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印前高官炮轰巴基斯坦：亲美又迷失，所以混成这样？

编者按

本文以印美关系的历史疏离与美巴同盟的形成切入，论证印度“战略自主”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必要性。作者认为，冷战时期美国以二元阵营划分世界，难以容忍印度的不结盟立场。而巴基斯坦建国之初便倾向依赖强国盟友获取安全，以地缘位置和“反共”姿态换取美援。作者进一步将巴方困境归因于其伊斯兰身份与民族主义的过度绑定，导致国家认同狭隘、历史叙事断裂。文章后半转向印度，将莫迪时期的印度塑造为“善意而强硬”的新兴大国：既不主动追求战争，倚重佛陀理念、人道主义援助等道义资源；也承认需以硬实力支撑和平。总体而言，本文并非客观中立的学术分析，明显带有为莫迪政府“歌功颂德”的意图。文章回避印度自身问题，对巴基斯坦的论述带有本质主义倾向，将其塑造为近乎天然具有宗教极端性、战略投机性的国家，而印度则被置于被动防御、道义克制与文明责任的一方。因而，本文不宜作为客观事实依据，更宜作为观察印度战略精英话语的文本样本。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The Quint

印美两国从未兵戎相见，今后也基本不会爆发战事，二者间的战略疏离堪称当代地缘政治的一大悖论。美国持续扶持巴基斯坦，进一步加深了这份分歧。巴基斯坦局势动荡、国家架构松散，全然依靠军方维系运转。该国军方公然将圣战当作官方信条，奉行宗教至上理念，还曾庇护藏匿21世纪对美国敌意最深的恐怖分子本·拉登，美巴几乎不存在共同价值基础。

一大原因在于历史的偶然。1947至1948年，机缘巧合之下，印美两国成为相似世界观的主要拥护者。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认为，1947年8月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印度必须秉持审慎外交政策，远离助长全球纷争的军事阵营，以此捍卫国家独立。独立短短数周内，尼赫鲁便致函美国《新共和》杂志（New Republic），明确表态印度将“绝不卷入任何强权阵营”，阵营对峙只会催生战争。

美方认为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彼时西式自由民主阵营与教条主义苏联阵营的冷战态势日趋严峻，这般理念在残酷现实中毫无立足之地。

受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自由帝国”理念的激励，美国认为，刚刚从纳粹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手中保全下来的自由，只有通过颠覆并击败共产主义才能得到维护；而赤色政权已经从东德一路延伸至中国，形成了一片连续的地缘扩张带。到1950年，在莫斯科和北京共同引领下，共产主义正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扩大影响。

杰斐逊将自由视为一种义务，但这种道德政治责任超出了19世纪美国的能力范围——当欧洲殖民者在全球范围内扼杀自由时，美国人优先关注的是国内拓殖与财富积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转变。站上世界领导地位的高处后，崇尚自由的美国全面动员起来投入冷战，不愿给中立留下空间，而是将世界划分为“我们”与“他们”的二元对立。在美国看来，中立就是绥靖。

印美两国的战略目标受各自现实诉求驱使，二者未必直接冲突，却始终无法相融。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双方战略疏离不断加深。1958年至1962年间，冷战因柏林危机一步步逼近核灾难，尼赫鲁明确表示，印度不会因为忌惧美国而避免同苏联阵营接触；如果华盛顿因此对印度转趋不友好，印度就会另寻朋友。

但当1962年秋天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震惊中的尼赫鲁才发现，印度并不存在所谓“另寻他处”的选择。惨败的结局惊醒了印度朝野，该国随即重新调整战略思路。国家独立仅凭理想远远不够，还需坚实的安全实力作为支撑。由此可创设一个概念——自主防御（defendence’），即以国家利益为核心逻辑，搭建包含军备、同盟在内的防御体系，同时绝不放弃自身主权独立性。

1962年战争结束后，美国一度愿意向印度提供帮助，因为在中苏分裂之前，中国仍被视为苏联阵营的一部分。然而，英美在克什米尔问题上态度暧昧，试图为其盟友巴基斯坦争取最有利条件；同时又以优厚条件向巴军提供先进武器，而后者仍有意对印度发动进一步进攻。这些做法重新筑起了印美之间的不信任之墙。

1965年，得到美国先进“巴顿”坦克（Patton tanks）加持的巴基斯坦，再次入侵查谟和克什米尔。印度则依靠老旧的“百夫长”坦克（注：英国在二战末期设计、战后服役的早期主战坦克）、M4“谢尔曼”坦克（注：美国二战时期研制的中型坦克），并辅以从苏联购入的PT-76水陆两栖轻型坦克，击败了这一宿敌。1965年之后，印度外交逐步靠拢苏联。1971 年，决定性的第三次印巴战争爆发前夕，印苏两国正式签署防务条约。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796年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曾告诫继任者，为维护国家独立自主，切勿与任何外国缔结永久同盟，仅可在极端危急时刻酌情缔结临时盟约。印度后来奉行的，正是这一原则。

巴基斯坦对美国国防部立场向来清晰一贯，始终恪守所谓的真纳博弈方略（the Jinnah Gambit）。

巴基斯坦独立运动的初衷并非推翻英国殖民统治，阿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的诉求是摆脱印度教徒势力掌控，这也是印巴分治的核心依据。1946年，真纳在开罗记者会上直言，相较英国殖民势力，印度教主导的印度未来威胁性更大。这套理念直接催生了偏向性外交方针，巴基斯坦选择迎合美国战略诉求，以此换取自身安全保障。

一、真纳博弈方略

真纳的国家安全观逻辑十分简单——巴基斯坦唯有依托强国盟友，方能存续。苏联奉行无神论，与伊斯兰教教义相悖；法国国力大幅衰退，英国实力也元气大伤，彼时美国便成为唯一可行的结盟选择。

1946年11月，真纳派其友人兼资助者伊斯帕哈尼（MAH Ispahani）前往美国试探风向。伊斯帕哈尼报告称，美国人喜欢“好听的话”，而且格外看重第一印象。时至今日，依然如此。

1947年9月，真纳对常驻南亚报道、颇具影响力的《生活》杂志记者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表示：“美国对巴基斯坦的需求，远大于巴基斯坦对美国的需求。凭借地缘区位，巴堪称世界枢纽，全球未来格局皆与此息息相关。”他面露笑意补充道，苏联近在咫尺。巴基斯坦愿意成为西方构筑中东防御体系的据点，制衡苏联向南扩张。对于推崇战略立场清晰化的美国政界而言，似乎没有比这更直白的投名状了。

真纳的第一次行动是十分大胆的。1947年9月，距离巴基斯坦挑起第一次克什米尔战争尚有一月之际，巴方向美国驻卡拉奇代办查尔斯·刘易斯（Charles Lewis）正式提出申请，要求美方五年内提供20亿美元援助。巴领导层始终深谙本国的地缘价值。

资金到位需要时间，但信号传递得很快。1950年夏天，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飞机前往伦敦，接来真纳的继任者利亚卡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并于5月3日在华盛顿亲自接待了他，开启了巴基斯坦总理首次正式国事访问。利亚卡特承诺全力支持反共，并在联合国就朝鲜问题投票反对朝鲜。杜鲁门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想在华盛顿找个朋友，那还不如养条宠物狗；但如果你想找个盟友，那可选择的对象并不少。”相比1949年10月尼赫鲁长达一个月访美期间让美国听到的那些说教，利亚卡特的示好无疑悦耳得多。

1954年1月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同年5月19日，美巴两国在卡拉奇签署《共同防御协定》，美国由此获得使用白沙瓦附近设施的权利，供其空军和中央情报局开展活动。1956年，巴基斯坦支持英、法、以三国入侵埃及、夺取苏伊士运河。两年后，巴基斯坦首位军事独裁者阿尤布·汗（Ayub Khan）通过政变夺取政权；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访巴，标志着美国对阿尤布政权的认可。直到今天，只要美国愿意，仍会利用其在巴基地开展军事行动；巴基斯坦并不干预，因为它无力干预。

印度从未交出自身的自主性，即便在1962年战争之后也不例外。正因如此，巴基斯坦是美国的盟友，而印度只是美国的朋友。

杜鲁门1950年派美国专机接利亚卡特访美，与2025年特朗普总统邀请巴基斯坦实际掌权者、陆军元帅阿西姆·穆尼尔（Asim Munir）共进午餐，两者并无太大差别。二者都是象征性的公开姿态，意在释放强硬同盟关系的信号。华盛顿明白，巴基斯坦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倾向，长期为伊斯兰激进势力与恐怖分子提供庇护，这必然带来附带损害；但美国所追求的，只是确保这种损害不要指向美国本身，尽管这一目标并非总能实现。

穆尼尔是巴基斯坦历史上最强硬的宗教至上主义捍卫者，也是恐怖主义的庇护者。2025年4月15日，他面向海外巴侨民发表讲话时，措辞再明确不过：巴基斯坦人无论身居何处，都不应忘记自身拥有优越的思想与文化体系（superior ideology and superior culture）。美国甚至没有要求巴方释放曾协助中情局追踪本·拉登的沙基勒·阿夫里迪医生（Shakil Afridi）；阿夫里迪被扣上叛国罪名，至今仍身陷巴基斯坦牢狱。美国还默许巴基斯坦在可控范围内，不断升级同印度之间的矛盾冲突。

1979年伊朗革命思想领袖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指出，现代伊斯兰意识形态内核存在一处无法调和的矛盾——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彼此相悖，奉行民族主义就意味着优先国家本位，背离伊斯兰教义。不过，即便投身泛伊斯兰圣战事业，霍梅尼及其追随者也始终以伊朗国家利益为先。符合本国利益的圣战便加以利用，无益于自身利益，则即刻舍弃。

伊朗亦未像巴基斯坦那样摒弃自身伊斯兰时代之前的历史底蕴。2025年11月24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伊朗德黑兰革命广场举办一场活动，以宣示伊朗敌人的最终下场。现场展出经典历史画面：罗马皇帝瓦莱里安（Valerian）匍匐跪拜在波斯国王沙普尔（Shapur）身前，配文写道：“向伊朗人俯首称臣”。沙普尔一世（公元215—270年）并非穆斯林，公元260年，他在埃德萨击败了瓦莱里安。现存于盖蒂博物馆的另一幅描绘这一著名场景的画作，则展现了沙普尔一脚踩在瓦勒良背上、翻身上马的情景。

公元260年的石刻浮雕，描绘罗马皇帝瓦莱里安向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投降的场景；现位于伊朗法尔斯省。图源：Britannica

巴基斯坦由一批意识形态至上的人物主导，他们认定本国历史始于公元711年阿拉伯人入侵信德。那次入侵虽使阿拉伯势力在南亚次大陆建立了立足点，却几乎没有留下长期影响。巴基斯坦之所以陷入认知混乱、治理失效的困境，正是因为它仅仅因为印度河文明、摩亨佐-达罗、哈拉帕和犍陀罗文明属于伊斯兰时代之前，就抛弃了这些历史遗产。巴基斯坦已然将伊斯兰信仰与民族主义完全绑定、划为一体。

倘若伊斯兰教足以支撑起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那么，世界上为何仍存在着22个阿拉伯国家？2025年11月，巴基斯坦在伊斯坦布尔与阿富汗举行的和平谈判中声称，阿富汗对巴发动攻击“违反伊斯兰教法”，理由是巴基斯坦同为“伊斯兰”国家。阿富汗塔利班的毛拉们听完后，大概会一路笑回喀布尔。

信仰是个人与神明之间的精神联结，而政治向来依托更为现实功利的低层次尺度运转。纵观世间所有宗教与思想体系，无论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还是儒家传统，历史上都从未出现过单纯以信仰之名形成的真正团结。只有当世俗利益相互契合时，团结才有可能出现。

巴基斯坦与沙特签署防务协议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人对此深表诧异。伊斯兰堡的部分激进势力甚至开始畅想建立一个“伊斯兰版北约”（Islamic NATO），仿照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条款，逼迫财力雄厚的阿拉伯世界在巴基斯坦对抗印度时出手相助。但手握资金主导权的沙特并不面临来自印度的威胁，其真正的安全隐患是以色列和伊朗。沙特根本无意向南亚次大陆派遣战机；相反，一旦发生军事调动，最终被派往中东沙漠作战的，反倒可能是巴基斯坦自己的部队，到那时，他们恐怕连自己要对抗的是哪一派伊斯兰势力都弄不清楚。

统治阿拉伯世界的各王朝都清楚，谋求重建哈里发国的伊斯兰激进分子既不承认现有国界，也不承认君主政体，还将各国埃米尔（Emir，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伊斯兰教国家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谓）视为受西方操控的顺从傀儡。2025年11月23日，英国《旁观者》杂志（Spectator）发布了一篇题为《伊斯兰国再度蠢蠢欲动》的报道。作为组织最严密、最危险的激进组织，“伊斯兰国”（ISIS）已开始利用人工智能招募新成员。十年前，该组织通过推特、脸书和油管发布斩首视频，一度控制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面积相当于英国的大片领土，直至2019年被美国领导的联军击败。但战败并不意味着被彻底消灭。

这支哈里发残余势力仍保有武器仓库，还与沙漠各部族群建立往来，势力主要盘踞在伊拉克卡拉乔克山脉与叙利亚代尔祖尔一带。相关营地安置着伊斯兰国人员家属，该势力依旧在此推行思想灌输活动。

阿萨德政权倒台后，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 Shyam）在大马士革仓促拼凑出一个政府，该组织曾与伊斯兰国互为盟友。其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Ahmed al Sharaa）改换着装、系上领带，迎合特朗普政府的外交仪容规范，同时获得海湾阿拉伯国家扶持，但外界对其实际掌控的地盘范围存疑。加沙战事爆发后，民众对伊斯兰国的支持热度再度回升。

二、印度时代：一个善意大国的崛起

印度当下的核心挑战，是印证本国民族主义既能守护民众安危、增进民生福祉，也能推动印度跻身21世纪国际核心圈层。世界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印度贫困问题已基本消除。过去十年间，印度落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福利举措，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为8亿人口稳定供应粮食，数字服务覆盖超十亿民众，数字化建设成果斐然。民主政体想要契合民众期许有序运转，经济与军事两大支柱都必须具备雄厚实力。

变化有目共睹，却未必得到普遍认可。莫迪总理执政首个十年，印度已然成长为心怀善意且实力强硬的大国。印度摒弃战争这种落后行径，同时深谙俾斯麦箴言：雄辩言辞无法阻挡边境来犯之敌。

2024年7月10日周三，莫迪总理在维也纳与海外印度侨民会面时称，印度赠予世间的是佛陀道义，而非战火纷争。“数千年来，我们始终分享学识与智慧，带给世界的从不是战争，而是佛陀精神。印度向来传递和平、缔造繁荣，也必将进一步提升自身在21世纪的国际影响力。”圣雄甘地也曾冷峻言道，以眼还眼，终将令世人尽数失明。

每逢人道主义危机，印度总是率先开展救援行动。新冠疫情期间印度表现突出，周边地区遭遇自然灾害时，也都会第一时间施以援助。莫迪总理重新界定了邻国的概念，评判依据不再是地理距离，而是彼此的善意联结与影响力互通。印度全新的邻邦辐射范围东起马六甲海峡、西至海湾地区，巴基斯坦只是地缘共存方，并非友好邻国（Pakistan is a presence, not a neighbour）。

莫迪推行本土自主外交方针，在维护本国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同时，携手各方共创美好未来。例如跨国企业均按照印度设定的规则开展合作，双方秉持互利共赢原则。企业若想开拓印度市场，就必须在当地建厂生产。如今各大强国已然明白，印度可以理性磋商，但绝不会接受威逼与恐吓。

2024年10月17日，莫迪于新德里出席国际阿毗达摩节活动。图源：PTI

印度在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中攻克经济发展难题。上世纪 70 年代经济发展停滞，过时僵化的旧式社会主义模式弊病凸显。直至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执政者锐意谋求变革，小心翼翼迈出改革的最初步伐。分裂势力与敌对叛乱活动大肆作乱，接连造成英迪拉·甘地、拉吉夫·甘地两位总理遇刺身亡，也拖累改革未能以更快速度推进。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改革，开始释放市场创业活力，不过发展新路仍需时间稳步开拓。进入21世纪后，2015至2025这十年间，印度国民整体民生水平与国家综合实力接连实现跨越式提升。印度正全力冲刺核心目标，计划在2047年建成发达国家（Viksit Bharat）。

印度一度被嘲讽为志大才疏、言行脱节的国家，该国处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跌至谷底。1963年双边谈判期间，印巴关系陷入低谷，印度曾提出将蓬奇（Poonch）、乌里（Uri）、基申甘加（Kishanganga）与尼拉姆谷地（Neelam valley）交由巴基斯坦管辖，以此敲定领土最终方案。如今这番提议令人匪夷所思，相关史实却确凿存档。更让人意外的是，彼时巴基斯坦领导层骄矜自大，执意诉诸战争，最终在1965年发起冲突，回绝了此次议和提议。

如今巴基斯坦将印巴冲突形式，从常规军队正面作战，转变为借恐怖活动持续消耗对方。印度明确反对双重标准：美方及其盟友可跨境追剿目标，印度遭遇恐怖袭击时却被要求保持克制。面对巴基斯坦扶植势力制造的恐怖行径，印度只求正义惩处，绝不盲目报复。经济、外交、军事上的弱势处境，早已成为过往。

长久以来，世界格局始终受权力均势这类实证理论影响。印度正以沉稳审慎的施政风格，展现自身的制衡力量。纵观历史，引发侵略行为的核心动因始终未有大变，无非扩张野心、意识形态分歧以及谋求霸权的执念。权力均势理论默认对外扩张是国家固有本能，追求各方侵略能力趋于对等平衡。

莫迪总理秉持五项相辅相成的准则谋求国际关系平衡：尊重各国主权；以对话作为化解争端的基础；以安全夯实稳定根基；立足自身发展、携手国际合作谋求共同繁荣；将文化交融视作文明固有特质。

作者简介：M·J·阿克巴尔（M·J·Akbar），印度政客、记者、作家，2016至2018年期间出任印度外交部国务部长。作为资深媒体人，他曾参与创办并主编《电讯报》《亚洲时代》等报刊，后曾担任《今日印度》杂志编辑总监，并任《德干纪事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