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的仓促决定，如何让全球陷入监控泥潭？

信息帝国国家的出现

✪ 布莱恩•哈格特

圣凯瑟琳布鲁克大学

✪ 娜塔莎•图西科夫

多伦多约克大学

本文节选自《新知识重塑全球力量》一书

苏珊·斯特兰奇关于结构性权力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一个人们普遍观察到的现象———依赖科技和知识产权的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崛起并获得显赫地位———实际上是知识结构崛起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她让我们理解了这一变化的重要意义: 当某一结构的相对重要性发生改变时, 不仅意味着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顶层涌现出一批新兴行为体, 还意味着政治和经济优先级出现调整,以反映这些强大新兴力量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试想, 一个以谷歌为典范、人人皆向数据科学家寻求答案的世界,与一个通用汽车称霸的世界,其运行逻辑必定是不同的。

然而,尽管斯特兰奇揭示了军事、制造业、金融或科技公司的主导地位是受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但要深入理解结构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如何发生变化,我们还必须从其他理论家那里汲取智慧。在此,我们转向加拿大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W·考克斯以寻求灵感。考克斯的一个核心观点是,结构间相对重要性的每一次重大变化———比如从安全到生产,从生产到金融,再从金融到知识———都深刻影响着国家/非国家行为体, 同时也是它们共同塑造的结果。结构的相对兴衰不仅会重塑国家追求的目标, 也会改变它们实现目标的方式。

当科技或金融公司的相对重要性上升时,变革不仅仅出现在经济领域,国家本身及其追求的目标也会发生改变。国家并非一个单一整体,它实际上由不同部分构成,这些部分并不总是步调一致地朝一个方向前进。例如,环境部与自然资源部的指导方针可能大相径庭; 同样,一个环境部拥有重大影响力的政府,与一个对自然资源部的经济学家言听计从的政府,执政路线也将大不相同。

正如国家并非单一整体,一国的商业版图亦是如此。尽管盈利是所有企业的共同目标,但如何创造这些利润则取决于所处行业的性质与所选择的商业模式。而这些选择,反过来又将影响不同公司与行业所支持的政策类型。在追求各自偏好的政策时,这些公司往往会向与它们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国家部门靠拢,通过一定程度的合作,携手推进各自的目标。

▍国家社会联合体与国家形态 

以上描述所勾勒的政治图景,远非企业与国家之间简单的结构性权力博弈所能概括。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既相互竞争又彼此合作,共同角逐影响力。然而,在决定国家总体方向的关键时刻,例如是推行保护主义,还是主张贸易自由化,某些行为体的力量要比其他行为体更为强大。即使在美国这个通常被视为主要经济体中最倾向自由市场的国家,鲍尔斯和贾布隆斯基也发现了被他们称为“信息-产业联合体”的现象。这种联合体,实则是产业和政府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网络,由政府对科技公司的巨额投资和数十亿美元的合同共同打造,并因国家对私营部门的技术依赖而愈发巩固。这一术语是对广为人知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一词的模仿。考克斯在自己的著作中,把这种关系称为“国家社会联合体”,它包括一批不断自我强化的特定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他们在大方向上(尽管并非在所有事务上)齐心协力,以实现共同目标。

考克斯将这种对某一国家-社会联合体的总体定位称为“国家形态”。在这些国家形态中,或者说,在这些国家-社会联合体中,既包括国家行为体,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因为考克斯和斯特兰奇已然洞察到,结构性权力并非国家所独有,一些企业也可以制定我们生活必须遵循的规则和规范。

金融结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形态(即金融化国家),相较于生产结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形态,有着不同的主导行为体和优先级,并把不同的结构性权力置于首要地位。这些国家形态 “从社会中汲取资源,利用这些资源来维持和重塑社会” ,并通过实施政策和建立机构等手段来维护这部分结构的优势,比如巩固强化特定生产方式,或让安全力量凌驾于其他行为体之上以维系警察国家。如果这些努力取得成功,这一国家-社会联合体便可能走上霸权之路,合理化其地位,使国家和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为体更难主张其权益。

即使某种国家形态具有霸权地位,政治竞争依然可能存在。国家和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行为体或群体,往往迫切渴望挑战现状,会利用一切可支配的物质资源、意识形态论据和制度框架———而这些本身亦处于动态变化中———来发起挑战。究其根本, 正如考克斯所指出的, 社会变革可以由物质力量、社会组织方式理念以及社会基础制度的变化来驱动。

国家形态的变化, 意味着社会目标和政策优先级的改变。例如,一个金融化的国家-社会联合体, 会更重视金融行为体的福祉,而非制造业的利益;更支持跨境资本和投资的自由流动, 而非对国内资本的严格管控。遵循同样的逻辑,一个以知识控制为核心目标的国家-社会联合体, 会优先扶持那些控制了有价值知识的创造、分配和使用的国家/非国家行为体。为了凸显知识控制对于权力行使的重要性, 我们将此类国家-社会联合体———即能够在知识结构中行使结构性权力的行为体的集合———统称为信息帝国国家。之所以谓之 “信息”, 是因为这些行为体在将原始信息转化为知识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而 “帝国”则寓意着知识控制本身就是一种主宰性统治形式。

▍信息帝国国家的起源

新的国家形态并非凭空出现, 也不是资本主义或大国政治的必然产物, 而是产生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政治博弈。国家形态的出现是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把对知识产权和数据的控制以及无处不在的监控视为权力载体的世界, 并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所必然导致的。相反, 这是一系列事件和持续政治竞争的结果, 这些竞争的目的是在国内外取得经济与政治的主导地位。

信息帝国国家, 反映的是一个以知识商品化和监控为显著特征的社会。关于信息帝国国家, 有三大历史事件值得铭记:

其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 美国将强大的知识产权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 并最终将其提升至国家安全的重要层面;

其二, 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商业化的兴起;

其三,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需要,开始实施全面监控。

这三件大事共同勾勒出信息帝国国家的主要特征。同时,其他结构 (尤其是金融结构)与它的互动,也对其形态产生了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利益与金融制约因素,以及金融行为体和金融制度,在全球政治经济的塑造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金融结构在全球政治中占据了新的显赫地位。

所有三大事件都与美国直接相关,这并非偶然。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大国,美国利用其霸权地位对全球事务施加了巨大影响,塑造了知识驱动型社会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方向。正因如此,美国崛起为全球领先的信息帝国国家。虽然并非所有国家都能与之一争高下,但无不被迫对其做出回应。

▍知识的商品化: 强有力的知识产权成为主流

许多关于信息时代的叙事,甚至可以说绝大多数这方面的叙事,都将互联网的诞生,或是互联网于90年代的普及与商业化,视为一个关键性的催化时刻。然而,虽然互联网无疑是我们讨论中的重要一环,但当前时代并不仅仅是某项技术改变世界的结果。近几年的叙事更多地聚焦于 “大数据”的兴起,认为它标志着资本主义和人类文明迈入了一个新阶段。虽然大数据学者讨论的变化无疑与我们当前时代的形成息息相关,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仅仅是知识态度转变的一个高潮。这种态度转变强调知识控制和知识商品化的重要性,最明显的体现是将知识产权和数据置于核心地位。这种企业立场的知识观与大学及历代学者所倡导的知识分享原则形成了鲜明对比。

美国将知识产权置于其国际贸易议程核心的决定,是信息帝国国家的起点。正如监管学者彼得·德拉霍斯和约翰·布莱斯怀特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苏珊·K·塞尔等人所详细阐述的,这一决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制药等行业的强烈游说,因为这些行业的商业模式依赖于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到了80年代,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担心失去对所谓 “亚洲四小龙”的国际经济霸权,便利用美国市场准入的 “胡萝卜” (当然还有限制美国市场准入的 “大棒”)来说服其他国家改变它们的知识产权法。1995年签署的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标志着这一策略的巅峰。该协定的签署及其对全球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是美国同意成立世界贸易组织 (WTO)的一个主要条件。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重要性在于, 它为知识产权设定了一个全球性的最低标准。与其他知识产权条约不同,这一标准依托于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因而具有可执行性,并且它要求所有国家遵守同样的知识产权规则。虽然该条例中存在一些有限的例外,比如针对卫生领域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特别条款,但它从根本上强化了一个观念:知识应首先被视为一种商品。

▍互联网的商业化转变

互联网,这个最初起源于美国军事项目的去中心化网络,其初衷是为了打造一个能在核战争中幸存的通信系统。然而,它后来却发展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全球通信网络。互联网的历史及其对创建全球知识社会的深远影响,早已被广泛讨论,无需过多赘述。此外,这项新技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颠覆性变革,也早已成为被深入研究的课题。互联网的中心化特性固然重要,但真正使其蜕变成今日我们熟悉的面貌的,是美国在90年代的一个决定:按商业模式来发展这个原本以服务学术为目标的非营利性网络。尽管许多思想家预测 (或期望)互联网将催生出一种 “新经济”,但正如信息和传播历史学家丹·席勒在其1999年出版的 《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Capitalism)一书中准确预见的那样,现实情况是,各种商业力量反过来塑造了互联网。互联网的商业化,为企业成为信息帝国国家中的国家-社会联合体的重要参与者创造了先决条件。

知识产权的深化,不断推动着抽象作品的商品化进程,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商业化步伐也日益加快。这两大要素相辅相成,共同为全球范围内基于市场的知识传播模式奠定了基础,而这一模式正逐渐显现出霸权性质 。互联网的商业化进程也促成了谷歌和脸书等公司的崛起,它们承担起知识结构活动的责任,这些活动以往主要由公共部门承担,或者被认为属于私人生活的领地。谷歌接管了以前主要由图书馆担任的信息组织的角色,而脸书则成为个人对话的场所。随着人们社交生活的很大一部分迁移到线上,并且这些互联网公司的营利性平台在社交媒体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公司获得了极大的权力来监控对话,使某些观点合法化,并压制另一些观点。当前,关于脸书和TikTok等平台应采用何种规则来监管用户活动的持续争论,正是它们这种权力的直接体现。

▍全面监控: 9.11事件与无处不在的商业监控的兴起

商业机构和政府对网络活动的全面监控,正迅速渗透进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即便是那些历史上对监控持保留态度的西方国家,也不例外。例如,城市中心已日益成为监控公民活动和人口流动并将其商品化的场所。智慧农业的兴起更是让 “监控农场”成为现实,它们同样需要依赖庞大的数据积累和传输,而这些数据通常被输送给约翰迪尔和孟山都/拜耳这样的大型农业集团。回顾历史,人们用秤和日记记录身体数据已有数百年之久,但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可穿戴设备和各种健康或健身应用程序,来追踪和量化自己的身体状况与社会互动情况,却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独特现象。

监控是知识驱动型社会中必要且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它是维护知识完整性的必要手段,无论是维护知识产权、确保土著传统知识的恰当使用,还是在同样由知识驱动的古代社会里执行渎神惩罚,监控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究其根源,数据必须依靠观察才能产生。如果没有监视,就不可能收集到数据。

美国情报机构的监控活动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的 “黑室”计划,它是美国国家情报局的前身。40年代,美国在国内外广泛收集战时电报数据。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的国家安全体系急剧扩张,从而确立了一种始终处于国家和商业监控下的生活方式。试想,如果美国政府没有在9.11袭击之后采取持续监控的措施,我们可能就无缘目睹信息资本主义当前的特殊变异形态,因为它有违西方国家以往对此类监控的强烈抵制态度。然而,在仓促宣战的全球反恐战争带来的一片恐慌中,这些传统规范被大幅淡化。尽管针对美国监控活动的严厉批评至今仍不绝于耳,但随着传统规范被削弱,无处不在的监控很快被以谷歌为首的商业机构采纳,最终演变为互联网的主导商业模式。

然而,尽管在知识驱动型社会中,一定程度的监控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商业与国家监控是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选择。作为社会交换的一部分,我们愿意接受一定程度的监控,却也有权要求对监控的数量和范围给予正式或非正式的约束。毕竟,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市场化社会中,但并不妨碍我们要求限制劳动力被商品化的程度,也不妨碍我们要求享受法定休假、设定最低工资。同理,当数据被商品化时,它就会如同劳动力一样,成为卡尔·波兰尼所说的虚构商品。无论是对劳动力的限制,还是对监控的限制 (这实质上就是对知识商品化的限制),都是保护事物的本质完整性免受过度商品化侵害所必须的。这些限制等于承认,对某些人权的尊重,如隐私权或文化权,应该凌驾于商业利益之上。事实上,监控是可以被约束的。例如,国家可以拆分垄断平台,颁布新法以阻止基于广告的商业模式,或者更大胆地,将某些关键平台指定为公有设施,从而降低其监控的动机。

在塑造信息帝国的过程中,其他事件同样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高额资本回报的狂热追求,极大加快了知识驱动型经济的发展步伐。全球范围内,巨额资金如潮水般涌向科技公司,以求获得垄断利润。同时,科技公司还充分利用宽松的全球税收制度以及知识产权的非实体化特性,将无形的知识资产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地区。这是知识驱动型社会受特定历史条件影响的一个清晰例证。这里的历史,特指金融化经济的历史。

在所有情况下,推动事件发展的都是人,他们为了应对各种事件和追逐自身利益而行动;推动事件发展的从来都不是历史或经济学中超然的非人为力量。在这个过程中,许多行动都是对市场要求和资本主义逻辑的积极响应,比如,美国对经济衰退的恐惧、制药公司加强专利权的迫切渴望、科技行业从新兴的“信息高速公路”中获利的强烈愿望,以及谷歌那“谷歌化一切”的野心。但互联网的出现不光是一种经济现象,安全需要同样是互联网建设的重要驱动力,并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 破 裂 后,为 互 联网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对恐怖主义的担忧也为国家和商业监控的普及提供了理由:军事和商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双向奔赴、相互促进的。综上所述,对知识结构和信息帝国运作情况的全面论述必须既包括经济层面,也包括非经济层面。

《新知识重塑全球力量》

ISBN:978-7-300-340975

【内容简介】

《新知识重塑全球力量》一书深入剖析了当前知识结构主导地位的提升是如何引发权力的大规模再分配的，不仅涉及个人、企业和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还触及了经济利益、财产权、所有权和控制权等核心概念的深刻变革。

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下，知识产权的力量日益凸显，经济利益逐渐集中在那些掌握核心知识和技术的少数人手中。这种现象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使得知识成为新的权力源泉。与此同时，物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我们对财产、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认知。物联网通过将日常物品与网络连接，使得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变得更为便捷，从而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权和控制权。如何在保护知识产权和推动创新的同时，确保个人隐私安全和社会公正，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书对这些变化以及新出现的知识驱动型社会现象进行分析并提供指南。

【名家推荐】

如果知识就是力量，那么知识驱动型社会应该能够在减少不平等方面取得长足的进步。但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请阅读《新知识重塑全球力量》。哈格特和图西科夫用清晰的文字解释了知识的排他性和不对称性是如何导致我们陷入大多数人都不想要的不平等的。

——欧洲大学研究所法律与治理教授  彼得•达沃豪斯（Peter Drahos）

本书是关于我们生活中对知识的创造、应用和控制是如何成为当今全球政治经济中财富和权力的最重要决定因素的。两位作者关注知识驱动型经济的所有关键属性：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大数据”的组合和使用；高科技倡导者的意识形态暗流；对知识的监视和控制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最重要的结论是，对知识的控制不能留给私人权力，知识政治可能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与战争、贫困和民主问题有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联系。这本书出版及时，把握时代脉搏；任何对我们共同的未来感兴趣的人都需要阅读它。

——卡尔顿大学兰  德尔•杰曼（Randall Germain）

谁控制着知识驱动的数字社会？谁拥有并运营着数据集、算法、人工智能机器人和其他正在迅速改变国家权力平衡的计算技术？这本书可以作为对数字技术对日常生活和地缘政治的影响感兴趣的读者的入门读物。两位作者出色地解析了全球知识基础设施，详细分析了其技术复杂性和治理复杂性。热烈推荐给全球学者和学生。

——乌得勒支大学媒体与数字社会杰出教授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

将知识商品化为知识产权和大数据既带来了功能失调，也带来了危险。两位作者有力地指出，如果我们要将这些资源用于社会目的和人类福祉，政策变革是迫切和必要的。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苏珊•塞尔（Susan Sell）

【目录】

第1部分 理解知识驱动型社会

第1章 知识的界定 :  八大原则

八大原则 

总结

第2章 新政策挑战与新策略  

本章概述   

认清权力   

识别结构性权力: 四大结构   

信息帝国国家的出现 

了解信息帝国国家    

总结

第2部分 探索知识驱动型社会

第3章 知识产权与控制经济学

理解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如何改变全球经济?

更大的图景: 数字经济民族主义与去商品化

总结 

第4章 揭开数据神秘的面纱

定义数据 

数据的八个特征

一个令人不安的真相:数据匿名化的虚假承诺

总结

第 5章 意识形态、数据主义与新的知识权威

数据主义大行其道

技术解决主义

身边的数据主义:新冠疫情解决方案

未被选择的路径

第6章 权力、数据与私营部门

理解数据驱动型经济:平台与数据经纪公司

通过预测实现的数据权力

通过标准制定实现的权力

总结

第7章 财产与控制:物联网产品的归属权

束缚实物商品的数字规则

许可协议与数据捕获

售后控制

所有权、 控制权与维修权

对数据的控制,以及通过数据进行控制

总结

第8章 数据驱动的国家

全球争夺知识控制权的较量

政府利用数据管理民众

数据驱动的公共服务

总结

第9章 数据治理

重新思考隐私与知情同意原则

数据治理的其他策略

超越以个人为中心的隐私观:从集体角度看待

隐私权

总结

结论 跳出市场框架进行思考

知识驱动型社会的权力

超越市场: 通往人性化知识治理的民主之路

去商业化与数据正义

展望未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