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的疑问——我们为什么会有两套历史评价标准？

公元前506年，吴军攻破楚都郢都。伍子胥冲入楚国宗庙，将已经下葬多年的楚平王从陵墓中掘出，鞭尸三百。

凡是学过历史的人都知道，伍子胥为父兄报仇的故事，是中国历史上最快意恩仇的英雄传奇。

在我们的文化叙事里，伍子胥是毫无争议的正面人物。先秦典籍对他不吝赞美，《韩非子》里赞他忠勇，《战国策》里颂他智谋，司马迁更是饱含深情地评价他：“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就连被其灭国的楚国贵族、大诗人屈原，都频频写诗讴歌这位英雄人物，甚至在《九章·悲回风》中写下“浮江淮以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的绝唱，恨不得投江去追随伍子胥的英灵。

我们从小听惯了这故事，习之不察，甚至血脉偾张。可是，可是……，可是如果我们稍微停一下，用哪怕一丝现代的或者最基础的逻辑去审视，总觉得似乎哪里有点……那个？

他是楚国人，楚平王冤杀了他父兄，他与楚平王不共戴天，是人人都能理解的和同情的。但他叛逃敌国，引狼入室，带领吴国军队将自己的祖国生生灭亡，让无数楚国百姓流离失所，最后连先王的尸体都不放过，挫骨扬灰，是不是确实有点儿不太对味儿？

公元1142年，风波亭奇冤。宋高宗赵构为一己私利，置国恨家仇于不顾与奸佞秦桧合谋，杀害了民族英雄岳飞父子。奇冤极枉，人神共愤！！！从此“风波亭”三字，成了我们民族百喙莫明，千古奇冤的代名词。所幸，岳飞另有三子隐忍民间，幸存。

但，如果假设一下（的的确确仅仅是假没一下而已，绝无它意，勿喷！）——如果伍子胥穿越到宋朝，将先秦故事重新演绎。父兄精忠报国反被昏君佞臣陷构谋害，逃奔金国，引寇南下灭宋，并把宋高宗赵构的陵墓挖开，鞭尸三百……。

如果这一幕真的发生，今天大家会歌颂“南宋伍子胥”吗？恐怕不会，绝对不会！因为在我们的意识里，引外族灭母国是绝对的“汉奸”行径，就算有再大的家仇，也必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这就留下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疑问：为什么我们能够坦然接受先秦时的伍子胥，却绝不可能接受穿越到南宋，陷于同样绝境的伍子胥？

同样是父兄被昏君冤杀，同样的血海深仇，同样是叛逃敌国灭母国，同样是掘墓鞭尸，“先秦伍子胥”成了“烈丈夫”，成了千秋颂扬的正面形象；而“南宋伍子胥”若做同样的事，却必受唾骂，万劫不复。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历史记忆里，藏着如此明显的双重标准？

当“血亲复仇”的快意恩仇，撞上“忠君爱国”的伦理底线，我们的文化到底在按什么逻辑给历史人物上底色？我们歌颂“先秦伍子胥”，是在歌颂反抗强权的血性，我们唾弃“南宋伍子胥”，又是因为我们骨子里其实深刻铭记着历史价值判断标准的内在张力。

在这两套截然相反、却又并行不悖的标准背后，反咉出我们历史价值观存在的内在矛盾。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尺子到底是在量什么？

如果一把尺子量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那么在这两种彼此矛盾的事实面前，到底哪一个是我们的伦理道德底线？哪一个是我们真实历史价值观？

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