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楚国、越国是怎样为自己找华夏出身的

中央之国的形成<先秦篇> [第59节]

 作者：温骏轩

长篇连载，每周更新

说到“越”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如果要探究“越”这个概念的地理特征，那么“山”“海”是它的突出特征。或者说越人的分布范围是在整个东南沿海丘陵地带。至于越人最初的迁移路线，应该是自中南半岛向北迁移，最终止步于长江下游，随后与向南渗透的北方族群相碰撞。

关于越人最初所建立的国家（指能够为华夏文明所承认的，具有类似组织结构的“国家”），无疑是那个吴越春秋中在勾践时期达到顶峰的“越国”。越人开始真正融于华夏，也正是源于此。因此在后世诸多以“越”为名的政治势力一般都奉此“越”为正溯，并以它的继承人自居。

由于越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的丘陵地带，因此很容易被山脉分割成相互独立的族群，时间一长，这些在族源和文化上都有共通性的族群，在文化上会形成独立的各具特色的亚文化。而我们对这种亚文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各具特色的“方言”。由于分布范围广，相互之间又已经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点，因此实在是分不清它们之间区别的中原民族，笼统的将之称之为“百越”。

对于百越之族来说，将自己的历史源头定位在那个曾经称霸于春秋的“越国”并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无论是在越国被灭之后向南回迁的越人，还是在北上过程中沿途定居的越人，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并没有被切断，而将一个最辉煌的时代或分支作为族群共同的记忆和源头，是人类正常的心理状态。

为自己寻找一个拿得出手的出身，并非只限于春秋战国之后的百越之族。在到达长江下游的那部分越人开始接触到黄河文明，并希望与之成为一体时，这种想法就已经存在了。受华夏族的影响，如果要让自己与其他民族处在对等的地位，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寻找一个华夏族的“名人”作为自己的祖先。

尽管这样做并不能消除那些来自黄土高原，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族群的歧视，但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无论是在先秦，还是在后来的历史中，有无数的边缘民族，都依这种方法先为自己寻找到一个正统的出身，然后再从文化上与华夏族融合，最终“洗白”成为华夏的一部分。

从春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主要国家（或者说族群）来看，吴人将自己定位于与周人同源。在吴人所陈述的历史中，周人的始祖周太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太伯”为了礼让弟弟继承君位，而南下到了吴地。这种说法让吴人自认为与周人获得了平起平坐的地位。

而楚人的野心显然要更大些，他们将自己的祖先追溯到黄帝时期。在楚人决心与周人决裂，并视周人所封“子爵”为侮辱时，他们向周人强调，黄帝的儿子“高阳氏”是楚人的直系祖先。从这个角度看，楚人的出身要比周人高贵的多。

而在楚、吴之后，也希望融入中央之国的越人很明显不大可能找到一个比黄帝级别更高的祖先了。如果将周人的始祖定位为自己共同的祖先，即使能够找到合适的对象，也不可能压倒它的对手——吴人。如果再向前追溯的话，商族也是一个选择对象，不过商族那明显来自东部族群的出身并不能提升越人的身价，因此合适的对象应该再向前追溯。而开启了中央之国概念的夏人无疑是最为合适的对象了。因此那个以治水而闻名于世的“禹”成为了越人所祭祀的对象。

按照越人所描述的世系，夏代的第五代君王“少康”有一个庶出的儿子被封在钱塘江以南，也就是现在浙江绍兴地区，成为了越人的祖先。在夏人为商人所灭之后，越人作为大禹的直系后代，仍然延续了大禹的香火。

其实楚、吴、越三国所陈述的历史即使是真实的，也最多只能证明他们的贵族阶级最初可能源自黄土高原。而基本的族群构成在当时仍然是明显区别于黄河流域的族群的。而实际上，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在黄河文明还未能与长江文明发生碰撞，并明显占据优势时，你很难想象几个来自黄河流域的贵族到了那些“蛮夷”之地，就会被当地的部族奉为首领。

不过这些说法在汉朝时期都被正式得到了认可。作为真正将长江、黄河两大文明统一在一起的王朝，汉朝在民族、文化融合上所做的工作是据有划时代意义的。或者说从汉朝起，整合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的“汉文化”概念，取代了狭义的，仅涵盖出自黄土高原的“华夏文化”概念。汉人也成为了两大文明融合后的，新的民族的符号。

在我们解读汉帝国时，会涉及到汉武帝如何将浙闽丘陵纳入中央之国的范畴的。随着帝国疆土的南伸，怎样让浙闽丘陵归附的“越人”对中央政权产生向心力是摆在帝国决策者面前的首要任务。

对于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东亚族群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为双方找到共同的祖先。因此当初越人所附的出现于夏人的说法被官方正式确认了。并且为了加强这种文化上的联系，帝国还需要加强那些沿海山地与帝国中心的地缘联系。

具体的措施则是将无明确记载与定论的大禹下葬之地——“会稽”，考证在浙闽丘陵的最北部（也就是宁绍平原的南部），大禹大会诸侯之山也被命名为“会稽山”，被认定在越国故都（绍兴）的南面。而承担这项重大历史使命的就是司马迁。

毫无疑问，这种安排是成功的，由于司马迁在中国信史中无与伦比的地位，“大禹”成为了连接东南沿海与黄河流域的文化纽带。而这种格局也一直延续至今，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有所改变。让黄帝陵成为黄河流域的文明符号，和让大禹陵成为长江流域的文明符号对于华夏文明内部达成地缘平衡具有重大意义。更何况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文化发达，出自这一地区的海外华人明显占有绝对优势。

做这些分析，可能会让有些朋友感觉到不舒服。毕竟这会让我们现有的民族意识有一种被安排的感觉。其实大可不必有这种感觉。中华文明的形成，主要还是表现在文化上的。地理结构也好，人为做出的地缘结构调整也罢，都是为了让这种文化更具有凝聚力。

从这个角度看，古典时期的政治家们并没有什么过错。在历史上还有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汉朝及以前的南岳衡山是在长江之滨的（安徽省安庆市天柱山），但到了隋朝，由于帝国的疆土持续向西南方向拓展，如果再将南岳放在长江边上，显然不足以让它的“神力”辐射至整个南疆，因此南岳的称号被现在的“衡山”所取代（湖南衡阳市）。

关于绍兴不可能成为大禹大会诸侯的所在地，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明天我们将从地缘的角度具体分析大禹治水的地点，以及大禹究竟会在哪里大会诸侯，并将他的势力延伸到江淮流域的。　　　　先上张《大禹治水示意图》大家先自我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