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2005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大国阶梯·十五计划】

你觉得一个国家真正的转折点是什么时候？是某个重大政策出台的那一刻？还是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那一天？

我琢磨了很久，最后发现都不是。真正的转折点，往往是那种当时你觉得稀松平常，但回过头一看，整个世界都变了的那几年。

“十五计划”，2001年到2005年，就是这么一段时间。

很多人提起这五年，第一反应就是：加入WTO，申奥成功，神舟上天。但如果你以为“十五计划”就是这些高光时刻的简单堆砌，那你可能真的小看了这五年。

这五年发生的事，深刻到它重新定义了我们对“中国”这两个字的理解。

一."中国入世”是赌赢了国运？

时间回到2001年，当时全体国人正在面临着一场豪赌，这个赌局叫“中国入世”。

有人可能会说，加入世贸组织，融入全球化，这不是明摆着的好事吗？为什么说是豪赌？

因为问题没这么简单。当时国内的争论激烈到什么程度？经济学界分成了两派。一派说必须加入，不加入就会被世界抛弃；另一派说绝对不能加，加入了就是引狼入室，民族工业会被外资彻底摧毁。

这两派谁说的都有道理。

支持派拿出的数据很吓人，说如果不加入WTO，中国的出口关税会继续被各国卡脖子，永远只能做低端加工，中国会被排除在全球经济体系之外，进出口成本惊人，成为贸易孤岛。

反对派的数据更吓人，说一旦加入，汽车行业会在三年内崩盘，银行业会被外资控制，粮食安全会出问题。

一句话，赌赢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经济狂飙；赌输了，可能就是拉美化的命运。

但中央的决心早已经下了。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消息传回国内，有人欢呼，有人叹气，更多的人是一脸茫然，这玩意儿到底是好是坏？答案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逐渐揭晓。

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什么？靠投资，靠基建，靠国内市场。出口当然也有，但占比不高，也不稳定。但加入WTO之后，情况彻底变了。

出口开始持续性地爆发，逐渐成长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之一。这个转变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企业开始按照国际标准生产，产业链开始重新整合，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策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也在加入WTO之后，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

这个过程快到什么程度？快到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2001年，中国的出口总额是2662亿美元。到了2005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就已经飙升到7620亿美元，五年时间增长了5000亿美元。而且2002年，中国就吸引外资527亿美元，超过美国和法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这些外资钱都投去了哪里呢？制造业，电子产品、纺织服装、机械设备、化工产品，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制造业门类，外资都在往中国砸钱。

为什么？因为中国有三样东西是其他国家给不了的：庞大的劳动力，完整的产业链，稳定的政治环境。

先说劳动力。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农村还有接近五亿人口，其中至少有两亿剩余劳动力，这些人年轻、能吃苦，简直是制造业的完美劳动力。

再说产业链。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积累，中国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且入世之后，中国无数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们凭借敏锐的嗅觉，对市场需求的响应速度令世界咋舌。

举个例子，你要生产一部手机，需要屏幕、芯片、电池、外壳、摄像头等等几百个零部件。在其他国家，这些零部件可能要从十几个国家进口，但在中国，所有这些东西都能在方圆一百公里内找到供应商。这种效率，全世界独一份，其他发展中国家根本没法比。

至于政治环境，这个就更不用说了。九十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债务危机，各种乱七八糟的政治动荡，让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环境高度警惕。但中国不一样，这里政治稳定，政策连续性强，投资风险相对较低。

这三个因素叠加起来，造就了一个奇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速度，比任何人预想的都要快。

2003年，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6%；2004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到了2005年，已经超过10%。与此同时，中国超过意大利、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的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世界工厂的诞生，不只是一串数字那么简单，它带来的，还有整个中国区域经济的重构。长三角、珠三角成了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上海、深圳、苏州、东莞这些城市的GDP增速常年保持两位数。

但这还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的是，中国在这五年里，悄悄地完成了几次关键的身份转换。

第一次身份转换，是中国从一个“来料加工”的国家，转变成一个“全产业链制造”的国家。以前中国只能给外国企业做代工，技术有限，品类有限，在产业链上基本只能参与卖苦力的部分，赚点辛苦钱。但入世以后，中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电子产品、服装鞋帽、家具家电，只要你能想到的，中国都能生产，而且慢慢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开拓，不仅仅只是来料加工。

第二次身份转变更重要，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了“世界市场”。

什么意思呢？之前中国的角色就是生产基地，给欧美打工，赚利润很薄又很辛苦的加工费。但到了2005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中国不仅是生产基地，还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2001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3.76万亿人民币。但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6.7万亿人民币，增长了将近80%。这意味着中国人开始有钱了，开始愿意花钱了。

外国企业很早就意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可以帮他们生产产品的地方，还是一个可以卖产品的地方，而且这个市场大到吓人，所以之前才会有我们用“市场换技术”一说，而现在，这个超大规模市场正逐渐成型。

举个例子，2002年，通用汽车在中国卖了11万辆车，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66万辆。宝洁、可口可乐、麦当劳、肯德基，这些跨国公司都疯了一样往中国投资，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正在崛起。

所以，加入WTO，先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解决了就业，赚取了外汇。接着又让中国成为“世界市场”，进一步吸引外商投资，同时国内消费崛起，共同拉动下一轮经济狂奔。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也开始出现自己的消费品牌。海尔、华为、格力，这些企业在“十五计划”期间快速成长，开始和外国品牌竞争。

这就是中国的厉害之处，你来中国投资，可以，我欢迎，但同时，我也要培养自己的企业，学习你的技术，最后在你擅长的领域打败你。

到了2005年，这个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中国的企业开始走出去，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和跨国公司竞争。联想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TCL收购汤姆逊的电视业务，这些都发生在“十五计划”期间。

虽然这些收购后来有成功有失败，但它们传递出一个信号：中国的企业已经不满足于只做代工，他们要掌握自己的品牌，掌握自己的技术，掌握自己的话语权。

当然，入世让中国的经济狂奔，产业蓬勃发展，但也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长三角、珠三角乘势起飞，东北、西北的一些老工业基地则陷入了困境，工厂倒闭，工人下岗，城市衰败。

这种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在“十五”计划期间达到了一个高峰，沿海和内地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个问题严重到中央不得不在2003年提出了“东北振兴战略”，希望通过政策倾斜来扭转东北的颓势。

说实话，效果是有的，但是有限，因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资本是逐利的，它会自然而然地流向回报率最高的地方，在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之下，东部沿海的区位优势，远胜于东北、西北和西南。

当然，这是在当时，20年后的今天，在对外“一带一路”，对内扩大内需的战略之下，之前封闭的内陆，现在反而又成了对外开放的门户，中国区域经济又正在发生着新一轮巨变。

二.国企改革最难的时刻

聊完入世对中国的深远影响，说到“十五计划”，还有一件事是绝对绕不开的，那就是国企改革。

很多人以为国企改革是九十年代的事，其实不然，九十年代搞的是“抓大放小”，保留大型国企，放开中小国企。但真正触及灵魂的改革，是在“十五计划”期间完成的。

2001年到2005年，是国企改革最艰难也最关键的五年。这五年里，国企改革的核心任务是什么？八个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大白话就是，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而不是政府的附属机构。

这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于上青天。为什么？因为这涉及到太多人的利益。国企的管理层不愿意放权，因为权力就意味着资源；地方政府不愿意放手，因为国企是税收大户；职工不愿意改革，因为改革可能意味着下岗。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国资委的成立，意味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企终于有了一个统一的“婆婆”。

同年，国企开始大规模重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完成了股份制改革；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上市融资；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先后完成股改，为后来的上市铺平了道路。

这些改革逐渐完成后，国企的效益开始大幅提升。2001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是23300亿元，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9000亿元，翻了四倍多。

对社会而言，这是资源高效利用和效率飞速提升的结果，是梦寐以求的大好事。但这些数字背后，也是几百万国企职工的命运变迁。有的人通过改革获得了股权，成了百万富翁；有的人拿着买断工龄的钱，开始了艰难的第二次创业；还有的人直接失去了工作，生活陷入困境。

这就是改革的代价。每一个百分点的效率提升，都对应着无数个家庭的悲欢离合。

但如果不改呢？那结果可能更糟。东北的一些老国企已经给出了答案——不改革，就是慢性死亡，职工一样要下岗，而且是在企业彻底崩溃之后，补偿都很难拿到。

所以这不是一道选择题，因为不论国家，还是个人，都没有选择的空间。

三.房地产大爆发在哪一年？

“十五计划”中，另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发生在2003年。这一年，国务院发布了18号文件，正式确立房地产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这份文件发布的时候，大概没人能想到，它会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

在此之前，房地产市场的势头已经起来，特别是1998年加快房地产制度改革之后。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还没有到让全民疯狂的程度。为什么？因为虽然信号是有的，趋势也是明显的，但还是怕政策又收紧，很多人不敢买房，一些开发商也不敢敞开了大规模开发。

但18号文件一出，一切都变了。

文件明确规定，房地产是支柱产业，要大力发展。这等于给房地产市场吃了一颗定心丸。开发商开始疯狂拿地，银行开始大规模发放房贷，地方政府开始把土地出让金当成主要收入来源。

一个完整的房地产产业链就这样形成了。

2003年到2005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从3.2亿平方米增长到5.5亿平方米，增长了71.9%。房价呢？北京的房价从2003年的每平米4000多块钱，涨到2005年的每平米7000多块钱。上海、深圳的涨幅更夸张，基本都是翻倍。

但这还只是开始，真正的疯狂要到“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才会上演。

四.“非典”有多恐怖？

“十五”期间，另一件大事也发生在2003年。这年的春天，一种神秘的疾病开始在广东传播。

最开始，没人当回事，大家以为就是普通的肺炎，吃点药就好了。但很快，情况失控了，病人越来越多，死亡病例开始出现，医护人员也开始感染。

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SARS，中文叫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

非典对中国的冲击是全方位的。经济上，旅游业、餐饮业、零售业几乎停摆，第二季度的GDP增速从第一季度的9.9%骤降到6.7%。社会上，人心恐慌，谣言满天飞，超市里的醋和板蓝根被抢购一空。

但更严重的是管理体制上的冲击，非典暴露了公共卫生系统的巨大漏洞，也暴露了信息披露机制的严重缺陷，疫情初期，信息不透明，导致病毒扩散到全国多个省市。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非典之后，中国开始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加大对疾控系统的投入，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可以说，非典是一次惨痛的教训，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积累。

从经济的角度看，非典还带来了一个意外的后果：它加速了互联网经济的发展。

2003年，淘宝网成立，京东开始做线上业务，腾讯推出了QQ游戏。为什么这些互联网公司都在2003年前后起步或者转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非典。

非典期间，大家不敢出门，只能在家上网，这种被迫的“宅经济”，让很多人第一次尝试了网上购物、网上娱乐、网上社交，等疫情过去，这些习惯保留了下来，互联网经济由此获得了一次爆发式增长。

所以说，历史有时候很巧妙，一场灾难，却客观上推动了新经济形态的诞生，这大概是非典留给我们为数不多的正面遗产之一。

五.“神五”上天，最大意义是什么？

“十五”期间还有一件大事，2003年10月15日上午9点，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点火升空。

航天员杨利伟在飞船里度过了21个小时23分，绕地球飞行14圈，然后在内蒙古安全着陆。中国成为继苏联和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这件事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首先，它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空间站明确拒绝中国参加，理由是担心技术外泄。但中国没有因此放弃，而是选择了自力更生。神舟五号的成功，证明了中国有能力独立发展尖端技术。

其次，它极大地提振了民族自信心。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在追赶西方，一直在学习模仿。但载人航天是一个例外，这是中国用自己的力量，跻身世界一流的领域，这种成就感，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无法替代的。

第三，它开启了中国航天事业的新篇章。神舟五号之后，神舟六号、神舟七号接连升空，天宫空间站开始建设，嫦娥探月工程启动。中国的航天事业进入了快车道。

最后，神舟五号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技术本身，它还代表了一种发展模式的胜利。

什么模式？举国体制的模式。

载人航天工程从1992年立项，到2003年首次载人飞行，历时11年，投入了上百亿资金，动员了上万名科技人员。这种规模的投入，如果没有国家的统一调配，是不可能完成的。

有人批评说，这种举国体制效率低下，浪费资源。但神舟五号的成功证明，在某些领域，举国体制恰恰是最有效的。因为这些领域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短期内看不到回报，纯粹靠市场机制是无法推动的。

当然，举国体制也有它的问题，比如容易造成资源错配，比如缺乏创新动力。但在载人航天这个领域，它的优势是明显的。

六.“三农”问题有多复杂？

“十五计划”期间，其实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决策层，那就是“三农”问题。

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词看起来简单，但背后的复杂程度，可能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

2000年，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是2.79:1，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22:1，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整个经济增长的模式，对农村是不利的。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从农村抽取资源的过程。

农村的劳动力进城打工，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农村的土地被征用，为城市的扩张提供了空间；农村的储蓄通过银行系统流向城市，为城市的建设提供了资金。

这个过程是单向的，农村给了城市很多东西，但城市反哺农村的却很少。

再加上，农民卖出的农产品价格很低，而消费的工业品价格很高，农民一开始没有社保，城镇职工有社保等等，通过这些城乡二元措施，结果就是农村越来越穷，农民越来越苦，农业越来越弱，这就是所谓的“三农”问题。

中央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2004年，中央发布了一号文件，主题就是促进农民增收。这是1986年以后，中央时隔18年再次将分量最重的一号文件聚焦在“三农”问题上。这个信号意义极其重大，说明“三农”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减免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推进农村改革。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负担，但治标不治本。

真正的问题在于，农业本身的比较效益太低。一个农民种一年地，收入可能只有几千块钱，但同样的劳动力，如果去城里打工，一年能挣一两万。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导致农村的年轻人纷纷外出，留下的只有老人和孩子。

农村开始空心化。这是“十五计划”期间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很多村庄，平时只有老人和孩子，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只有过年才回来，这种状况对农村社会结构的冲击是巨大的。

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说实话，没有简单的答案。

你不能阻止农民进城，因为进城是他们改善生活的唯一途径；你也不能强迫企业去农村投资，因为农村的基础设施、市场条件都不具备；你还不能大幅提高农产品价格，因为那会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引发通货膨胀。

所以“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必然会经历一段阵痛期，关键是如何缩短这个阵痛期，如何减轻农民的痛苦。

“十五计划”期间，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但至少引起了足够的重视。

2006年，中国正式取消农业税，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国家开始真正反哺农村。

七.“外汇储备”是什么意思？

这五年里，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外汇储备激增。

2001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2122亿美元，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189亿美元，增长了近3倍。外汇储备激增，它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外汇储备从哪里来？主要来自两个渠道：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

先说贸易顺差。加入WTO之后，中国的出口爆发式增长，但进口的增速没有出口快，于是就产生了贸易顺差。2001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只有225亿美元；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020亿美元。

再说外资流入。“十五计划“期间，除了2001年，中国每年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都在500亿美元以上，而且增长强劲，这些外资进入中国市场要换成人民币需要用外汇，于是外汇储备就增加了。

外汇储备多了，是好事还是坏事？

从一方面看，当然是好事。外汇储备多，意味着国家的支付能力强，金融风险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泰国、韩国、印尼这些国家就是因为外汇储备不足，才被国际投机资本打得一败涂地。中国因为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才能在危机中守住了阵地。另外，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外汇充裕，意味着我们可以大胆地向发达国家进口先进设备和技术，为发展提速。

但从另一方面看，外汇储备太多也是个问题。比如，带来本国通货膨胀风险、使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限制、资产贬值风险等等。2014年6月，我国外汇储备达到峰值39932亿美元，到时候我们再来详细解释，为什么外汇储备多了，反而成了麻烦。

八.“三个代表”是什么意思？

这五年里，另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横空出世。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在北京召开。十六大把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正式写入了党章，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简单说就是：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背后的现实逻辑其实很清晰。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中国社会的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压根不存在的群体，现在已经成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传统的阶级话语，这些人该算什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

如果还用老框架去套，那党就只能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人，但问题是，这些“新阶层”恰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你不能一边鼓励他们创造财富，一边在政治上把他们排除在外。

所以“三个代表”的提出，本质上是执政党在主动适应社会变化，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它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阶层是多元的，利益是分化的。而党必须找到一个能够团结最广泛力量的理论支点。

这是一次务实的调整，也是一次必要的与时俱进。

九.“十五计划”深度总结

站在2005年的尾巴上回望，“十五计划”这五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5%的增长，GDP总量从2001年的10.97万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18.23万亿元，增长了66.28%；人均GDP从8000多元增长到14000多元，开始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这些数字背后，是亿万中国人生活的巨大变化。

2001年，全国只有不到两亿人使用手机；到了200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93亿。2001年，全国只有3000多万网民；到了2005年，网民数量突破了1亿。

城市的天际线在这五年里彻底改变。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高速公路网络在这五年里迅速扩张，总里程从2001年的1.9万公里增长到2005年的4.1万公里。

当我们站在2005年的年终岁尾，如果有一个穿越者告诉当时的中国人：“嘿，再过不到二十年，你们的汽车会卖到全世界，你们的手机会把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干趴下，你们会觉得去国外旅游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敢打赌，当时的绝大多数人，要么以为你疯了，要么以为你在讲一个并不好笑的科幻段子。

为什么？因为在那五年里，虽然我们的GDP在狂飙，虽然高楼大厦在疯长，但在很多人的骨子里，那种“不如人”的焦虑感其实是达到顶峰的。

那时候的网络上，崇拜西方贬低自己的论调甚嚣尘上，而当时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他们一边看着神舟上天热泪盈眶，一边因为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陷入沉思；他们一边在为加入WTO欢呼，一边又在担心好莱坞电影和日本动漫，会不会彻底摧毁我们的文化自信。

这才是“十五计划”这五年最真实的底色，一种夹杂着巨大希望与巨大迷茫的撕裂感。

这五年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它是完美的，恰恰是因为它极其残酷，又极其坚韧。

它像是一个正在浴火重生的少年，骨头在嘎吱作响，肌肉在撕裂重组，痛得满地打滚，但每一次站起来，个头都窜了一大截。

在这段历史的褶皱里，我们也能看到一种非常中国式的生存智慧——虽然我不懂规则，但我能适应规则，最后，我用你的规则也能打败你。

西方人让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剧本是写好的：中国负责出苦力，西方负责出脑力；中国负责消耗资源，西方负责享受生活。他们以为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但他们万万没想到，中国人有一种叫做“全产业链”的执念。

你让我做衬衫，我就做衬衫，但做着做着，我把纺织机也做出来了，再做着做着，我把化纤原料也垄断了；你让我组装电脑，我就组装电脑，但装着装着，我发现这芯片我也想试试，这系统我也想搞搞。

这就是“十五计划”埋下的最大的伏笔，它并没有让我们立刻成为强国，但它让我们彻底断绝了成为一个“附庸国”的可能性。

通过这五年的野蛮生长，中国在这颗星球的经济版图上，硬生生挤出了一个谁也忽视不了的生态位。这个位置不是谁赏赐的，是无数个在广交会上陪笑脸的小老板，无数个在脚手架上挥汗如雨的农民工，无数个在实验室里熬红了眼的工程师，用命换来的。

当我们把目光拉得再长远一点，你会发现，2001到2005这五年，其实是中国国运的一次“惊险一跃”。

如果这五年我们没赌赢WTO；如果这五年国企改革失败导致经济崩盘；如果这五年没有扛住非典的冲击，那么今天的中国，可能就是另一个版本的拉美，或者另一个版本的东南亚——有着巨大的贫民窟，有着永远无法跨越的中等收入陷阱，有着被西方资本随意收割的命运。

好在，历史没有如果。我们扛过来了，我们带着一身的伤疤，带着满身的泥点子，从历史的河床里爬上了岸。

结束的时候，我想起2005年流行的一首歌，许巍的《曾经的你》。歌里唱：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那一年，无数的80后刚刚走出校园，无数的70后正在创业的路上狂奔，他们眼里有光，心里有火，他们并不知道未来房价会涨到多少，也不知道未来世界会变得多么动荡，他们只相信一件事：只要努力，明天就会比今天好。

这或许才是“十五计划”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

它不是那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不是那翻倍的GDP数字，而是一种“向上的势能”。

这种势能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无论起点多么低，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只要它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只要它的人民还愿意折腾，还愿意为了更好的生活去吃苦，那这个国家就没有哪怕一丁点衰败的理由。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2005年早已过去，但那个时代的草莽，那个时代的激情，那个时代的牺牲与成全，依然流淌在我们今天的血液里。

因为我们脚下的每一步路，都是当年那群人，在没有路的地方，硬生生踩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