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個五年規劃：認真做好三件事

作者：王緝憲，大灣區香港中心研究總監，香港大學地理系前系主任。

一直習慣以年度《施政報告》談未來的香港，如今要做首個五年規劃，是承認一個現實：香港不再只是單獨計劃自己一年後的日子，而是要在國家整體發展的時間表裏，為自己找一條較長的路線。

五年不算很長，但足以做三件應該認真做的事：一是鞏固並升級香港的國際性；二是把城市更新做成宜居與城貌保育的合奏；三是讓北部都會區成為新經濟與制度試驗的空間支點，而不是另一個口號式新區。

這三件事看似分散，其實都指向一個問題：香港要在怎樣的制度和空間格局中生活，並在怎樣的角色下服務國家與連接世界。五年規劃如果有用，就應該先把這個問題問清楚。

國際性：從標籤回到制度運行品質

近年談香港國際性，很多討論落在排名和標籤上：金融中心、航運樞紐、旅遊城市等等。這些當然重要，但真正決定香港能否維持國際性優勢的，不只是功能指標，而是制度運行品質。

用我在另一篇文章提出的框架來看，香港的國際性可大致分成兩個維度：一是功能方面的國際性，二是規範與規則方面的國際性。

功能國際性說的是實際連通能力：航班和航線網絡、資本與貨物流動、專業服務、資訊與人才的跨境流動。這些指標上，香港至今仍然在國際城市中保持前列，尤其在航空轉機、專業服務配套方面，仍有明顯優勢。

問題在另一頭：規範與規則型國際性，即法治、公平競爭、制度透明度與可預期性，以及與國際制度的接軌程度。這一維度決定國際參與者願不願意因長期避風險而來香港，而不只是短期交易。

談到這裏，很自然會聯想到「一國兩制」。在五年規劃的語境下，「一國兩制」是確保國際性的制度空間：讓香港在同一國家主權框架下，保留高度的經濟與法律制度延續，成為國家對外開放的一個獨特窗口。即是說，香港的國際性，本質上是一種「制度接口型」國際性──在國家整體道路之上，為國際資本、企業和人才提供一套可理解、可預期的規則系統，讓他們在進入中國市場時可以先在香港「試水」，再在整體制度之下展開更大規模的布局。

這樣表述有幾個好處。其一，它把香港的國際性與國家整體發展方向連接起來，而不是設計成一個彼此對峙的故事。其二，它讓我們可以用較坦然的方式談法治、專業自治和規則穩定性，因為焦點放在「運行品質」而不是抽象價值對決。其三，它提醒香港政策制定者：五年規劃裏真正要做的，是提升制度運行品質，而不只是維持幾個國際排名。

如果把五年看成一個可操作的時間段，我會把國際性方面的任務，概括為三條：

第一，讓金融與專業服務的規則升級，真正對接國家戰略需求。

包括綠色金融、人民幣跨境使用、國際爭議解決機制、海事和航空仲裁等，香港可以把自己定位成「中國式全球化」中的專業節點：既懂國際規則，又懂國內制度語言。這需要在監管、法律制度和專業標準上，有一套清晰的中長期路線，而不是每年微調一次口號。

第二，把人才與教育做成國際與內地之間的雙向通道。

未來幾年官方提出的「北部都會區大學城」構想，如果能與現有高等教育體系相連，便可以把香港做成國家在亞洲的人才試驗場：一方面吸引國際學生與學者，另一方面為內地新一代創新人才提供國際接觸與制度磨合的場域，讓「國際性」不只是金融樓宇的故事，而是整個知識體系的故事。開放思想帶來的，不只科創產品，更是人文和社會科學的中國相關研究領域領先內地和海外。

第三，改善城市軟環境，讓國際性回到日常生活。

從語言環境、公共資訊、文化空間，到跨境生活便利度，這些看似瑣碎，卻直接決定國際人才與機構願不願意把香港當成日常基地。五年規劃如果只談硬件，而不談這些細節，就會錯過國際性最實在的一面。

城市更新：宜居與城貌保育的同一條路

第二件必須認真做的事，是城市更新。

香港和不少內地城市一樣，面對老舊社區、房屋老化、基建需要更新。但香港的特殊之處在於：土地緊張，城市記憶濃厚，「香港印象」，不只是美學問題，而是這個城市的價值。

過去香港的城市更新，往往被理解成一種提高容積率的過程：把棚屋唐樓拆掉，換成更高更密的樓宇，附帶少量公共設施，形成基本社區。這次五年規劃，相關部門可以順便更新一下設計理念。宜居和保育，不僅是為市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空間，更是城市競爭力的一部分。

歐洲城市裏的維也納，是一個值得香港參考的例子。維也納的老城，並沒有被改造成一片玻璃塔，而是保留了街區骨架、街巷尺度和公共空間的比例，讓居民仍然生活在「維也納」，而不是一個陌生的大型展覽館。同時，它把部分新經濟功能──辦公、會展、創意產業──放在前機場等舊工業空間改造區，形成「新功能帶」，減少對老城生活的壓力。老城做宜居與文化承載，新區做創新與集聚，兩者互相支撐。

香港當然不能簡單複製維也納，但可以學習幾個原則。

其一，城市更新應該盡量以街區為單位，而不是純粹以地塊為單位。街區層面的更新，可以同時考慮混合用途、公園和公共設施配置，讓居民在生活圈內有更好的步行、公共交通和社區服務，而不只是多了幾棟更高的樓。

其二，保育與更新的制度設計要結合，而不是互相抵消。舊建築、街景與市場，可能需要保育，但同時也需要安全、無障礙、通風採光等的更新。

五年規劃可以明確提出一套「保育＋更新」的標準，鼓勵在維持街區氛圍的前提下，提升居住品質，包括人均居住面積底線的提升，和讓舊城不變成「博物館」，而是可以真正住得舒服的地方。

城市更新中還有一個重要歷史使命，就是減少碳排放。「香港2030+」在這方面已經有長遠考慮。那麼，是否有些內容在五年內可以落實？例如，香港的大學在降低能源消耗的新型玻璃方面有突破，是否可以盡快應用到香港的樓宇建設和更新中？

城市更新是第二條主線，但又和第一條主線密切相關：宜居城市本身，就是國際性的一部分。一個國際機構考慮是否把區域總部設在某城市時，不只看辦公樓有多高，也會問：這裏的年輕人願不願意長期生活在這裏？如果香港能在未來五年裏，把舊城更新做成一個宜居與記憶並存的樣板，那麼它就會多出一種非常實在的國際性：新一代人才期待的、高標準的生活國際性。

北都：新空間支點非新科創園

第三條主線，是北部都會區。

這個詞近年已經被談得很多，官方文件也提出了不少目標：新國際創科城、深港雙城合作、新通道等。因為談得多，這一部分我不浪費筆墨，只強調兩點：一是北部都會區應扮演的角色，二是它如何與前兩條主線交叉。

角色方面，我傾向把北部都會區視為「新空間支點」而不是單一功能園區。深圳周邊已經存在大量創科園區和產業基地，如果北部都會區只是多一個「科創」標籤，很容易落入同質競爭。香港真正的優勢在於制度、教育、專業服務和國際接口，北部都會區如果能集中這些優勢，就不必在硬件上和深圳比誰的園區更大，而是在制度與人才上形成互補。

其中，大學城是值得認真發展的方向。北都的構想，如五年內形成具體布局，便可以做成深港知識與人才走廊：實驗室、聯合學位課程、研究中心、孵化器從香港北部串連到深圳的製造與應用基地。這樣的空間結構，不僅有利於創科本身，也有助於把香港的國際性從港島與九龍的傳統CBD延伸到新的地帶。

與前兩條主線的交叉，在於兩點。其一，北部都會區可以幫助老城「卸載」一些高強度的經濟活動，把部分高端辦公、科研和物流功能移到新區，讓舊城更專心做宜居與文化承載。這樣的分工，使城市更新更有餘地，也使新區不只是單一用途園區，而是有實在內涵的都市組合。政府以身作則，將其部分功能北移，應該是第一步。

其二，北部都會區本身可以成為制度試驗的場域。包括土地使用模式、跨境通勤安排、科研資金管理、人才簽證以及多方式公共交通（包括跨境）暢順銜接方式等，如果能在這裏做出一套更靈活又可監督的試驗制度，會更具體地體現「一國兩制」在政策層面的優勢，而不是只停留在憲制文字。這一點，對香港和深圳而言，都可能是未來五年的重要合作方向。不過，一定要小心，不能套用不合適的大政府型的發展模式。

成熟城市規劃絕不僅發展經濟

說到底，如果五年規劃的核心，是要回答未來五年要改變或者保持的到底是什麼？那麼，這三件事──國際性、城市更新、北部都會區──就會變成一場重新定位香港的社會工程。作為一個設市180多年的發達城市，不能把五年規劃僅僅作為一個傳統思維中的經濟發展規劃來做，必須充分考慮它的社會發展階段和為國家承擔之與眾不同的角色。

國際性，是香港為國家做對外聯通的制度窗口，是「一國兩制」的質量體現；城市更新，是香港對內的生活承諾；北部都會區，是香港在空間和制度上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特別是深圳的新支點。五年時間不算長，但足以讓香港在這三條路上走出實際的步伐。希望港人和港府冀這次規劃過程，不僅僅是彙集已經有想法，還能整理出一個有輕重緩急的行動綱領，一步步踏上一條前往更具活力也更宜居的「新古典」香港之路。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