即使同样违反了规定，自由主义者的反应也绝不会如此强烈。那么结论只有一个，就是自由主义者们针对的是汪晖个人。后来，同样的故事在2003年再次上演，而那次的主角换成了法学家朱苏力。同样的逻辑，许多人针对的是朱苏力个人，而不是招博这件事，这次讨论也未能达成任何对中国的博士研究生招生规则的改革意见。这样缺乏建设性的讨论显然不能被称为公共讨论，只能说是针对个别人的集体围攻。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共讨论实际上不是变得更容易了，而是越来越不可能。到1998年讨论进一步扩大后，双方的立场和基本理念已经基本上形成，比如新左派对社会主义遗产的正面评估和自由主义者对自由市场日甚一日的宗教式崇拜。对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任何批评和反思在没有事先声明的情况下，都会被指责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自由主义者，而任何对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更具体一点说，更多的时候实际上是对美国的某项政策）的批评和反思也会立刻被指责为文革余孽新左派。双方都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惯性思维方式，即对自己的理念的绝对捍卫和对对方的道德质疑越来越公式化。任何公共话题一旦被引入两个阵营的争论，讨论马上就会转变为各自对自己的立场顺口溜式的反复阐述和对对方的道德质疑。比如三农问题在2000年前后日益凸显出来，双方都试图就这个问题拿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每当双方试图就这个问题进行交流、沟通的时候，马上会脱离三农问题，而转到比如对文革的评价、对哈耶克的理论的评价上去。尤其是面对是否需要土地私有化的问题，新左派只是反复强调土地在今天对农民的社会保障作用，自由主义者则反复申述因为土地没有私有化而征地农民的利益如何被侵犯，但他们却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所谓的失地农民的问题并不是普遍性的，只是在城市周边的少部分人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些农民所争取的不是利益保障的问题，而是他们希望得到的总是超过市场价值的。2000年以来，诸多的所谓公共讨论无不如此以问题讨论开始，而又每每都以各自的立场表述结束。

　　就这个意义上而言，可以说从1997年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以来，实际上没有形成过一次有效的公共问题讨论。这当然不等于这些年来的中国没有出现问题。恰恰相反，正是在这十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解构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政治领域的基层民主试验、经济领域的国企改革与房地产业迅速膨胀、文化领域的中国正在发生的文化自觉等等，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梳理与讨论。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2000年以来新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和中华民族和平崛起重新成为国家主题，而保守主义的兴起恰恰是在抛开了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才达成的结果，而中华民族和平崛起则是由国家宣传机构首先提出并迅速推广的，民间与之相呼应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每一次表现都会被污蔑为民族主义逆流。

　　之所以要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追述这些众所周知的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不是意味着汪晖及他的这篇文章应该对近十年间缺乏有效的公共讨论负责，而是恰恰相反的，汪晖提出的最重要问题被忽略了，这就是全球化。正是因为这种忽视，才造成了对全球化的研究不够，中国自身在介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才造成了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正在经历的经济危机。

　　正如汪晖所言，新启蒙运动的失败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方向，苏东剧变的多米诺骨牌也没能压倒中国，中国在1992年重新走上改革开放的轨道后，所作出的改革远比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的参与者们所要求的更多，幅度也更大。比如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在20世纪最后几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破产重组、下岗分流，而且在2002年组建了新的国家机构国资委，使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从原来的行政性管理变成了资本化的股东式管理，甚至在2000年后还掀起了大规模的MBO，将地市一级以下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省市一级有选择地保留）。尤其是几乎与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同步进行的三大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虽然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自2002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但这样大幅度的改革不仅未能带来新启蒙运动在1980年代所许诺的美好的自由市场社会，反而增生出了更多的问题。

　　面对这种情形，自由主义只是以一句“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打发了事，而新左派反复强调的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分析却始终停留在呼吁的层面，并未付诸实际的行动，只是制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名词，比如边缘、底层等等。但资本作为一种新兴的力量究竟在怎样重构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结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究竟如何被这种新的结构组织进去，这样的问题却始终没有人解答。汪晖在写作《当代中国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时重点分析的文化研究虽然曾经一度在中国十分繁荣，但终究未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而汪晖提到的作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中国的表现之一的乡镇企业究竟怎样奇迹般地崛起，又怎样悄无声息从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的消失，也没有得到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解释。

　　不可否认，汪晖曾在这些方面做过一些努力，比如后来被收入《死活重温》的几篇文章就曾试图批判性地反思现代性、自由主义、现代经济学等重要命题，但最终都无果而终，也未能形成广泛而深入地讨论。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正当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取得日新月异的成就的时候，最需要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学来为人们提供理解这种成就与变化的思想框架，遗憾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至今仍未改观。当中国制造业面临严重困难而将要进入萎缩通道时，主流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居然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因为流动性过剩；当金融衍生品的过度繁荣已经被广泛地认为是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的时候，影响中国决策层的观点仍然是继续增持美国国债，同时到纽约、伦敦等资本主义金融中心去搜罗刚刚因为金融危机而失业的金融专家们；当中国因为深度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缺乏相应的防火墙机制的时候，主流的意见仍然是中国还需要更进一步地卷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

　　汪晖指出了一个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入地研究和讨论。我不清楚汪晖在该文中对全球化的批评是1994年写作第一稿时就已经写到的，还是1997年修订的时候增补的，但无论如何2000年之前中国与全球化的关系显然都与之后无法相比。20世纪最后几年的国有企业大面积的破产重组和退却为外资大规模进入中国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后，中国终于在2001年加入了世贸组织。但加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中国的效应是在2002年之后才逐步展开的，首先是农业，然后是工业，金融开放得最晚，迟至2005年才对外资开放，而且仍然保留了部分限制。2002年时，中国经济增长中出口的贡献率仅20%，而六年之后的2008年，已经达到了40%。全面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带给中国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也越来越休戚相关。

　　但是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思想界却大体保持了平静，所讨论过的最具公共性的事件也只是通识教育和北大改革，而对全球化在中国的逐渐展开过程熟视无睹。同样，汪晖在这个过程中所贡献出来的是已经被迅速地经典化了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按照汪晖自己的说法，长达百万言的该书是他整个1990年代的研究成果。从学术价值的角度评价，该书的意义自然毋庸质疑，但对一个对身边正在发生的历史最具敏感性的思想家的角度说，汪晖未能在这个过程中继续他对全球化的批判，则未免是个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多少有些早产儿的味道。作为该文的最重要的主题之一的全球化对当时的一般中国人来说还不构成问题，不被人理解可以说情理之中的事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汪晖在该文中提到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遗产和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观念，基本上在后来的中国思想界得到了年轻一代的肯定。尤其是在甘阳2005年在清华发表“通三统”的演讲后，承认和肯定毛泽东时代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在年轻一代的思想者中间正在日益成为一种新的共识，对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关系的重新评估也已逐步展开。而这无疑是一个中国思想界在政治上日益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的，汪晖在近年来的演讲和访谈中越来越多地谈到了中国人的世界图景，多次批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所谓世界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欧洲、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地区，而次发达或欠发达的亚洲、拉美、非洲则在一般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中缺席。也恰恰是在这几年里，加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已经从原来的单方面的资本输入国变为日益突出的资本输出国，在东南亚、非洲的中国资本和人员正在日渐增加，甚至有西方国家批评中国正在取代传统的西方殖民者地位，成了广大第三世界地区的新的殖民者，而且不止是强大的国家资本，也有不少自由资本已经进入这些地区。虽然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位置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这种变化的趋势却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而在新近的金融危机中，更有人说出了“1991年，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2008年，只有中国能救资本主义”。如果说这会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现实，惟愿像有人评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时说“13亿中国人信了基督教，改变的不是中国，而是基督教”那样，中国人能够改变资本主义，而不是被资本主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