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的大战略，美国观察家的看法

前言：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各种智库组织了不少关于中国的讲座，有些讲座，例如艾里克森教授关于中美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述影响广泛。

下面介绍的讲座，“什么是中国的大战略？”由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 组织。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自1973年成立以来一直是美国保守派运动的堡垒。缴费会员超过50万。

主讲人是大卫 戈德曼（David Paul Goldman），美国经济学家，音乐评论家和作家。他以发表在《亚洲时报》（Asia Times）上一系列评论而闻名。是美国著名的中国观察家之一。戈德曼这篇讲话在网上广为流传。

这篇讲话有独到之处：第一，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是典型的知华派作品。第二，讲话的思路和西方媒体上的一般叙述不同，例如，指出中国的技术进步主要动力是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在研发和教育上的巨大投入；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主要是美国资本和公司的主动转移，是为了资本增值。

主讲人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他的观点和对美国的献策，对我们了解“为什么美国是要我们的命而不是要我们的钱”的观点（近来黄奇帆和阎学通都有详细论述）有所帮助。

下面是大卫 戈德曼的演讲： 

中国想干什么？美国如何应对

David Paul Goldman

2019年5月24日

今天讲两个问题：1，中国想干什么？2，美国如何应对。

在今年5月19日对Fox电视的采访节目中，当主持人问及中国是否想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国家时，特朗普总统回答到：他们为什么不呢？中国人雄心勃勃，聪明，中华民族是伟大的人民，中国文化是伟大的文明。但只要我是总统，这就不可能发生。

Kiran Skinner博士在本月初国务院一次会议中的提到：几十年前没有人预料中国会成为我们全球性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竞争对手，同样震惊的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高加索人种（白人）的强大对手。

Victories David 认为日本在1905年至1940年曾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但日本的GDP在1940年时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人口只有美国的一半。

中国的GDP总量和美国差不多，按照IMF的购买力算法，中国超过美国25%，按照美元汇率计算，美国比中国大三分之一，所以两国经济总量差不多。

中国人口是美国的五倍，中国在科技前沿的投资远超美国，中美两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但中国发展速度是美国的两倍。中国本科毕业生比美国多四倍，博士生多2倍，这个差距还在扩大。中国三分之一新增劳动力有本科学历，其中三分之一学理工科。

特朗普总统经常表述美国当下经济良好，而中国经济遭遇困境，他被误导了。华盛顿错误地认为中国虚弱是导致贸易战谈判破裂的因素之一，这将产生后果。

美国开发高新技术的能力正以令人不安的速度衰减。我同意 Kiran Skinner博士的判断，美国从未与对手展开需要如此巨大资源支持的战略竞争。

中美相争清晰体现了两国国家原则的对立。美国是从承认人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成功国家，来自18世纪的英国清教奠定了美国的基督教文化基础，对人性和基督教信仰的追求而形成的政治文化，使美国产生出巨大的国家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超越了以民族为纽带的旧式国家凝聚力。

中国，尽管不断的改朝换代，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最成功的王朝国家。和美国不同，历史上中国未能同化各民族的宗教文化，而是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精英行政体制和科举考试官僚行政文化。国家代表大众利益而不是个体的集和，个人利益需要服从国家利益。

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兴衰带来巨大的苦难，但中国王朝体制总能修复自己，因为中国社会不能忍受军阀统治和无政府状态，那会导致自相残杀。

中国历朝历代面临的两大噩梦之一是地方势力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造反，推翻中央政府，分裂国家。因此，中国在南海上会因为“小事”而出战，因为中国要“杀鸡给猴看”，例如防止台独。

中共推翻了家族王朝帝制，建立了精英管理体制，中共执政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1978以来中国人均GDP以现在的美元汇率计算，增加了50倍。

中国的模式和日本20世纪初的模式明显不同。日本是单一民族，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这是中国的强项也是弱项。

华为公司，处于当前中美相争的风暴中心，是中国模式的典型体现。作为中国公司雇佣的投资银行家，我在2013-2016年有机会对华为进行第一手的观察，和华为的若干高管有直接接触。

华为不仅仅是一家中国公司，而是“帝国”的战略后备。华为19万员工中有五万是主要来自西方的研发工程师。华为在全球建立了20个研发中心，雇佣了大量最好的研发人员，华为研发的投资二倍于诺基亚和爱立信的研发投资总和，这两个公司是世界通讯行业里和华为距离最近的对手。

中国这个悠久历史的国家在21世纪的基本战略是什么？中国肯定不想在特朗普的反击下谋求取代美国，中国没有能力担负起主导型超级强权的责任，这些责任包括应对恐怖主义，保护世界海上贸易路线，应对俄国在欧洲和中东扩张等等。

中国希望在美国大伞下，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次序。暗地里中国领导人计划在2035年把中国建成最强国家，恢复中国历史上的辉煌。

中国的GDP在1700年时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而当时英国，法国和德国三国的总和只有15%。腐败的清王朝导致了中国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百年耻辱和战争，中国领导人决心避免这种耻辱。

中国政府制定了经济和军事战略确保中国的复兴。中国的经济战略有两方面：第一，争取高科技优势；第二，争取把中国的发展模式，通过一带一路项目向世界南方国家扩展，把这些人口总和达到20亿的国家纳入中国的经济范畴，从而改造世界经济格局。

中国向一系列关键技术投入大量资源。这些技术包括5G通讯，量子计算和量子通讯，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等。中国认识到半导体产业是21世纪军事力量的基础，如同钢铁对于19世纪。中国国务院在2014年号召中国半导体产业在2030年达到世界领先地位，未来5年对半导体的投资达到1118亿美元。

2018年的中兴事件推动中国政府向半导体产业加倍投资，特别是支持华为。中国在高端半导体上的成就令人惊讶，中国在芯片设计上和高通，英伟达和英特尔不差上下。就我看来，中国在芯片设计和制造方面的进步是过去几年经济发展的最大奇观。

中国的军事战略核心是建立战场阻隔能力，用岸对舰导弹系统迫使美国的航母远离中国的近海，削弱美国的航母优势和空中优势。中国的激光和导弹有破坏美国卫星的能力，中国已发展出难以拦截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可以安装核弹头攻击美国航母和本土。中国已采购可以控制台湾上空的俄国S-500导弹系统。

中国还有一些潜伏的优势。我曾拜访一位中国深圳科技公司的CEO；我的朋友帮助这家公司上市。这位CEO拿出手机给我看一个手机应用：手机荧屏上的南海地图标有上百个闪亮的小点，那是用气球拴在中国在南海过往船只上的传感器，一旦战争爆发，卫星被摧毁，这些传感器仍然能够替代卫星提供监控。

中国军队大约有一百万军人，每名士兵的装备费是1500美元， 美国士兵的人均装备费是17000美元。中国没有A10攻击机也没有俄国的苏-25攻击机。中国军队海外部署的能力有限。这不奇怪，中国国境的边远地区大多在1300年前的唐朝时期奠定，中国并不打算入侵邻国。中国有3万海军陆战队，还有5万训练有素的高度机械化步兵，足以应对台湾问题。中国有运送这些部队跨越台湾海峡的能力。中国军舰数量超过美国，但吨位要低好多。

中国海军不想和美国海军在大洋上打常规海战，而是要保护中国海外资产，保护中国国际贸易运输，在中国近海建立优势。中国军事投资的目的是保护中国在海外不断扩大的利益。有些美国观察家的分析是错误的，他们认为中国想在全球建立垄断地位，控制全球海洋运输路线和重要海港。

中国海外战略的中心是按照中国模式改造世界南方国家的经济，与东南亚，东欧，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密切联系。中国意识到移动通信对“旧式经济”的破坏力可以改变这些国家的日常生活方式。（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是科技发展对原有生活生产方式的破坏）

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当代世界的最重大的事件，中国想把自己的模式向世界推广。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基本不交税，没有税收国家拿不出资金建立必要的基础设施，这形成恶性循环。这些国家的非正式就业在墨西哥占到55%，在印度占到85%。

中国试图用中国技术，中国工业企业和中国金融把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从无所事事状态中解脱出来，和世界市场联系起来，这种变化的前景令人吃惊。西方主持的全球化和中国倡导的全球化相形见拙，中国倡导的全球化并非坏事，但我不愿看到中国从这全球化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世界的国家。

倡导中国式全球化是中国一带一路的核心。华为作为中国走向世界的箭头，也为中国提供了走向世界的组织形式。中国模式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发展模式的极化，韩国和台湾也翻版了明治维新后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将大量农民迁到城市，建造大量工厂提供他们就业。

中国改革以来的人均GDP增长了35倍，迁徙了5亿5千万农民进入城市，为了容纳这巨大的迁徙人口，中国这段时期的城市扩张相当于建造了所有的欧洲城市，中国大地上出现了"新利物浦，新格拉斯哥，新那不勒斯，新斯德哥尔摩"等等。中国造了8万英里高速公路，1.8万英里高铁线路。

中国现代化不是发展中国家常见的为有限的中产阶级造几块飞地，而是通过移动通信把社会的毛细血管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电商平台提供金融支持和信息支持，大量企业通过阿里巴巴卖出他们的产品，购买原材料和配件，移动通信颠覆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础。中国有机会的话准备在世界各地复制这个过程。

中国和美国的国家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在1979年到2009年期间依靠美国消费市场。2009年中国出口占GDP的36%，2008金融危机后，中国意识到美国消费不可能再成为世界需求的主要支柱，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转型，减少对出口依赖。目前，出口占中国GDP的18%。对美出口只占中国制造业的5%，大部分是低附加值的产品，其中一半是用从台湾和其他地区进口的元器件组装的电子产品。

过去十年，中国出现把低附加值产业向越南等国家转移的趋势，美国对中国的关税战只会加速这种转型。中国人经常问我，为什么特朗普要保护那些我们准备放弃的产业。

中国出口的突然减少，迫使中国政府为几百万半技能劳工提供新工作，这是经济管理方面的难题，但不是决定性的威胁。过去20年来，美国社会一直有中国崩溃论的说法。这没有发生，将来也不会发生。我们严重低估了中国，如同1904年时俄国低估了日本（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惨败），珍珠港袭击前美国低估日本，英国低估日本会占领新加坡。

另一种流传的看法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必定导致中国政治改变，这是一厢情愿，我们不能从外部压倒中国，也不要想象中国一定从内部自我毁灭。另外，中国的债务GDP比例和我们差不多，都是250%，但有一点关键的区别，中国的债务主要是政府欠下中国金融机构的内部债务，这些债务主要用来支撑基础设施建设。

美国现在的立场是什么？ 两周前我到纽约参加一个中国观察家会议讨论美国当前面临的种种威胁，史蒂夫 班农也参加了会议。班农说美国企业是中国未登记的内线，华尔街是中国投资部门的公共关系部。这有点夸大，但有真实的成分，大家对此都不舒服。

我们谈论中国对美国经济的损害，但来自中国的便宜电子产品帮助美国的科技公司提高股市市值。过去10年里这些美国科技公司的市值扩大了13万亿美元。美国科技公司放弃资本密集型产品制造，转向软件和应用程序，这使得硅谷公司赚得盆满钵满。我们抗议中国逼迫技术转让，但实际上更应担心的是美国公司的主动技术转让，大部分美国公司迫不及待地向中国转移技术，以便进入中国市场。

引用俄国革命家托洛斯基一段话：你也许对工业产业政策不感兴趣，但产业政策会对你感兴趣。亚洲经济模型把资本密集型工业归类于基础设施。亚洲模型对芯片工厂的投资如同我们对体育场的投资。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韩国，台湾，中国对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大量投资，导致美国发明的专利技术都在亚洲生产制造，例如，集成电路，显示屏幕，传感器，激光和互联网。这些美国发明大多由美国政府，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和其他政府机构资助。

美国基本放弃了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生产制造，美国的风险投资基本和资本密集型生产制造无关。结果是灾难性的，2011年美国占全球半导体制造的25%，2018年下降至不到10%，再过5年相关工业机构预测下降到5%。

在当今“灵巧武器smart weapon”时代，一个国家不能生产集成电路（芯片）就不能保卫自已。我支持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但不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国家安全有否决权。

中国在量子计算方面的投资超过美国，量子计算也许是21世纪最重要的技术，中国在合肥投入110亿美元进行量子技术研究，而美国政府的量子计算投资在未来5年只有12亿美元。

中国在许多关键领域落后于美国，但快速追赶。几年来，中国实现了月背着陆，发射了全球第一个量子通讯卫星，北京和上海之间设立了2000公里的量子通讯设施，造出了运算极快的超级计算机和取得了5G通讯的领先地位。

中国对教育的投资和对高科技投资相互平行。中国本科毕业生比美国多4倍，博士多两倍，三分之一的大学生读理工科，美国只有7%，而且这里面有不少是中国留学生。更为可怕的是在计算机工程和电子工程领域，80%的博士学位申请者是海外留学生，其中中国学生占多数。他们的大部分将回到中国。过去20年来，我们最好的大学培育了中国大学的一些最好的系科，美国教授教出来的中国教授正在教授中国学生。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申请显著下降。

相对中国压迫美国企业转让技术的说法，我们更应该关注中国自我研发新技术的能力。自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中国是第一个在5G通讯方面超越美国的国家。中国在量子技术上的投资比美国多很多，我们的反应太迟缓。

美国胁迫盟友不要使用华为5G技术，但盟友的反应令人不快。我的亚洲时报同事最近采访了一位欧洲最大国家的政府部长，这位部长说：美国没有能和华为竞争的公司，你们不生产5G通讯设备，你们叫我们买斯堪的纳维亚的诺基亚和爱立信产品，这些产品是二流货，这两家公司能够存在是因为华为让他们存在。我们没有选择，我们不知道美国要我们干什么。

前面我已经说过，中国取得了超级计算机芯片自给自足的辉煌进步。最近，一家日本分析机构提出报告，指出华为手机的芯片和苹果的相当甚至超过。最近针对美国政府对华为的禁运令，我们采访了相关的业内人士，他们认为，包括华为自己的公开反应，华为通过逆向工程，或者其他渠道，取代美国芯片的努力并非十分困难。

中国正在向世界的南方国家推广自己的发展模式，这是一个远超西方媒体描述的复杂过程。西方媒体强调中国对南方国家的投资是搞债务陷阱，要达到金融控制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夸大其词。例如斯里兰卡把汉班港租用权卖给中国以偿还债务（在西方广为宣传，译注），但实际上斯里兰卡欠中国的债务只占其债务总和的10%，中国对斯里兰卡的贷款条件优惠，斯里兰卡的债务问题是在在中国人来之前已经欠下的。

中国并不寻求金融控制权，中国希望的是把世界南方国家的20亿人口纳入中国经济圈。中国领导人考虑问题超前一代人的跨度，就将来的世界而言， 最缺乏的经济要素无疑是劳动力，是那些能够看懂说明书，按时上班，能够掌握前沿技能的劳动力。21世纪的人口增长基本上只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国家和巴基斯坦，而人口老化现象发生在所有的生产发达国家，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在几年前达到顶峰，已经下降。

南方国家人口增长最快，但教育缺乏，政局不稳，基础设施落后使得这些地区的劳动力一直靠边站。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在本国劳动力供应下降的情况下，获得其他地区的劳动力资源。

中国对南方国家的建议非常有说服力。我自己有个故事，作为一个投资银行家，我几年前带墨西哥驻华大使到华为深圳总部，华为的产品展览厅比华盛顿的空天展览馆（Air and Space Museum）大三倍，三小时参观后，华为的主人把我们带到一个圆形剧场，向我们展示PPT。他说，墨西哥经济体量很大，但缺乏宽带通讯，拖累了墨西哥经济。如果华为帮助你们建立宽带通信网，墨西哥就能壮大自己的经济，华为可以帮助建立电子商务，网络支付和网络金融，可以带入阿里巴巴和百度，墨西哥就会象中国一样发达富裕。当时华为未获得回应，现在华为正在为墨西哥和巴西建宽带通信网，百度有意愿支持当地的电商小企业。

这种发展令人高兴，但不利的是中国将在这种生产力发展中获取很大的利益，中国希望成为主要供应方，投资方的技术提供者。 相对应的是，美国趋向于巴西化，强于出口农产品和能源，弱于出口高技术制造。

在欧洲，和中国紧密合作的国家是民族主义当权的国家，意大利，波兰，匈牙利，捷克，这些国家寻求和中国的合作用来和布鲁塞尔的欧盟博弈。 意大利的民粹政府是G7国家中第一个和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协定的国家。波兰是美国在欧洲的坚定盟友，但波兰准备把其关键的财产，距离华沙40公里的大型机场，用作一带一路在欧洲的枢纽。小国总是要围绕大国转，美国国力的下降，意味着小国，不少是我们的盟友，不可避免的被中国吸引。

十年前，美国可以通过关税让中国经济停顿，但今天不行，5年前，美国可以通过断供使华为停顿，但今天不行。对华为的禁运不会（彻底）阻止华为在欧洲布局5G，前几天，德国，法国和荷兰对此都有公开的表态。

不能提供更好的技术，我们就不能阻止中国，甚至不能迟滞中国的脚步。美国以一种异常的立场，试图用美国的影响力去阻止竞争对手从事某些事情，而美国本身又不准备从事这些事情，就我的了解，这种战略在全球任何地区和任何时间段上都没有成功的记录。

我们应该回顾我们战胜苏联的历史， 1970年时我们面临挑战时，把GDP的1.3%，相当于今天的2600亿美元投入基础研究。今天美国联邦政府基础研究的投资只有那时的一半，而且不少用于无关紧要的环保方面。

我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我们要推动关键性的高科技产业，特别是半导体制造返回美国本土。一个不能生产高端半导体产品的国家不可能保卫自己，不可能成为全球性强国。

我们要控制高科技的出口，我不太担心被动性的技术转让，而更担心的是美国公司（为了争夺国外市场）的主动型技术转让。

我们要把国防研究的重点放在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不是延续过去的技术和装备，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航母和F-35隐形飞机，我们需要无人机群。我们需要新的国防教育立法，正像艾森豪威尔在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后做的那样，培育整整一代工程师。

我们要和日本，韩国，印度一起，提出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

我们需要吸引大批中国优秀科技人才。

中国可以研发创新，我们应该做得更好，美国国防系统和私人企业合作创造了当今的数字时代，其他国家都不能完成如此重任。我们可以让世界再次惊奇，但前提是必须召集，投入举国力量，这是长期战略。

短期战略是什么？我们可以升级当下和中国的贸易和科技战，对当今世界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害。不能担保一定胜利，中国在过去10年里一直准备这样的对抗。贸易战可能有损特朗普总统的2020大选，我必须澄清我历来支持特朗普，我希望特朗普能在2020年再次当选。

或者我们可以寻求暂时停战，然后投入长期的对抗，恢复过去那些奠定我们胜利的政策。

我们曾低估了中国人，现在是时候让他们发现他们低估了我们。

任泽钢根据YouTube上的讲话视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