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士精神不止欧洲独有—春秋时期的君子之战

在中世纪的欧洲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是居住在城堡里的贵族，也是战场上的勇士；他们以杀戮为职业，却又风度翩翩；他们效忠国王，但拒绝服从会使他们感受到耻辱的命令；他们便是我们所熟知的骑士。时至今日，骑士的身影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骑士精神早已作为现代西方公民社会的规则被继承下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卿大夫们也严格遵循着战争的礼仪，珍视自己的荣誉，并最终演化为“士”的精神，成为中国人精神品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就让我们穿越时光，回到君子之战的时代去一探究竟。

一、以君子之战讨伐郑国——开启楚庄王称霸诸侯的序幕

鲁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郑国国都内的气氛异常压抑，郑襄公与满朝的卿大夫一筹莫展。放眼望去，城郭之外皆是楚庄王的战马和甲士以及高过城墙的楼车与云梯。为了保卫祖宗的社稷，郑国君臣病急乱投医，不问苍生问鬼神，一干人等跑去太庙占卜去了。通过占卜，他们认为与楚军巷战是大吉，于是决定与背水一战。然而就在郑国君臣准备殊死一战的时候，楚军突然撤军了。

至于楚庄王的理由，那是相当的任性。他认为郑国的城墙太破，这个时候攻打郑国胜之不武，不是君子所为。于是，在郑人将城墙修筑好之后，庄王率领着大军来攻城了，这可是真正的言必行，行必果啊。战争的结果毫无悬念，郑国的国都最终被楚国攻破，如果是在战国时期，郑国将不复存在，但在春秋时期一切皆有可能。

为了求得楚王的原谅，郑襄公脱去上衣，牵着一只萌萌的小羊，去迎接楚王的大军。见到楚王后，郑襄公做了严肃而诚恳的自我批评，并表示愿意接受楚庄王的处置。

看到这一幕的楚庄王想必是这样的

楚庄王认为郑襄公已经认识到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他决定给郑襄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最后，楚军撤走，郑国公子入质楚国。郑国之所以能够以如此微小的代价换取楚国的撤兵，是因为我们的楚庄王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寡人是周天子封建事业的接班人

在当时的战争文化下灭人社稷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情，而楚庄王是一个立志做华夏诸国霸主的男人，故绝不允许自己的道德表现有瑕疵，要不然怎么去说服那些在文化上极度傲慢的北方诸侯。

霸主无德而不立，齐桓、晋文只有扛起“尊王攘夷”的大旗才能号令诸侯。至于楚国虽然也是周天子册封的臣属，但却只是一个子爵。即使楚国早已不是边鄙小国，但却被中原诸侯夷狄视之。庄王励志要改变这种情况，不仅要让中原诸侯畏惧楚国的武力，还要让他们羡慕楚国的礼治繁荣，以便自己能够顺理成章地做好周天子封建事业的接班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楚庄王对楚国军队进行了长期的“革命化和正规化”建设，要求他们不仅要“拉得上，打得赢”，还要赢得有礼有节，真正的成为一支“文明之师，威武之师”，为楚国的称霸事业做出贡献。正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楚庄王等了多年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二、君子之战的典范——晋楚邲之战与楚庄王霸业的建立

闻听郑国被围，晋国随即组织了由荀林父、士会、赵朔率领的上、中、下三军前往营救。军至半途，晋国方面听到了楚军战胜的消息。面对新的情况，有人认为楚国此次出师有名并已经取得胜利，势头正盛不应与之争锋，而自己劳师远征，加上郑国已经倒向楚国，继续战斗已经没有意义，所以不少将领主张撤兵回国。然而，就在不少人都主张撤兵的时候，晋国大夫彘子的一番话却扭转了局势。彘子说道：“晋国霸业的根基在于我们对盟国的承诺，如今盟国被攻击而我们无所作为，不仅不能慑服诸侯，还会丢掉霸主的位置。此外，君子当自强不息，面对强敌不战自退，这不是男人的作为，临阵脱逃不如去死”。总之，晋国将领被彘子的慷慨陈词所打动了，于是决定与楚军决一雌雄。

与战国时代的步骑兵野战和大规模城市攻防战不同，春秋时期的大国之战，颇有一些浪漫的情怀。首先，两国会派出将领挑战，在互相挑战完成之后，两军会决定地点和时间进行决战。战斗会以车战的方式进行，每一乘战车由两匹马牵引，乘员三人，分别为御手，负责驾驶车辆；射手，负责发射弓箭；甲士，负责近距离格斗和维护战车。每辆战车的后面有数量不等的步兵作为机动力量配合战车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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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车兵主要是各国贵族和其子弟构成，他们武艺精良，有专业的军事素养是战场上的主力。步兵“国人”组成，这些人是各国公族血脉疏远的特殊公民，参与战争是他们区别于“野人”以及一般百姓的主要特权。除了参与作战之外，他们还有着迎立、驱逐国君，参与诸侯国政治生活等特殊权利。所以，春秋时期的争霸战争，是名副其实的贵族活动，这也就造就了其与众不同的精神特质。

战争开始之后楚军派乐伯和摄叔前去挑战，他们冲入晋军阵中，抓了俘虏便往楚营赶，晋军自然派人追击。就在双方你追我赶之时，乐伯的射手射中了一条麋鹿，并将麋鹿送给追击的晋军，作为对晋军追击劳苦的慰藉。是的，你没有看错，射杀麋鹿就是为了慰劳追击自己的敌军，这是什么样的情怀，显然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纯粹的贵族式的矫情。晋军认为楚国派来挑战的人射艺精湛（礼乐射御书数是君子六艺），态度彬彬有礼，认定他们是君子所以将他们放了回去。

正式战斗开始之后，楚军多年来的正规化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大败晋军。如果时光前进两百年，战争必然会十分惨烈，然而这是春秋，一个打仗要讲礼貌的时代，无论如何不能失去贵族的风度。于是在战场上出现了神奇的一幕，敗逃晋军的战车陷于泥沼之中，追击而来的楚军将士非但不攻击他们，还帮助他们拖出战车，以便让他们继续逃跑。这是因为君子不能够攻击正在逃跑中的敌人。至于接受了楚军帮助的晋军士兵，在表示了感谢之后，随即声明这不是我军驾车水平不行，而是因为我们不常打败仗，所以不会逃跑。楚军如此善于撤退一定是经常打败仗，才积累了如此丰富的经验。不过，楚国将士此时的内心应当是这样的

战争结束后，楚庄王同志在总结大会上表示：“我们进行这场战争完全是为了制止暴力，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为了华夏各国的和平与稳定，以便各国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开展经济建设”。所以对于杀伤敌人的事情一定要低调处理，京观（将斩杀敌军尸首，堆积在一处，宣示战力强大）这种残暴的事情是万万不能够搞的，这样容易交不到朋友。最后，楚庄王在祭祀了两军的亡灵和告慰先王之后，带着无比喜悦的心情班师回朝。

晋楚邲之战，是春秋大国争霸的经典战例，由于参战人员的贵族化，决定了战争必然是君子式的战斗。战争目的在于慑服敌人，而不是灭国和歼灭敌军的有生力量，这也就是晋楚争霸近百余年，却依然能够支撑下去的原因。至于战争中的种种礼仪规范，则是源自于周礼对于君子的要求。与中世纪的西方骑士一样，参与战争的卿大夫及其子弟们，他们不仅是战场上的骁勇战士，还是饱读《诗经》的君子，他们珍视荣誉远甚于自己的生命，战争对于他们来说是一场真正的贵族活动。

君子之战说到底是由参战人员的结构，以及当时战争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只要在整个春秋早期至中晚期，我们都可以从史书中见到交战双方遵守战争礼仪的记载。然而，随着春秋中期铁制生产工具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开垦出的私田愈来愈多，不少原先地位低下的野人和游民成为了具有独立财产的自耕农。自耕农阶级的分化，又使不少人成为了具有一定实力的地方豪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耕农与地主阶级的队伍不断壮大，成为各国贵族日益倚重的对象。

与此同时，各国不仅要应付越来越频繁的争霸战争，还要与非华夏民族进行武装斗争，这一切都让原先贵族式的战争捉襟见肘。例如，秦国要征服西戎，东出中原而参与诸侯争霸，晋国不仅对内要兼并戎狄，还要与楚国争霸，并且遏制秦国的东进。因此，固有的贵族式的战争是满足不了如此庞大的兵员需求的。

为了富国强兵，各国公族与卿大夫立法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以争取新生自耕农以及地主豪强的支持。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无论是自耕农还是地主都开始积极参与到诸侯国的军队中去，从而导致各国军队构成人员的巨大变化，贵族的军队变成了平民的军队。随着各国普遍征兵体制的建立，整个华夏大地的上的男性青壮年，都成为了战争机器的一部分，战争的规模愈来愈大，越来越残酷。争霸战争最终不可挽回的发展为兼并战争，君子之战也就只能被时代抛弃了。

春秋时期的君子之战虽然早已远去，但其所代表的的精神力量，为后世继承，与西方骑士精神一样都对各自文化的发展和民族性格的构成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