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事件六年后，一个白人少年也说出了“我不能呼吸”

文 | 丁毅超

2025年12月3日深夜，南安普顿的贝尔蒙特路上，18岁的波兰裔大学生亨利·诺瓦克被23岁的锡克教徒维克鲁姆·迪格瓦连刺五刀。警察赶到现场时，加害人迪格瓦声称自己遭到了种族攻击，原因是被害人打掉了他的头巾。

警察选择了相信他，并将被害人直接背身压在地上铐上了手铐。诺瓦克倒在地上说我被捅了，警察回答“我觉得你没有，哥们”。他多次说“我不能呼吸”，无人回应。最终由于伤势过重，诺瓦克在抢救过程中身亡。

2026年5月底，陪审团裁定迪格瓦谋杀罪成立。法庭同时认定，迪格瓦关于遭受种族辱骂的供词全部是捏造。迫于司法程序的要求，英国警方在6月初公开了执法记录仪画面。随着如此具有冲击力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此事立刻转变成为席卷英国的政治事件。

马斯克在一周内发布了110多条关于英国政治的帖子，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呼吁“纯粹的冷酷愤怒”，英国极右翼活动家汤米·罗宾逊更是直接前往事发地点抗议。抗议者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块和燃烧瓶，高喊着一句六年前属于另一个阵营的口号——“我不能呼吸！”

围绕这起案件的争论很快分裂成两个互不相让的叙事。保守派说这是英国双重执法的铁证，背后是系统性的反白人叙事；进步派则强调该案只是个例，种族歧视问题依旧严重。英国首相斯塔默更是将矛头对准马斯克，认为这是被境外势力煽动的暴力骚乱。

但如果我们不急于站队，而是沿着一条更冷的逻辑链条往下走，会发现诺瓦克之死不是一连串偶然因素的不幸叠加。它是一个认识论从理论走向制度、从制度走向官僚实践、最终在具体的人身上兑现其代价的完整过程。

启蒙的倒影：任何悲剧都是系统性结构性问题吗?

要理解一个18岁的大学生为什么会在2025年的英国街头连中五刀之后反被铐住，仅仅盯着几个警察的现场判断是不够的。这背后有一条漫长的思想史链条。它的起点远比大多数人以为的要早。

将社会不公视为制度的产物而非个人命运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的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启蒙运动。卢梭在写下“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的时候，做了一个在当时极为激进的认识论操作。他把人类的苦难从神意和自然秩序的解释框架中抽离出来，重新归因于人造的社会制度。苦难不再是命定的，而是被安排的。这意味着它可以被追责，也可以被改变。这是现代以来流行的结构性批判的真正起点，不是某个具体的政治纲领，而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的根本转换。

这恰恰暴露了启蒙理性的一个内在悖论。它相信每个人都具有理性能力，但正因如此，当对方的理性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时，唯一的解释就是某种外部力量扭曲了他的认知。卢梭的天才在于，他第一个把这个外部力量指认为制度本身。被压迫者之所以不反抗，不是因为压迫不存在，而是因为主导意识形态让他们看不见压迫的结构性本质。甚至你的反对不是对我的否证，而是对我的确证。

二战后的英美政治哲学中，罗尔斯为这种结构性批判的落地提供了进一步的解决方案。罗尔斯的核心装置是差异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只有在最有利于最弱势群体的条件下才是正当的。这个原则的深远影响不在于它的具体政策含义，而在于它完成了一次关键的理论嫁接。它把结构性批判的核心直觉（即制度可能系统性地亏待某些群体，而这种亏待需要制度性的矫正）移植到了自由主义的框架内部。

从此，任何一个进步主义者都可以轻易主张制度性不公需要制度性的矫正。平权行动、补偿性正义、对弱势群体的制度倾斜，所有这些在罗尔斯之后都获得了一个哲学上可辩护的基础。

与此同时，欧陆哲学的思想脉络在侧翼完成了更激进的突破。福柯论证了知识本身就是权力的产物。什么被认为是真的、什么被认为是科学的、什么被认为是理性的，这些标准不是中立的，而是在特定的权力关系中被建构出来的。

后殖民理论（比如萨义德）进一步追问，整套西方知识体系是否从根本上就带有殖民结构的烙印。这些理论的共同效果是，把结构性批判从社会制度的层面延伸到了知识生产和认知框架本身。不仅制度可以是压迫的，连我们用来认识制度的工具都可以是压迫的。

这两条脉络在20世纪后半叶汇合，形成了一种极为强大的话语。它既有罗尔斯提供的自由主义合法性，又有福柯提供的认知深度。它可以在体制内运作，同时对体制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它可以用统计数据说话，同时保留质疑统计框架本身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它几乎是完美的政治武器。

但理论的力量只有转化为制度才能持久。在英国，这个转化有一个标志性的节点。1999年，麦克弗森报告在调查黑人青年劳伦斯被种族主义者谋杀一案时，正式将制度性种族主义这个概念引入了英国官方的政策语汇。这不再是学者在论文中使用的分析范畴，而是政府报告中的官方诊断，附带着具体的改革建议和执行要求。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反歧视培训、多元化指标、种族敏感性考核逐步渗透到英国公共部门的日常运作中。2023年的凯西报告认定伦敦大都会警察局仍然存在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文化，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

问题是，理论可以容忍模糊和复杂，但官僚系统不能。当制度性种族主义被翻译为具体的执行规范时，它必然被转化为一组可操作的指令和可量化的指标。用一个标准的官僚系统表达来说，涉及少数族裔的投诉必须按照以下流程处理，未按流程处理将面临纪律处分。

这不是某个官僚的偷懒，而是官僚系统运作的内在要求。规则必须明确，过程必须可查。或者用今日更流行的话来说，每个环节都必须充分痕迹管理。

这套制度一旦落地运行，就在一线警察的日常决策中催生了一种全新的微观激励结构。理解这种结构甚至不需要任何阴谋论，只需要承认一个朴素的事实。人在不确定性中会倾向于选择对自己后果最小的行动路径。

一个深夜接到报警赶到街头的警察，面前有两个人，一个倒在地上，一个站着。站着的人是少数族裔，他说自己遭到了种族攻击。这个场景在制度激励的棱镜下呈现出一种不对称。如果警察认真对待少数族裔的种族攻击指控，按升级流程处理，即使最后证明指控是捏造的，程序也会保护他。但如果他质疑或忽视了这个指控，而事后被认定为确实存在种族攻击，他面对的就是内部调查、纪律处分乃至职业生涯的终结。

两种错误的成本是极度不对称的。在这种激励结构下，理性的选择只有一个方向，即宁可信其有。英国罗瑟勒姆性侵丑闻的独立调查报告已经记录了完全同构的运行机制。一线官员因恐惧被指控种族主义而系统性地压制对特定犯罪的追诉，长达十六年，涉及至少1400名受害者。

这就是诺瓦克案的真实传导机制。不是某几个警察特别愚蠢或冷漠，而是整套制度在微观层面催生了一种不对称的信用分配。当迪格瓦指控被害人种族主义的时候，这句话自动获得了一层制度性的加权，因为不认真对待它的后果远大于错误地采信它。而当诺瓦克反复说我无法呼吸的时候，他的话却不享有同等的制度保护。在那个具体的瞬间，两个人的言辞在制度天平上的分量是不等的，这种不对等恰恰是反种族主义被官僚化之后的必然产物。

话语的倒戈：当结构性批判走向魔法对轰

制度性歧视这一术语虽然在其诞生之初是作为高度反建制的形象而存在的，但其认识论内核本身并不是与是否建制挂钩。恰恰相反，如果现有制度能够符合某种进步主义需要，那么这种认识论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进步秩序最强力的拥护者。它不再是反抗者手中的投石器，而是建制者头顶的皇冠。谁掌握了对结构性不公的定义权，谁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换言之，政治正确。

保守派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这一点。传统保守主义的本能是回避结构性话语。伯克式保守主义的核心信条是制度虽然不完美但值得维护，对制度的全面质疑比制度本身的缺陷更危险。这意味着即便保守派感到制度对自己不利，他们的第一反应也是就事论事，而不是把问题上升到“整个系统都烂了”的高度。

这种节制在道德上有其体面之处，但在政治上越来越像是一种单方面的缴械。因为在一个结构性指控已经成为政治合法性通货的世界里，拒绝使用这种通货的人会被自动排除在最有力量的辩论之外。

就像刚才所说的1999年黑人青年事件一样，诺瓦克案让英国右翼终于找到了一个无法被轻易驳回的结构性叙事锚点。这不是一个抽象的统计争论，而是一段所有人都能看到的视频。在这个具体的场景面前，双层执法不再是一个需要大量数据才能论证的抽象假说，而是一个肉眼可见的画面。保守派发现，他们现在完全可以复刻其对手在弗洛伊德案之后做过的同一套操作，把个案上升为制度性指控，要求对整个制度进行审视。

这才是斯塔默真正面对的困境。不是一场他可以用话术化解的公关危机，而是他的整套政治话语被对手用同样的逻辑反向瞄准了自己。

他不能启动传统的结构性分析。在这个案件上，结构性分析每深入一层都会指向一个工党无法承认的结论。如果认真追问为什么警察在那个瞬间选择相信迪格瓦而不是诺瓦克，答案会通向反歧视改革在官僚实践中产生的必然结果。承认这一点等于承认工党自己推动的制度改革在一线执法中产生了致命的缺陷。并且这个问题很难通过具体的技术性手段修复，将直接动摇工党身份政治的基础。

反过来，他同样不能把责任推给个别警察的判断失误。执法记录仪画面呈现的不是一个偶发的技术错误，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冷漠。诺瓦克反复求救，没有任何一个在场的警员做出回应。公众看到的是整个处置流程的失败；试图将此归结为个案，在那段视频面前没有说服力。

在这个双重封锁之下，斯塔默选择了把因果链条截断，把危机的源头指向马斯克一周110条帖子。他几乎不需要额外构建什么论证，一个关于外国亿万富翁干涉英国内政的叙事就自动成型了。

但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之处。斯塔默指向马斯克这个操作，看起来像是在回避结构性分析，实际上他并没有跳出结构性框架，他只是换了一个结构。他在电视采访中说“马斯克又在干涉我们的政治，试图煽动分裂，这不是我们英国人的样子”。

这句话的底层逻辑仍然是结构性的。它主张保守派愤怒不是英国社会内部的真实产物，而是跨国科技寡头通过社交媒体算法注入的人造情绪。街上那些投掷石块的人不是在表达自己的判断，而是被操纵的客体。斯塔默声称自己掌握了愤怒的真实原因，而那些愤怒的人自己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愤怒。

他说白了意思是，你以为你在为诺瓦克的正义而愤怒，但实际上你只是被一个美国亿万富翁的算法所操纵。你的情感不是自发的，你的判断不是自主的，你需要我来告诉你事情的真相。结构性批判在这里完成了一个诡异的闭环。它诞生于启蒙运动对人的理性能力的信任，但在当代进步派手中，它成了否认普通人具有自主判断能力的工具。

这不是斯塔默的个人发明。它是整个西方进步主义建制在面对民粹挑战时反复使用的标准应对模式。最典型的案例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之后美国自由派的反应。几千万美国人投票给了特朗普，而进步主义者给出的解释框架始终围绕着同一个核心假设，即这些选民被“欺骗”了。

霍克希尔德的《被偷走的尊严》是这种认知模式最精致的学术表达。她深入阿巴拉契亚的底层白人社区，用极大的同理心去理解他们为什么支持特朗普。但即便在如此真诚的努力中，她的分析框架仍然包含一个预设。特朗普抓住了这些人的真实痛苦，但他提供的是虚假的解药。这些人被自己的情感所误导，把怨恨投向了错误的对象。真正的结构性解决方案，仍然在进步主义这一边。

这个框架的说服力在于它承认了痛苦的真实性，但这依旧是一种否认形式，它否认的是这些人作为政治主体自主判断因果关系的能力。在这个框架里，普通人可以感受痛苦，但不能正确诊断痛苦。诊断的权力属于掌握了结构性分析工具的专家和政治精英。

进步派之所以喜欢这个框架，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不需要自我反思就能解释危机的叙事。但当普通人被告知他们的愤怒不是自己的而是被人操纵的结果时，这种否认本身就会成为新一轮愤怒的燃料。

2016年之后的美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自由派花了数年时间将特朗普的胜选归因于俄罗斯干预和社交媒体操纵，而非面对选民不满的内生基础。代价是当问题终于不可回避时，它已经比当初更大了。2024年特朗普再次当选，这一次连俄罗斯都不需要了。

解构的倒悬：左右两边都已经停不下来了

也许有敏锐的读者会注意到，第二部分描述的循环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特征，它似乎没有出口。进步派否认民众愤怒的自主性，这种否认本身成为新一轮愤怒的燃料，而新一轮愤怒又会被进步派再次归因于外部操纵。2016年到2024年的美国已经走完了这个循环的一个完整周期，现在的英国正在进入同一条轨道。

问题不在于某一方特别固执或愚蠢，而在于这个循环根植于结构性分析这种认识论自身的一个根本属性，它没有内置的停止机制。

一种认识论要能够自我节制，它需要能够从内部生成某种信号来表明“我的适用到此为止”，或“在这个问题上我可能是错的”。经验主义拥有这样的机制，可证伪性意味着一个经验主义命题原则上可以告诉你，什么样的观察结果会推翻它。

一个经验主义者可以说“如果出现了X证据，我就承认我错了”。这给了经验主义一种自我约束的能力，虽然实践中人们未必总是遵守，但原则上这条退路是存在的。

结构性分析缺少任何对应的装置。它的核心操作是揭示表象之下的隐藏结构，而这个操作在逻辑上是没有终点的，每一次成功的揭示都会强化一个信念，即还有更深的结构等待揭示。

更关键的是，任何试图从外部对这个框架施加限制的尝试，都会被框架自身的逻辑重新吸纳。如果你说这个问题不是结构性的，而是个体层面的，它可以回应说你之所以倾向于做个体归因，本身就是你所处的结构位置决定的。如果你质疑它的方法论或证据基础，它可以援引福柯式的论证来指出你所依赖的方法论标准本身就是权力关系的产物。如果你呼吁适可而止，它可以回应说你对节制的呼吁本身就在服务于维护现有权力安排。

换言之，这是它的内在逻辑在一致性推演下的自然结果。一个将一切知识主张都视为权力关系产物的认识论，如果豁免自身，就违反了自己的核心原则；如果不豁免自身，就失去了真理主张的地位。

这个特征解释了为什么第二部分描述的循环无法从内部被打破。当进步派和保守派最终合流于同一套结构性话语时，双方都没有能力从框架内部证明自己的使用比对手的更合法。

进步派说制度性种族主义，保守派说制度性反白人偏见。两者在形式上完全对称，都声称表面中立的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系统性地伤害了特定群体。如果你试图用证据来区分两者的优劣，保守派会援引进步派自己锻造的武器来质疑证据体系本身。什么被研究、怎么统计、由谁来定义歧视？这些知识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否受到了主流学术机构意识形态倾向的塑造？这个质疑不是保守派发明的，只不过是进步派学术传统打造的工具被对手接管之后反过来瞄准了自己。

说得更通俗些，这种结构性话语是一个无穷套娃的游戏，你永远可以宣称自己掌握了更根本的真理。所以剩下的不是谁的论证更有道理的问题，而是一场没有裁判的叙事权力竞争。谁的结构性叙事能赢，取决的不是证据质量，而是政治动员能力和传播声量。

在这场竞争中，诺瓦克经历了一次双重却又截然不同的消失。

进步派让他消失的方式是拒绝面对他，那是一种符号化的消解。斯塔默在回应诺瓦克案时，谈论的是马斯克在干涉我们的政治。在进步派的压迫矩阵中，一个被少数族裔刺杀的白人青年是一个无法兼容的系统错误。他的死亡无法用来论证历史的不公，因此只能被降级为一个需要被迅速扑灭的公关危机。整套话语机器围绕他转了一圈之后，像清理冗余数据一样，抹去了他本人的所有痕迹。

但保守派让他消失的方式同样冷酷，那是一种符号化征用。法拉奇在推文中写的是对种族主义的恐惧大于处理谋杀的紧迫性。汤米·罗宾逊在南安普顿组织的抗议口号是双重执法。马斯克的110条帖子谈论的是英国的移民政策和觉醒文化。他们没有忽视诺瓦克，但他们凝视的绝不是那个具体的年轻人。在他们眼中，诺瓦克是一颗完美的政治弹药，是一个用来验证制度性反白人偏见的绝佳标本。

说明这一点只需要一个非常简单的思想实验。如果诺瓦克不是白人，或者如果迪格瓦也是白人，这件事会引发这些人同样的反应么？答案几乎确定是不会。正如弗洛伊德事件中的进步派一样，这些人关注的也不是诺瓦克这个具体的人，而是他的死亡恰好满足了一个预设的叙事模板。

这恰恰是结构性分析被普遍化之后最真实的代价。不是某一方赢了或输了，而是在所有人都忙着论证结构的时候，真实的个体消失了。

不得不说，历史总是不会缺乏回旋镖。卢梭的原初暗示是让人目睹制度造成的事件，最终却走向了人的符号化。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不是有人滥用了一个好工具，而是这个工具在逻辑上就通向这个终点。

尾声：征用

当然，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留意到，这篇文章本身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它用一个关于制度激励和认识论封闭的结构性叙事，来解释为什么结构性叙事是危险的。笔者刚刚花了几千字论证所有结构性分析都会自我膨胀，而这个论证本身就是一个结构性分析。

这不是修辞上的疏忽，这恰恰就是问题本身，甚至对本文的结构性反驳依旧只能是一种结构性分析。

也许在哲学的某个角落里，仍然存在着从外部审视这套语法的可能性。但在当下实际运转的政治话语中，这种可能性已经几乎找不到栖身之处了。不是因为其他认识论不存在，而是因为公共辩论的规则已经被结构性语法彻底改写了。

正如过去几十年的保守派所感受的那样，任何不使用这套语法的声音，在进入公共空间的瞬间就已经失去了被听见的资格。如果此刻这种无力感让人感到不适，那恰恰是因为我们意识到，自己也没有能力不去征用它。

我们还能摆脱这些那些结构，描述这件事情本身吗？或许我们只能通过视频画面和最简短的新闻信息中了解到，亨利·诺瓦克，18岁，从埃塞克斯来到南安普顿读会计专业的一年级学生。他在圣诞节前的深夜被刺杀，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他被反铐在地上，反复说出“我不能呼吸”这句在过去几年里被赋予了无尽政治含义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