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一年中朝定界：朝鲜如何融入大清“天下”

文：李花子

穆克登勘察水源有误，朝鲜为何闷声自行纠正

康熙五十一年（1712）乌喇总管穆克登奉康熙帝的旨意前往长白山查水源、定界，这件事没有详细的中文文献记载，但是韩国史料中有明确记载。

从穆克登的行进路线看，他先从陆路到达鸭绿江上游地区，然后溯江而上登上了长白山顶天池，再从天池南麓下山寻找鸭绿江、图们江之源。鸭绿江源距离天池很近，最近的水源相隔300-400米发源，其下还有被称作“大旱河”的支流，位于天池东南麓约5公里。穆克登确定大旱河为正源，其东边则是黑石沟（又叫黄花松沟子）。黑石沟被朝鲜土人称作图们江源的“入地暗流”部分，到了涌出处再复出地面，流为图们江，涌出处才是真正的图们江源。按照这种说法，穆克登确定黑石沟为图们江源的伏流处，同时指定了涌出处的一条东流之水为正源。

之后，他在西边的鸭绿江源和东边的黑石沟（被视为图们江源伏流处）之间的分水岭上立了碑，碑文记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碑上署名的有清朝笔帖式苏尔昌、通官洪二哥、朝鲜军官李义复和赵台相、差使官许梁和朴道常、译官金应瀗和金庆门等。

穆克登立于天池东南麓的定界碑，1908年刘建封踏查时拍摄

由于图们江发源地和立碑处相隔较远，最近的红土山水相隔约百里，即存在所谓入地伏流部分，因而穆克登要求朝鲜人趁农闲在其间徐徐设标，以便将鸭绿江源和图们江源连接起来。同年六月，他完成定界回国。

同年八月，按照穆克登的要求，朝鲜派遣北评事洪致中带着差使员和劳役准备在图们江断流处设标，此时差使员许梁、朴道常等发现穆克登定的图们江水源出了差错。据他们报告，沿着此水一直向下，行至30余里后逐渐向北流去而不入图们江。于是北评事洪致中命令先在断流处以上设标（即在黑石沟设标），至于其下连接哪一条水源，待他向朝廷报告后再做决定。

然而，许、朴二人担心因为参与穆克登定界而承担错定江源的责任，不顾北评事的命令，不但在黑石沟东南岸设了堆标，还在黑石沟以下设置木栅连接了图们江第二派水源。不久，二人因擅自变更水源设置木栅而被押至首尔接受审讯。从他们的供辞来看，早在穆克登查水源、定界时，他们就已经知道水源出错，只是因为官小位卑，不敢吭声，直到设置堆标时才不得不说出真相。

朝鲜朝廷了解这一情况后有过一番争论，一些朝臣建议上报清廷重新查水源、划界，但是多数臣下不同意这么做，国王最后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没有向清廷通报穆克登定错水源，连擅自变更水源设栅的两个差使员也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康熙《皇舆全览图》“朝鲜图”的部分

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朝鲜认为此次定界能多得领土。比如，天池南边大片空地和天池以东茂山等地曾经是女真人的领地，女真人撤走近百年来，要么留为空地，要么被朝鲜流民占垦，而此次定界后均归朝鲜所有。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向清廷报告水源出错，清廷派其他人来重新划界，说不定“于定界处，反有变改减缩之患”。于是朝鲜决定掩盖事实不报。

其二，虽然差使员擅自变更了水源设置了木栅，但是作为界标的土石堆、木栅，连接到了正确的图们江源上。据史料记载，最初穆克登想定的是图们江第一派水（似为弱流河），而朝鲜认为涌出处是其南边10余里的第二派水（似为红土水的北支母树林河）。穆克登在指定第一派水为正源时还向朝鲜人夸耀说，以第一派水定界朝鲜可以多得十余里地。但可惜的是，穆克登只看到第一、二派汇合之处（似为今天的图们江发源地赤峰前），并且沿着图们江水来到了茂山，却并没有考察第一派水的发源地，他所看到的水出处其实并不是第一派水的发源地，而是松花江上流支流的发源地。朝鲜差使员等设栅时考虑到第一派水不如第二派（似为母树林河）水大，不过是“山谷间数里许横出细流”，而第二派水“源流分明”，于是将木栅连接到了第二派水上。这样一来，穆克登曾夸耀朝鲜多得的十余里地，又回归清朝界内。总之，朝鲜考虑到重新划界带来的风险，默认了差使员设栅于第二派水的做法。

影响：朝鲜获得安全感，两国关系趋于稳定

虽然此次定界在程序上有这样那样的欠缺和不足，比如碑文中没有“分界”、“定界”字样，另外，作为朝方定界代表的两位高官朴权、李善溥没有参与查水源、立碑的过程，也没有在碑文上刻下名字，再如穆克登指定的图们江水源出错后朝鲜擅自变更水源设置了木栅等等。但是其影响却是深远的。

赤峰前的中朝第69号碑

首先，对于中方来说，通过穆克登的实地考察，搞清楚了从长白山发源的鸭、图二江之源，立碑于天池东南麓分水岭，从而明确划分了长白山天池以南界线。其后完成的《皇舆全览图》（康熙五十六年）中的长白山及鸭绿江、图们江边界，反映了这一定界结果，这也说明穆克登为舆图的制作做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通过穆克登定界可以将朝鲜人北拓的步伐限制在长白山及鸭绿江、图们江以南地区。在明初长白山以南和鸭绿江、图们江流域都是女真人的领地，后来随着1644年清军入关他们大部分离开了东北故地。而一江之隔的朝鲜边民的越境无时不在，他们受人参、貂皮等经济利益的诱惑，不时潜入长白山及江北地区采参、打猎。康熙年间清朝为了保护东北发祥地，不但控制关内汉人出山海关，还严禁朝鲜边民越入江北地区，违禁者施以枭示。经过此次穆克登定界，不但使鸭绿江、图们江边界再次得到确认，还明确划分了长白山地区边界，从而将朝鲜人北拓步伐控制在鸭、图二江及长白山以南地区，这对清朝保护发祥地和巩固边疆是有利的。

其次，此次定界对于朝鲜的影响非常大，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碑文记载“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其含义不单单是确定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这等于给朝鲜吃了一剂定心丸，即给了朝鲜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其边界不受侵犯的保证。当穆克登回国以后，朝鲜立刻以国王的名义给康熙帝上了“谢定界表”，其含义也远远超出了定界本身，具有更深的政治含义，既表示认同穆克登定界的结果，又希望自身的国家安全得到保障，一直以来朝鲜对清的戒心很重，远没有建立互信关系。

第二，使“宁古塔败归说”的影响大为减弱。康熙帝几次派人调查中朝边界和长白山地区，朝鲜都认为是为将来回归宁古塔时预查道路，因而千方百计阻挠查界，这实际是受“夷无百年之运”的华夷观的影响。然而经过此次定界，“宁古塔败归说”的影响大为减弱了。特别是清朝平定“三藩之乱”以后，随着清朝国内局势日趋稳定，国力日渐强盛、版图扩大，朝鲜对清朝中原统治能力愈发有了信心，到了乾隆年间“宁古塔败归说”最终销声匿迹，主张向清朝学习先进技术和文物制度的“北学”运动蓬勃兴起。

第三，朝鲜的疆域意识空前提高。朝鲜一方面严禁本国边民越入鸭绿江、图们江以北地区，另一方面采取措施防止清人越入朝鲜境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朝鲜曾要求撤走在图们江边耕垦的清朝兵民，使其远离江边居住和开垦。到了雍正、乾隆年间，又要求撤回清朝在鸭绿江边设汛的计划，同样得到了允准。朝鲜利用清朝对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和对朝鲜边疆的怀柔政策，在鸭绿江、图们江以北构筑了一个缓冲区。这种单方面空出领土的政策，被一些学者称之为“片面瓯脱”。这种政策虽然对朝鲜有利，却给清朝的边疆带来了隐患，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当清朝废除封禁政策时，朝鲜边民率先越入江北地区开垦土地甚至移居，从而引发了双方的领土、边界纷争，这都是片面瓯脱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四，朝鲜的长白山认识发生了变化。过去朝鲜一直称长白山为“胡地”或者“野人地面”，这以后则认为“一半虽为彼地，一半属于我朝”，即在思想感情上和长白山的距离拉近了。此后朝鲜掀起了制作地图的热潮，18、19世纪朝鲜的官撰、私撰地图，不但标出长白山天池，还标出天池东南边的定界碑及土石堆、木栅等，表明朝鲜的疆域意识有了很大提高。到了英祖时期（1724-1776年在位），朝鲜最终定长白山为朝鲜王朝的发祥圣山，在甲山建立“望祭阁”实行春秋望祀，于是朝鲜称长白山为“我国白头山”、“我东之白头”。

第五，有利于朝鲜开发边疆和稳定边民的生活。过去为了防备清朝，或者为了防止边民越境，引起和清朝不必要的外交纠纷，朝鲜一直采取保守的边疆政策，不鼓励流民开发边疆，也不鼓励边民在江边居住和生活。比如鸭绿江上游的“废四郡”地区，一直留为空地，到了18世纪后期终于许民开垦，复设了“厚州镇”，升格为都护府，鸭绿江上游地区迎来了全面开发的新时期。图们江上游的茂山，由于土地肥沃，流民越聚越多，逐渐发展为北道的一座雄邑。茂山西边的朴下川、鱼润江地区也得到了开发，朝鲜设置社仓以接济贫民。红丹水以西的长坡，在1785年设仓以后，年内居民达数十户，3年以后增加到200户。长坡仓的设置成为光绪勘界时朝方坚持以红土山水为界的重要依据，由于长坡仓位于红丹水以西，有百余户居民，已居住了一百多年，这就使得中方代表不得不放弃以红丹水为界的主张，退一步要求以红丹水以西的石乙水为界，否则长坡将成为吉林地。

《海东地图》“咸镜道”，18世纪中期，首尔大学校奎章阁收藏

总之，穆克登定界对于中朝两国宗藩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两国的边疆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朝鲜获得长白山以南地区以后，关防形势上变得对己有利，国家的安全度得以提高。因而对清朝的戒心和敌意逐渐消除，融入了以清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促进了两国宗藩关系的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