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十年：一个被低估的全球治理变化正在发生

Club 提要：北京对话特约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顾宾出版新著《多边主义：亚投行、“一带一路”与国际法治》。顾宾在后记中回顾了自2019年以来对亚投行法律发展与多边主义实践的持续研究，指出亚投行在疫情、地缘冲突和气候变化等挑战中不断完善法律体系、创新治理机制，他并提出“新多边主义”概念，强调亚投行既承继现有国际秩序，又回应全球经济治理变革需求，展现了中国参与国际法治与全球治理的新路径。

北京对话受权发布后记全文，以飨读者。

顾宾《多边主义：亚投行、“一带一路”与国际法治》 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

这部书稿记录了笔者自2019年以来关于亚投行法律发展的最新观察与思考。这几年对于亚投行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首先，亚投行法律体系不断完善，特别是在公司治理方面，遵照《亚投行协定》创造性地建立监督机制。与此同时，新冠疫情给亚投行造成了巨大挑战，项目进展受阻、人员流动受阻；俄乌冲突带来项目管理、国际职员管理的地缘政治风险；气候变化使得人类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也要求亚投行积极参与回应。鉴于此，亚投行发布《中长期发展战略》，把“绿色基建”“区域联通”“智能基建”“动员私人资本”作为投资重点；建立200亿美元“危机恢复基金”应对疫情冲击与公共卫生危机；创新并引领国际资本市场ESG投资。正如亚投行创始行长金立群所言，这几年亚投行变得“更加强健、更加睿智、更加坚韧”（stronger, wiser and tougher）。

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图源：亚投行官网）

这本书缘起于另一本书——《亚投行法律：全球治理新机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那本书记录了亚投行2014至2018年从倡议、筹建、成立到开业运营的法律发展史。也是在那本书里，笔者提出亚投行发展与理论研究的三条思路——“纵（历史视角）横（比较视角）交错”的思路；尊重多边开发银行内在发展规律的思路；以及“从亚投行看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也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看亚投行”。沿着这三条思路，亚投行在法定目标和宗旨指引下，与时俱进、灵活务实地决策与行动，走出一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路。

经过十年孜孜探索，笔者提出“新多边主义”这一概念。新多边主义“基于美式，超越美式”；它尊重现有国际秩序，没有“另起炉灶”。亚投行既植根于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体系，同时又回应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时代呼声。作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缩影，亚投行展现出独特的理论研究价值。新多边主义必须守正创新，顺应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融合发展的进步趋势。新多边主义的研究也应“高得上去”——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法治思想为引领，同时“低得下来” ——通过解剖亚投行这只“麻雀”，为践行新多边主义提供专业务实的思路。

亚投行历经十年发展，已然成为全球性国际组织，具备“五个全球”的特点：全球成员、全球投资、全球融资、全球采购、全球招聘。就成员数量而言，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第二大多边开发银行。亚投行“精干、廉洁、绿色”的机构文化不仅在制度层面得以全面确立，也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认同。在地缘政治环境恶化、逆全球化浪潮涌动的这几年，亚投行延续了筹建和创立时的良好势头，实属不易。亚投行的未来之路充满挑战，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包括：典范地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让“精干、廉洁、绿色”成为每个职员的信仰；在项目实践中聚焦基础设施的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为人类社会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主席纳赛尔·布希巴表示，在当前世界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时，亚投行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重要基础设施投资的支持机构（图源：央视新闻）

最后，关于法治与发展的关系。世界银行2017年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中有一句话发人深省：“我们不仅应该重视法治（rule of law），还要关注法的作用（role of law）”。其关键是，法治应当推动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在世界银行法律史上，布罗切斯（Aron Broches）和希哈塔（Ibrahim Shihata）是两位塔尖式人物，他们在解释世界银行章程时都采取富于创新的“目的解释法”，助力世行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平稳前行并持续壮大。亚投行迄今三任总法律顾问——李耐德（Natalie Lichtenstein）、桑德思(Gerard Sanders) 和倪博图（Alberto Ninio），有力地践行了这一法律解释理念，推动亚投行在动荡的世界中行稳致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慧眼识珠，积极支持了课题立项。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全额资助了书稿出版。北京大学翟崑教授从书稿起名到章节布局，给予了专业指导。在书稿部分章节的翻译和研究过程中，我的学生一如既往提供了有力支持，他们是陈睿、解敏之、李宏旭、康欣、李紫莹、郎一臻、韩飞、王艺源、赵雪、魏旭东、高倩，在此一并谨致诚挚谢意。

顾宾

2026年1月16日

附：《亚投行法律：全球治理新机制》（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后记

（图源：作者）

这本书是近几年来我学习、研究亚投行法律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其中融入了有关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一些个人思考。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但是，全球经济治理没有适应新变化，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投行，得到世界人民积极响应支持。改善全球经济治理、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方案有望更多涌现出来。

我的学术志向是探索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路径，起步于世贸组织（WTO）法，扩展至国际金融与投资法。这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三个主要领域，彼此密切关联。我国四十年的对外开放发展史，就是从贸易、引进外资到对外投资和金融开放的演进史。发展到今天，我国参与这三个领域的全球治理活动的愿望和需要空前强烈。我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基于实践摸索出“两条腿走路”的施策方略，即一方面推动变革传统旧秩序，改革不合理因素使之与时俱进；另一方面，适应经济发展新要求，倡议与旧秩序兼容的新秩序，并与旧秩序交流互鉴、互为补充，共同构成全球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亚投行属于后一方面努力的典范。在此过程中，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信心、能力与人才储备不断增强。

2025年6月26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共同支持亚洲新兴市场的风险投资，标志着双方深化合作的新里程碑（图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亚投行还年轻，正在向前进。而改善全球经济治理、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努力需要切实推进。需要汲取传统多边开发金融的经验教训，增强新机制的有效性。探索运用我国的传统文化、治理和发展经验，例如在决策过程中实施民主协商（即“共商”），以此滋养全球治理发展。我将以亚投行研究为起点，为探索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而努力工作。

本书写作得益于与我的学生们讨论互动，正所谓“教”“学”相长、“教学”与“研究”相长。以下同学提供了积极且给力的协助，在此一并致谢：陶颖、张泽帝、毕梦琪、杨慧婕、靳红宇、万星宇、王钟秀。

顾宾

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