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少校（四）

对于很多军官，退役时的前景有几个：

1、利用过去在工业界里的人脉，找一个好工作。事实上，很多美国公司喜欢用军队里出来的人，尤其是军工公司，这些前军官在军队里人脉好，最不济，至少和军队里的人共同语言多一点。

2、利用在海外服役、在军政决策机构服务和对国际事务的第一手经验，到大学教书，或到研究机构作咨询。

3、休闲养老，美国军官的退休金是很不错的，过舒适、安分的日子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伯伊德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对这三种常规的选择一个也不感兴趣。伯伊德回绝了很多军工公司的邀请。军工公司甚至找他的战斗机黑手党的朋友们通路子，如果他们能把伯伊德拉进来，他们也可以有一个报酬丰厚的职位。但是伯伊德不为所动。克里斯蒂把他请到国防部为项目分析和评估作咨询的时候，他也只每两周时间拿一天的工资。国防部没有“义务工”这个说法，伯伊德如果这最低限度的工资也不拿的话，国防部无法发给他有机密等级的通行证，也无法让他使用国防部的电话、传真和复印机了。好友问他为什么生活如此清苦和与世隔绝，伯伊德在烟雾缭绕的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无欲则刚。他就是宁愿生活清苦，不愿意被人诱以重利，有求于人而放弃自己自由思考的权利。

在五角大楼的最后三年里，伯伊德还是醉心于心爱的空战科学。他对YF-16和YF-17对比试飞中的一个疑点一直大惑不解。试飞过两种战斗机的飞行员都异口同声地说YF-16更好，但是按照能量机动的计算，两者的差别不应该那么大，部分飞行包线里YF-17甚至更为优秀。通过大量分析和与飞行员的实际交谈，伯伊德发现YF-16迅速转换飞行状态的能力更为优秀，尤其是迅速加速、减速的能力，使过去不到死马当活马医时不用的主动减速成为一个现实可行的战术，因为重新加速不再是一个问题，这样大大增加了空战中的战术选择。这是早期的能量机动理论里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问题。伯伊德由此联想到朝鲜战场上F-86对米格-15的情况，F-86可以更迅速地变换蛇形机动的方向，而米格-15虽然持续机动能力更强，但瞬时机动能力不如F-86，只要F-86不断地迅速改变蛇形机动方向，要不了多久，米格-15就渐渐地跟不上了，F-86就有机会反败为胜，咬住对手。由此，伯伊德进一步联想到二战中德军在西线的闪击战，德军进攻的节奏大大超过法军防守的应变能力，导致法军防御在尚有相当实力的时候就土崩瓦解。从这里，伯伊德开始研究战斗中更广泛的因素。基于对对抗性决策过程的研究，伯伊德总结出战场上的OODA决策循环。OODA代表Observation，Orientation，Decision，Action，即观察，判断，决策，行动。这里，orientation作调整自己的心态、理解对手的意图解。这其中，观察和行动主要是技术手段，但判断和决策是心理过程。伯伊德进一步提出，判断的形成和改变，这是最容易受到外界影响的一步。从此，伯伊德开始研究战场上人和心理的作用，同时结合戈德尔的不确定性原理、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注重研究在闭合系统下对环境情势的判断和相应决策的形成和变化。

退役后，伯伊德从空战机动联想到战争中的机动作战，二战前期的闪击战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伯伊德开始研究军事历史和行为科学，特别注重研究战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他开始疯狂地读书，数学、物理、心理、历史、逻辑，进化论、信息论、遗传学，社会学，经济学，研究孙子、克劳斯维茨、约米尼、成吉思汗、拿破仑、弗里德里克大帝、格兰特、曼斯坦因、李德哈特、毛泽东，什么都读。有人统计，几年里，他读了300多本书。最后将自己的研究编成一个16页长的讲义《毁灭与创建》。这是伯伊德涉足战略理论的开始。伯伊德正在从一个顶级空中斗士演进为一个对美国军事理论起决定性影响的战略家。

传统上，美国军事理论崇尚“火力制胜论”，强调用优势的火力和协调的行动，像不可阻挡的压路机一样，压垮敌人。所以，美军行动讲究在远距离上集中最猛烈的火力摧毁敌人，机动灵活、穿插包围、调虎离山、围点打援等等概念和美军的基本作战思想并不强调，在美军的战例中也是例外。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政界、军界要求反思的呼声一片，当几千美军在小小的格林纳达竟然用了两天才摆平200名古巴建筑工人的时候，军事改革的呼声在美国达到最高峰。

在这种背景下，伯伊德开始形成自己的机动战理念。机动战不是一个新概念，但伯伊德版本的机动战有它的新意。伯伊德把战争分成三种层面：消耗战，机动战和道德战。

消耗战的要素为火力、防护和运动，其中火力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火力才是消灭敌人、赢得战斗胜利的手段。防护是保存自己的手段，防护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火力，消灭敌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火力、提供防护。消耗战的重点是夺取战略要点。

机动战的要素则是时间和对手的军心，其中军心是最重要的。伯伊德强调时间对战争的重要性，时机和节奏可以比地形更重要，伯伊德的重点不在空间和物质上的机动，而在于时间和敌人的心理。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应该在从战斗到战役到战略的所有层次上使自己的OODA循环的周转比对手的更快，或者灵活地变换自己的OODA节奏，要随机应变、出其不意，以敏捷的出手，想在对手的前面，行动在对手的前面，打乱对手的思维，制造对手的恐慌和错觉，剥夺对手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战斗的能力，使对手在心理上放弃抵抗，最终导致对手不战自溃。伯伊德喜欢用飞行员的切口：切半径。伯伊德并不把消耗战和机动战对立起来，在战役层次上的机动战仍然需要在战斗层次上的消耗战，毕竟光靠花拳绣脚是不足以导致敌人不战自溃的。

伯伊德的道德战不光包括战争的道德因素，还包括战争中的人心理和思维过程。伯伊德强调打仗的不是武器，不是地形，而是战士。战争真正需要摧毁的是敌人抵抗的意志，只有打垮了敌人抵抗的意志，战争才真正获得胜利，所以只有敌人才能决定战争何时结束。伯伊德强调，一支成功的军队必须对环境的变化和战场上的不确定性敏捷地作出反应；不应依赖完整、准确的情报来制定决策，因为战场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好事，而要随机应变，要能够利用战场上的不确定性，有创意、多样化地制造不可预测性，而不是形成容易被敌人识破和利用的常规；最大的危险是被自己的思维定势所困，而漠视已经变化的现实；要上下一心，同心作战，不是靠周密的计划和督促来实现协调，而是把指挥权下放，靠上下各级对战略意图和战争目标的全面、准确地理解和主观能动性，主动、积极、创造性地从各个层次协同实现指挥意图。这需要官兵之间高度信任，信息高度流通，士为知己者死。伯伊德十分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和道德层面，强调军人必须相信他们为之战斗的崇高目标，而不仅仅是为了憎恨或复仇而战，那样即使赢得战斗的胜利，也难以保证战争的胜利。

伯伊德强调战场上的三要素：时间、空间、人心。这就是中国兵法中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这在东方军事理论中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从孙子到毛泽东，战争的正义性、攻心为上一直都是和兵贵神速、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相提并论的。但是将人心（包括人心向背、军民士气、镇定还是惊慌）作为战争的要素，对美国军事理论界还是一个新鲜事。为了推动政界、军界的新思维，伯伊德总结了一个名为《论胜利和失败》的讲座系列，以传道式的热情，不知疲倦地向政界、军界的要员解说他的军事改革的思想。越战失败后，很多人对美国的军事改革这个课题干兴趣，所以伯伊德的听众很多，其中包括当时还是怀俄明州参议员的切尼。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多年担任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后任克林顿政府的国防部长的阿斯平，众院议长金格里奇，阿斯平后的参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Sam Nunn，沙漠风暴期间的海军陆战队司令格雷上将，1979-83年期间的陆军参谋长迈耶上将等，先后成为伯伊德的忠实听众。还有不少人对伯伊德的讲座很有兴趣，但不想花那个时间，要求他精简成一个短小的讲座。伯伊德还是那个臭脾气，一口拒绝：要么不讲，要讲就要讲全的，不来简体演义版。伯伊德的理论不仅在军界有影响，在商界也得到赏识，毕竟打仗和经商有颇多相似之处。

伯伊德的理论不是没有漏洞的。伯伊德强调比敌人更快捷的OODA循环，但如果敌人不跟着你的步调走，根本不理会你的OODA，我行我素，那更快捷的OODA并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像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战略是速战速决，国军总是慢一步，用伯伊德的话说，就是OODA慢了一拍，在战场上非常被动。但毛泽东打持久战，完全不理会日军的作战节奏，甚至有意地打乱日军的作战节奏，日军就抓瞎了。伯伊德的OODA里面其中重要的一环就是判断，打乱敌人的判断和指挥链，这是“抠眼挖耳捂嘴”战术的理论依据。但是如果敌人的指挥结构是分散的，具有高度自主的特性，那这个战术也是抓瞎。八路军、新四军的敌后游击队就具有这个特点，今天的伊拉克游击队也有这个影子。伊拉克游击队和美军打持久战，其自主的指挥结构使美军屡屡在捕获或击毙游击队领导人后依然无法抑制反美游击队的活动。有人甚至认为，拉登的战术才是对伯伊德理论的出色运用。911严重打乱了美国的战略部署，此后，美军在战术上取得很多胜利，但在战略上，越来越落在拉登的OODA之后，疲于奔命，处处防范，怎么能不被动？

实际上，伯伊德的思想很少是新东西。对敌人以攻心为上是孙子的思想，高速度、大纵深、快节奏作战以打乱敌人的作战节奏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思想，对于战争的道德问题和军队建设的思想，在毛选里可以找到很多影子，但是他把这些军事理论简化成美国大兵容易理解的表述，这是他独特的贡献。但是伯伊德就是伯伊德，他从不出版自己的著作或讲义，这倒不是出于什么太崇高的理由，而是永远对自己的东西不满意，永远需要修改。要是别人“盗用”他的想法，他也不在意。他在意的是把他的思想推广出去。不管谁愿意听，他都会去讲，将军，小兵，科学家，未来学家，国会议员，新闻记者，来者不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