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訊息循環 推送．包裝．祛魅．刪除

作者：王緝憲，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香港大學地理系前系主任。

沒有哪個規管會是一個標準答案，而一種制度能否讓公眾知道規則、核驗事實、保存異議，並在平台或政府判斷出錯時找到追問和糾正的渠道才真的重要。

今天很多人認識世界，已不再從報紙頭版、電視晚間新聞或一本慢慢讀完的書開始，而是始於手機屏幕上第一條自動出現的新聞、直播、「金句」，或一段由AI模仿名人聲音說出的推銷詞。

人們以為自己在刷訊息，實際上是被訊息流塑造。

若要概括這種環境，可以用4個詞：推送、包裝、祛魅與刪除。

推送決定什麼先進入視野；包裝決定它以何種面貌出現；祛魅決定什麼可以被迅速懷疑和嘲笑；刪除則決定什麼難以繼續被看見、檢索和記錄。

四者像一部循環運轉的機器：內容被推送，經過包裝變得可傳播，繼而被反轉、嘲弄或祛魅，最後被刪除、淹沒，或被下一輪熱點取代。

這不是中國特有的現象。美國、歐盟、日本與新加坡，同樣面對算法、平台、短視頻和生成式AI改變公共討論的現實。差別在於，各地對這部機器有不同理解：有人擔心它傷害自由，有人擔心它逃避責任，有人擔心它損害名譽，也有人擔心它瓦解社會信任。

推送：誰決定看見什麼

推送是訊息環境的第一道閘門。網上不缺內容，內容提供者要的是關注；平台算法的任務，正是把有限的關注分配給不同內容。它未必告訴用戶應該相信什麼，卻先決定用戶有機會看到什麼。

內地近年整治算法推薦造成「訊息繭房」、榜單炒作和過度商業化，並要求平台提升推薦多樣性和透明度。這說明算法早已不只是技術工具，而具有公共訊息分配權的性質。

傳統報紙編輯決定頭版，但讀者仍可翻到內頁；今天算法決定每個人看的「頭版」，而且「內頁」未必存在。你刷到局勢和樓市，我刷到明星與寵物，他則收到社會衝突和道德審判。3人住在同一座城市，卻未必生活在同一套「事實」之中。算法最有效的影響，不是替人寫結論，而是預先刪去大部分前提。

包裝：事實為何總要穿戲服

各地的制度回應並不相同。美國多把推薦機制視為私營平台的產品設計，政府倘介入，很快便觸及言論自由邊界。歐盟把大型平台視為具有公共影響力的基礎設施，要求說明推薦參數，並提供不基於個人畫像的選擇。微信視頻號和YouTube雖允許用戶說「不想看」，但有些頻道為何總會出現，用戶仍未必說得清。美國擔心平台刪得太多，歐盟擔心平台推得太狠；兩者摸到的是同一頭大象的不同部位。

推送解決「看見什麼」，包裝解決「怎樣看見」。標題、配樂、剪輯、熱詞、數據圖和主播語氣，都是包裝。包裝不等於欺騙；沒有通俗表達，政策和學術研究很難進入公共討論。不過當包裝比內容更有市場時，「事實」便開始「為形式打工」。

AI把這一趨勢推到新階段。

過去模仿名人聲音是一門手藝，要有嗓子、觀察和一點分寸；今天，聲音、表情和口頭禪都可拆解為訓練語料。近年內地集中整治AI仿冒公眾人物直播帶貨，正因為這已不只是娛樂模仿。一位企業家、演員或作家的個人風格，本是經驗、聲譽和人格的沉澱，如今卻能被壓縮為可複製、調用和出售的素材。觀眾聽到熟悉聲音，未及分辨真假，轉發或購買已可能完成。

美國的爭論集中在聲音與肖像是否屬於個人可控制的人格利益；NO FAKES Act試圖限制未經同意製作和傳播他人數碼複製品，卻仍須處理戲仿、創作自由和商業使用的邊界。日本面對偶像、動漫和配音產業的特殊壓力，技術創新與創作者權益之間的平衡更為敏感。

因此，問題不在AI能否模仿著名藝人高曉松的語氣，也不在近日爆紅「最佳爛片」《牛來》片尾曲（由導演母親兼編劇孫麗芳親自創作並主唱）的AI翻唱版多到難以找到原版。

真正的問題是：誰有權把這種腔調放進商品、政治宣傳或情緒動員之中；平台又是否應明確說明，這究竟是本人發言、戲仿創作，還是機器替人開口。

祛魅：清醒與起哄之間

網絡使祛魅效率大幅提高：從質疑變拆台，從證據變反諷，從公共監督變成圍觀表演。當事件尚未釐清，先被壓縮成標籤；一個人尚未解釋，已被做成表情包。網絡有時像一座巨大的廣場法庭，只是法官、陪審員和攝影師恰好都是同一批人。

「秦朗巴黎丟作業」事件便頗有象徵性：2024年，一條海外學生遺失作業的短片，經連續更新、採訪和情節反轉迅速成熱點，後來認定為擺拍造假。它說明流量經濟可以製造故事；更深的後果是，每次熱點反轉，公眾不只對造假者失望，也會對媒體、專家和正常報道程序失去耐心。近期重慶遊客大鬧新疆伊寧民宿事件，再次重複了這種反轉。

美國的祛魅更容易與黨派政治結合。左右兩派都拆解對方的專家、媒體和制度權威，卻經常重新神化本方的網紅和意見領袖。日本則常表現為匿名社交媒體的「炎上」，由批評變成人肉起底，由質疑變成社會性羞辱，首先受傷的卻是具體個人。

祛魅本是現代社會的必要能力，不迷信名人、機構和流量，當然是進步。惟真正的祛魅應提高判斷門檻，要求來源、證據和推理。網絡式祛魅卻往往降低門檻：一個夠狠的標題便足以贏得掌聲。社會若只剩下「我早就不信」，未必更清醒，只是把思考節省成一種姿態。

刪除：退出視野失痕跡

刪除是這條鏈條的最後一環，卻不只等於刪帖和封號。訊息還可通過搜索降權、推薦減少、鏈接失效、版本混亂和新熱點覆蓋，逐漸退出視野。最有效的刪除，有時不是宣布「此內容不存在」，而是讓它仍然存在，卻再也無人找得到、引用得了或記得住。

AI更改變了刪除的方式。過去要掩蓋一份真實紀錄，往往要將其抹去；現在未必如此。只要製造足夠多的仿真文字、圖片、音頻和視頻，真實紀錄便可能沉到噪音底部。未來的難題或許不是資料太少，而是資料太多；不是沒人說過真話，而是每一句真話都被無數變體包圍，最後無人能確認其出處。

內地已要求在深度合成內容加上標識、保存日誌，並進一步建立生成內容的顯式和隱式標識制度。這很重要，因為來源標識不是技術小事，而是公共記憶的產權證明：沒有來源，難以追責；沒有版本，難以核驗；沒有保存，歷史也難以形成。

新加坡提供了刪除以外的思路。其「更正指令」未必一概要求撤下原帖，而是要求原內容附上政府澄清和鏈接，讓錯誤與更正並置。誰界定錯誤，當然仍是權力問題；不過這種做法至少留下了爭議和糾錯的痕跡。歐盟重視通知理由、申訴和審計；日本則更多從名譽、私隱和受害者救濟切入。刪除從來不是一個按鈕，而是一整套關於程序、權力和記憶的制度選擇。

五種制度同一難題

沒有一套制度能免疫這4個過程【表】：美國可能把自由交給流量，歐盟或許把治理交給表格，日本讓傷害在匿名中發酵，新加坡或使糾錯權過於集中；中國內地則須持續協調平台的商業衝動與內容治理目標。

真正重要的，不是哪個地方擁有標準答案，而是一種制度能否讓公眾知道規則、核驗事實、保存異議，並在平台或政府判斷出錯時找到追問和糾正的渠道。

推送決定我們看見什麼，包裝決定我們感受什麼，祛魅決定我們懷疑什麼，刪除決定我們還能記住什麼。

AI時代最深刻的變化，不是某一種觀點壓倒另一種觀點，而是決定觀點如何出現、流行、被反轉和消失的訊息環境本身，已成為一種新權力。如何管理這種權力，從側面反映出該社會制度的底色。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