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帮与弄堂：《江南》里的上海身份构建

杨爱红上一篇《<江南>：重新认识日本和中国》中有个判断：在中国的年轻人眼里，1980年代也已经彻底成为了历史——与1890年代一样遥远的历史。这一点不但体现在《江南》里用1980年代的国营工厂风貌拟构1890年代的官办企业，甚至也体现在《江南》的人物设定中。今天杨爱红就来聊聊这一点。

本文有少量剧透，但不会影响观影效果，各位可以放心阅读。

在《江南》的前期宣传中，男主角阿榔被称为“弄堂少年”。然而，影片中的阿榔甫一登场便是从黄浦江边的一条小木船上醒来、这小木船看起来就是他的家，片尾决战时还自报家门称出身于漕帮。从“出身漕帮”到“弄堂少年”，这其中的微妙差异，体现出的便是上海作为移民城市的历史。

出身漕帮的“弄堂少年”？

早在鸦片战争之前，上海就已经是中国国内沿海航运业的中心：通往天津、牛庄的沙船、豆船（东北航线，沙船多以运送大豆和豆饼为主业，故称豆船），通往山东威海卫等港口的卫船，通往宁波的宁船，通往福建的鸟船，跑南洋的南船，走长江的鸭尾船，千帆万橹、咸汇于沪。（此时虽然朝廷不准外国船来做生意，但本国各港口之间的海运贸易还是很发达的。）

1825年，黄河决口、运河梗阻，朝廷在上海雇佣沙船1562艘，重新利用海路运送漕粮。此后，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乱，大运河时开时闭、愈发不稳定。1855年，黄河又大改道、从黄海入海改为从渤海入海，彻底切断了大运河。另一方面，《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开埠、从国内航运中心进一步跃升为国际航运中心，需要大量劳动力从事码头运输等相关工作，漕帮人士遂大量涌入上海。

漕帮，因大运河而起（运河古称“漕”）。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中国人口暴涨，农业社会挤出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去运河上讨生活成了很多青壮的选择。就业压力之下，大运河沿线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较为统一、严密的漕帮组织，提供江湖秩序，而江湖秩序中最重要的便是就业秩序：不加入帮会，“没人罩”，便会被暴力排挤出码头、没得饭吃；而加入帮会，又要经过复杂的流程、付出不小的代价（比如交保护费）。

——原本门槛很低的就业市场（本来只要有一身力气便可去码头当搬运工），便被加上了一道高一些的准入门槛，以此来控制从业人数、保证业内都有一口饭吃。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讲，这就是阻止“产业后备军”投送到就业市场、从而维护从业者利益。

近代之前，航运业集聚大量青壮年人口，是农业社会最活跃的经济力量之一，实质上超出了封建官府的治理能力范畴。自发而生的行会，或者说帮会、黑社会，填补了官府的管制真空、成为了江湖秩序的主宰。无论中外，航运业都有过一段受行会/帮会/黑社会控制的历史，欧美一些国家衍生自旧行会的码头工会甚至绵延至20世纪下半叶仍在发挥影响力。汉语中与黑社会相关的名词，如“江湖”“码头”“舵爷”等，多与航运业脱不开干系，就是这段历史留下的痕迹。

漕帮涌入上海后，经过与本地原有地头蛇及其他各路神仙的斗法和融合，控制了上海码头的劳动力市场，并涉足各路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生意，最终在进入民国后衍生出了大名鼎鼎的青帮——没错，就是那个黄金荣、杜月笙的青帮。

也是《上海滩》里许文强的原型、共产党员汪寿华烈士（右）打入其中组织工人运动的青帮。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王寿华赴杜月笙家中谈判，杜月笙背信弃义将其活埋。电影《建军大业》开头便是汪寿华遇害的故事。

说回《江南》里的阿榔。他在剧中那么能打，有一半可能是因为主角光环，另一半大概就是因为漕帮暴力传统留下的拳脚功夫。不过，《江南》所描绘的1890年代，上海漕帮尚不如民国青帮那么声势煊赫，弄堂也还没有成为上海新老移民普遍的居住环境：直到1940年代，石库门之类的弄堂，也仍然起码是上海中产人家才住得起的。

《江南》的宣发把阿榔称为“弄堂少年”，大概只是想说他是个普通上海人。但绝大多数漕帮成员，断然是享受不起弄堂生活的。原本是精英小区的“弄堂”，也能成为上海平民文化的符号和上海市民生活的象征，非常典型地体现了解放之后、尤其是1980年代之后流行影视剧文化对历史的重构。

出身漕帮的阿榔能住船上还不算是最差的，来自苏北、皖北等灾区的难民普遍只能住“滚地龙”：几根竹竿两头插进地里，再在竹竿上铺设竹席稻草

不但居住环境被现代人的想象重构了，旧中国的人际关系也被重构了。《江南》开头，阿榔带着小伙伴一起偷偷闯入江南制造总局看宝贝，其中一人被剧中台词明确指出是小店老板的儿子，还有一个小胖墩戴着眼镜、穿着背带裤、梳着分头、脑后没有辫子，一看就是买办子弟的打扮。出身漕帮、住在船上的“弄堂少年”，小店老板的儿子，买办子弟，这三种人的阶级身份差异之大，在旧中国可以说完全就是生活在三个不同的世界，彼此之间本不该有交集。但《江南》里还是让他们玩在一起了，大概也是把1980年代国企大院里厂长的儿子与工人的儿子一起捣蛋的场景嫁接到了旧中国——1980年代，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大院内部的身份界限还是比较模糊的，厂长的儿子与工人的儿子仍然可以玩到一起。

（不过，阿榔入职江南制造总局之后，小店老板之子与买办子弟就再未登场，不知是不是阶级鸿沟最终起了作用。）

码字至此，杨爱红又想起《江南》里的一处安排：阿榔入职江南制造总局的缘由，居然是因偷闯入厂引发火灾、没钱赔偿而不得进厂当学徒工、用工钱抵债。这又是为了照顾现代观众的世界观而对历史进行了想象式重构：在今天，进厂当工人对很多人来说是因为没考上大学、没得选；而上海早期技术工人非常金贵，多来自于宁波、广州等地（这些地方当时造船业、冶金业等手工业比较发达），他们也有自己的行会、也会设置就业门槛，一个漕帮子弟能端上工匠的饭碗，约等于中了彩票，绝非“打碎餐馆瓶子没钱赔偿、被迫留下来洗碗抵债”式的惩罚。而阿榔当上学徒工之后，师傅却一直不认可他、直到最后一刻才收他为徒，看起来是不近人情，实际上却符合旧式行会严苛的准入门槛，算是歪打正着地体现了历史真实。

进入1910年代后，上海船舶修造业大发展，一批新的外资船厂和民族资本家开设的船厂成长起来，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增，上海本地人（此处的“本地人”指的是浦东、松江等上海城郊区域居民）和新移民才冲破了老移民旧式行会的就业垄断、大量进入船舶修造业，新的工人运动也逐渐发展起来，并诞生了马小弟等新一代工人运动领袖。“多炮塔舰队”2018年发布的《船厂风云90年（2）：马小弟与6621型导弹艇》简单介绍过这段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一阅。

最后插句题外话啊：马小弟跟英国资本家斗过、跟日本侵略者斗过，1950~1960年代还主持了中国仿制苏联最先进型号导弹艇的工作、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立下了不小功劳，这样的传奇故事、传奇人物，拍成电影应该很好看才对。——宫崎骏拍的《起风了》为什么那么有感染力？杨爱红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真实：堀越二郎与日本社会的真人真事，再加上适当的艺术加工，自然能唤起观众对历史的思考。

《起风了》牛车拉飞机，如此强烈对比的镜头语言讲的就是一个真实的日本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多炮塔舰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