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首都是如何处理棚户区的？

1927年，蒋介石北伐打到了南京，并在此建都，打算将这座历经千年烟华的城市设置为中华民国对外展示现代化建设成果的窗口。

一时间，南京的新式大楼拔地而起。尤其是城市中央中山大道两边的政府大楼，往往采用传统建筑外观搭配钢筋混凝土材料的建设方法，只用了几年时间就形成了一片现代化建筑区。在这条主干道的西北侧，还有包括山西路、颐和路在内的公馆区、剧院区，采用的是全西方风味的建筑。

老蒋还很年轻，便入驻南京执掌大权

此时真真春风得意之时

（图片@图虫·创意）

但这就是南京的达官贵人和外国访客能走到的最边缘了。从这个区域再往北去，是一望无际的连片贫民区。那里鱼龙混杂，破败不堪，只有那些最有好奇心的上流人士才敢像看珍稀动物一样地去那里一探究竟……

首都住房总是紧张

南京时隔数百年后再次成为正牌首都，老南京们当然是很高兴的。

市政府却笑不出来。

定都是在战争期间，蒋介石的团队经费有限，军费仍然是花钱的主力。为了向国际社会展现南京国民政府的气魄，蒋介石还要求把钱用在政府大楼这个“刀刃”上，市政经费更加捉襟见肘。已经几百年没有成为首都（民国初期胎死腹中的安排不在其内）的南京，住房空间极为紧张。

钱也很紧张，都用刀刃也就这样了

（图片来自wikipedia）

可外地人一直在不断地涌入这座新都。

苏北、安徽、浙江等地贫民进入南京的历史，始自1899年南京下关开埠。那时外国轮船公司纷纷在南京抢滩登陆，显贵大人也闻风而动，这带来了大量码头工人、运输工人、洋车夫、佣人的工作岗位。1908、1919年沪宁、津浦两条铁路开通，更是让南京瞬间成为了长江边的超级水陆码头，劳工需求远超过去。

1900年代的下关码头

（图片来自Wikimedia@ 杉江房造）

前来务工的外地人，大多是因天灾或帝国后期土地兼并而失地的农民，手中无积蓄，也没有特殊的技能。能在码头、火车站边做一个苦力，或是上街为有钱人拉个洋车，已经是令人羡慕的工作。然而这些人虽是健壮勤劳的中青年男性，做一天苦力却拿不到几个钱。

当然，大量的服务也是因为有大量的需求

南京颐和路公馆区，到现在也是有钱人住的地方

（图片@图虫·创意）

以码头工人为例，想要在码头上接活，首先要有熟人推荐到码头帮拜山头。入帮之后，把头会将人分配到不同的班组，由工头领导，其上还有大工头和总包工头。一日工资分为6份，大工头独得3份，二工头得2份，工人自己只得1份——等于背一百四十斤的沙土得一分钱，一个月的总收入很少超过10块大洋。

在水上讨生活，无论是河上还是海上

都还是要一定前期投入的，这对于无产阶级，可能就再也看不到尽头了

（图片来自《渔光曲》）

那南京城里的房价又是如何的呢？

且不论由商业公司开发的优美楼盘，只说南京本地居民出租的私家民房。为了容纳更多“南漂”，房东们会将自己闲置的房屋隔开，“进深只有两丈的房间，中间用木板一隔就变成了两间小室，其狭窄程度往往只能放置一床一桌。”

要想在房东的统治下生存，需要别样的技巧

（图片来自《七十二家房客》）

就这样的群租房，也要五六元一个月，同时租客还得完成一系列繁杂的手续。

南京定都之后，城市的扩张速度太快，人员流动性也极高。为了保证资产和人身安全，房东们都会要求租户有本地保人、有老婆，并且事先缴纳高达10倍月租的押金。当时的基层公务员月收入也不过30元，只能躲在劣等旅馆里歇脚，更别提那些来谋营生的贫苦工人了。

这样的重压之下，如果再突遭变故，手头拮据

想把一个“中产阶级”搞破产，可真是太容易了

（图片来自《神女》）

穷人自有穷人的活法。这些不能远离市中心和码头的贫民，就这样开始在南京城北的未开发地带，自行“开发”了起来。

贫民窟长什么样

工人们想到的两种住宅，其实也是长三角大城市都曾经见过的贫民窟代表，就是滚地龙和艒艒船。

滚地龙是一种竹制棚屋，一般是用几根竹竿弯成半圆插入土中，其上再覆盖一张草席。这种棚屋非常简陋矮小，一面敞着是进出口，只能供一个人弯腰进入。这是最符合字面意义的“落脚点”，劳工在这里面就只够落个脚躺一会的。

滚地龙也就是贫困人民的代名词

艒艒船稍为先进，是顺江而下的农民以小船改造的住宅。他们在船周围围上茅草保暖，几十上百艘小船连成一个居民区，集中出现在秦淮河水西门附近，后来还有了向玄武湖扩张的趋势。船上的人大多做的是小生意，挑着装满货物的扁担，每日早出晚归。

可以想象的是，这些由滚地龙和艒艒船构成的贫民窟，火灾隐患极大。当年的南京城北也的确是一座火焰之城，火灾无日无之。最夸张的是1929年6月3日，一天之内发生四起大火，焚毁房屋百余间，其中40间是草屋。

一艘接一艘都被烧着了，眼看着就要烧到岸上来了

（图片来自《三国演义》）

棚户区内的卫生状况也令人担忧。虽然当时人粪可以卖钱，但生活垃圾、尿液、体液，以及茅草被雨水浸泡之后的沤料，长年累月堆积在棚户区内，同样散发着阵阵臭气，并滋生了大量致病原。闻聋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人们的饮用水可能是刚刚被马桶水和洗衣皂污染过的河水，淘米洗菜也都在同样的水体中，流行病一旦爆发，连市里的先生太太们也要遭殃。

菲律宾马尼拉的贫民窟

这个地球上的贫民都过着类似的生活

（图片来Pixabay@Bindue）

这种地方的治安条件自然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南京首都警备司令部1936年的报告显示：每日抓捕毒贩30名，犯案地点多半在棚户密集处及各乡镇，犯人十有八九是贫民阶层。如果按照贩毒者枪毙的严法实施，则每月要枪毙的贫民毒贩将达千人。

当时鸦片在全国事实上都是一种重要的税源

无论是地方军阀还是国民党政权，是不可能真的禁掉的

但是首都地区的体面和秩序还是要维护下

（当时北京的非法鸦片馆，图片来自wikipedia）

来到首都的贫苦农民，长期生活在毫无希望、收入低微、环境恶劣的棚户区，但却又看到了大城市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指望他们再过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田园生活已经不现实了。他们或是出于报复心态，或是为了逃避现实，或是单纯因为社交压力，参与黄赌毒、打架斗殴等事件，也是常理。

所以当时有没有所谓“中产阶级”呢？

有是有，但实在不多，而且极其脆弱

（图片来自《新旧上海》）

这可不是首善之区想看到的现象。

因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棚户区改造行动，就这样在民国的南京拉开了序幕。

房子哪去了？

其实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不久，时任市长刘纪文就在考虑处理棚户区的问题，主持出台了《取缔市内搭盖棚房章程》。然而汹涌而来的贫民并不理睬市政府的禁令，新建得比取缔得还快，期间还出现了贫民为保卫棚屋暴力袭警的事件，事情逐渐不了了之。

到后来，连蒋介石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要求首都警察厅尽快拆除马路周边，尤其是中山路、国府路（长江路）、中央路核心城区周边的棚户区。当然他考虑的并不是火灾流行病的问题，主要还是这些棚屋实在影响市容，有碍于他塑造国民政府的国际新形象。

有碍国民政府的脸面？拆

（图片来自wikipedia）

委员长一发话，预算也就到位了。首都警察厅一家给大洋6块，限期搬迁。与此同时，南京市政府还配合建造了一系列拆迁保障用房，以优惠的条件吸引棚户区居民乔迁新居。

保障住房分为甲乙丙三等。

甲等房在鼓楼北大街一带，分为楼房、平房两种，带精装修，共建成4处；

乙等房在光华门附近，都是小楼房，共计23栋100间砖墙瓦房，不仅有窗门，前后还有小菜园；

丙等房在武定门和白鹭洲之间，就在今天南京核心景区里，是200所适合小家庭的住宅。

然而这些保障住房，最后却几乎和贫民无缘。

市财政厅在甲等房落成之后，像是突然想起来一样，表示甲等房开发规模过小，品质过高，不适宜拆迁安置，直接作价卖给了富商。乙丙两种住宅则因为位置偏远、租金过高也无人问津，于第二年标卖，号称所得款项会进入公债，用于兴建更次级的戊等住房。

毕竟是造好的房，总比卖楼花强点。

好在戊等住房最后还是落实了，这次他们选在了下关码头附近重建保障房，终于吸引了不少棚户区居民入住。此时已经是1931年7月了，距离市政当局下决心整治棚户区已经过去了三年。

其实这新房也就比滚地龙好上了一点，外墙是夯土结构，抹上沥青和石灰。屋顶铺盖的仍然是茅草，只是加喷了防火漆，以免火灾不可收拾。进步比较大的是公共设施，在市政当局的主导下，贫民们终于用上了公共的洗衣处、厨房、厕所、浴室、儿童游乐场。

然而棚户区的人们总是命运多舛。这场快要成功的改造最后还遇上了一场天灾，当年夏天南京遭遇洪水，冲毁了质量不佳的保障住房，后来又花了一年时间才修缮完全。这些已经被取缔了滚地龙的外地人这时才终于住进了新房。

但一处保障住房不能解决天下寒士的居住问题，南京城外，仍然有数以万计的棚户区……

南京城内尚难自保，何况城外无穷无尽的棚户区...

（图片来自Wikipedia@Huang sir）

1932年，石瑛履新南京市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对棚户区改造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强制迁走了大量棚户区居民，并承诺会尽快提供平民住房，还将原有平民住房的茅草顶改造成了瓦顶，进一步防止火灾发生。

但他的新计划仍然遇到了经费紧张的问题。

等到1938年南京沦陷之后，傀儡国民政府就更没有心力去管这些贫苦百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