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真正的现代化，绝不是变成另一个“美国”！

编者按 ·  2025.11.28

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探索，正引发世界重新审视发展的逻辑。当某些国家高筑壁垒、强推模式时，中国却以开放合作的姿态，为世界注入确定性，不仅在自身寻求可复制的一条创新之路，更为其他国家搭建了一条不一样的发展路径。

本文节选了郑永年教授近期的三场媒体专访，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发展的‘稳定锚’”，到浙江以“新三驾马车”驱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再到西藏从“线性发展”走向“文明跃迁”。三篇内容虽视角各异，却共同指向一个内核——中国的发展，不是依附，也不是封闭，而是“既要拥抱世界，又要走自己的路”。正如郑永年所说，“拥抱世界的结果如果是丧失自我，这样的现代化必然失败。”这组专访，从全球格局、区域创新到边疆治理，层层拆解中国方案的现实路径与文明底气。

“中国方案”赋能

全球南方现代化破局

中国社会科学网：

开放合作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您如何看待中国发展对全球的“稳定锚”作用？

 郑永年：

讨论开放合作，首先要明确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拥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一市场。从这一现实出发，中国的开放本身，对世界、对国际社会而言，就是重要的国际公共品。

各国与地区皆有自身比较优势：你在某些产品生产上具备优势，其他国家则在另一些产品上更具竞争力，这种差异需要通过贸易与交易实现互补，而开放是前提——没有开放，交易便无从谈起。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国的开放多年来始终是世界经济的动力源。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作为单一经济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在30%以上。这样的成绩实属难得。当前中国仍在持续发展，市场规模的重要性愈发凸显。需指出的是，小经济体的开放对自身发展固然重要，但难以拉动世界经济；而中国的开放，不仅体现在市场层面，更体现在产能层面。我一直强调“产能改变世界”，这一点尤为关键。

尤其在全球南方议题上，其核心矛盾仍是发展与现代化。如何破解这一矛盾？当前西方的做法存在双重性，一方面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投资附加诸多条件。这显然不利于全球南方的发展。

那么全球南方该如何实现发展？我此前已强调，中国的现代化路径与发展模式，与西方存在本质差异。西方的逻辑是，自身发展起来后，便抽掉其他国家可借鉴的“梯子”，阻止其他国家跟上发展步伐；而中国发展起来后，却主动将“梯子”伸出去，助力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这并非抽象的哲学命题或理论表述，而是付诸实践的行动。

当前中国的技术体系已基本覆盖从低端到高端的各个领域，尽管在高科技领域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但中低端技术及相关产能已相当成熟。以“一带一路”为例，西方曾污蔑其为“新帝国主义”，但事实是，“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助力发展——建设基础设施、学校、医院，这些都是任何经济体实现发展的必备条件，这正是中国向全球南方伸出的“梯子”。

从根本上看，我们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若一个国家实现发展，而其他国家深陷贫困，这样的格局绝非真正的命运共同体，更不是理想的命运共同体。国内层面，我们追求共同富裕，国际层面则是追求共同发展、共同现代化，这是逻辑的延续。

中国社会科学网：

您曾探讨全球南方的结构性困境破解之道，也提及中国现代化的开源范式，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应如何向世界展现现代化的中国方案？

 郑永年：

理解全球南方的结构性困境，首先要明确其与“全球北方”的对应关系。其次，全球南方自身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但我认为，当前全球南方面临的问题，根源之一在于“全球北方”自身出现了危机。

自特朗普政府推行“退群”政策、不再重视传统盟友关系后，“全球北方”的发展已陷入困境。美国虽在经济与技术领域有一定优势，但发展中的矛盾已十分突出——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失衡，分配不公导致社会分化加剧，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欧盟的问题更为显著，过度监管与高福利政策导致福利社会难以为继，创新能力也因过度监管受到限制，无法充分释放。

由此可见，“全球北方”已自顾不暇，连欧洲、美国都难以解决自身问题，又怎能指望它们帮助全球南方？

不过，这种由“全球北方”衰落引发的结构性变化，对全球南方而言反而是机遇。从这一角度看，全球南方的核心议题仍是发展与现代化。今天的论坛我们也邀请了印度、拉美学者，探讨全球南方如何摆脱过往困境，答案的关键在于：重新确立适合自身的现代化模式。

在论坛上，我梳理了几种过往的现代化模式：体制外依附模式（如拉美国家）并未成功；体制内依附模式同样失败；还有体制外独立模式——完全不与西方互动，也无法实现发展。而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对全球南方国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与创新价值，其核心是“既要拥抱世界，又要走自己的路”。若拥抱世界的结果是丧失自我，变成另一个“美国”或其他国家，这样的现代化必然失败。因此，开放是前提，要主动拥抱世界，但同时必须坚守自身的发展道路。

在这一过程中，“走自己的路”是核心。所以，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关键经验可概括为：拥抱世界，且坚持走自己的路。这就启示每个国家既要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又不能丧失主体性——若在发展中迷失自我、失去主体性，后果将不堪设想。

2025年11月21日，郑永年教授在全球南方现代化论坛上发言（图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网公众号。

以“新三驾马车”驱动科技创新

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浙江日报》11月10日思想周刊/智库版

（图源：《浙江日报》）

浙江日报：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浙江省委强调，加快打造创新浙江，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您提到，科技进步“新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转化、金融服务）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核心支撑。这“新三驾马车”如何赋能“十五五”期间浙江发展的延续性？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又对“新三驾马车”的协同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郑永年：

发展的延续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也是“新三驾马车”发力的根基。对浙江而言，这种延续性更具体。从早期的温州模式、义乌发展经验，到如今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始终围绕民营经济与开放型经济，这是浙江发展的鲜明特色，也是“新三驾马车”的实践底色。

但“延续”不代表“固化”，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异性”已倒逼经济发展动能必须升级应变。从全球看，最大的“变异”是不确定性风险加剧。一是美国对华战略从泛领域竞争转向核心技术遏制，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卡脖子”领域的封锁不是短期现象。二是分散式地缘冲突常态化，欧洲冲突、中东动荡、拉美博弈冲击全球秩序。浙江外向型经济占比大，与委内瑞拉的大豆贸易、与东盟的电子元件合作，任何一个冲突都可能打断供应链，这要求“新三驾马车”必须更注重安全韧性。

从国内看，“变异”体现在增长逻辑的切换上。“十四五”时期我们还在讨论做大产业规模，“十五五”时期必须转向提升产业质量。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齐全”不等于“先进”。浙江数字经济虽领先，但底层算法、核心硬件仍依赖外部；2024年民营经济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7.4%，但在“卡脖子”领域的研发投入强度相对欠缺。这些矛盾，本质上是“新三驾马车”协同不足的问题，基础科研“卡源头”、应用转化“卡中间”、金融服务“卡耐心”，这正是浙江“十五五”时期要破解的核心问题。

我们看到，全国层面的“新三驾马车”还需进一步协同，教育、科技、人才分属不同部门，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还存在一定的部门壁垒。浙江要在突破部门和制度壁垒上先行探索，特别是提高“新三驾马车”与民营经济活力的匹配度。浙江民营资本活跃，但很多资本去炒房、炒股票，不愿投长期科创项目；数字经济规模全国领先，但“数字安全”“数据主权”能力较为薄弱；目前通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底层数据和算法创新研发有待提升。浙江作为数字经济先行省，必须先让“新三驾马车”与民营经济深度绑定，解决“活力有余、能力不足”的问题。

浙江日报：

您对浙江“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前景有何预期？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浙江如何以“新三驾马车”锻造新优势？

 郑永年：

浙江的共同富裕可以靠“新三驾马车”驱动发展分蛋糕，核心是国有经济搭台、民营经济唱戏。国有经济主导建设高速公路、高铁、数字基础设施等。这些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领域，民企不愿投、也投不起，国有经济必须扛起来，为“新三驾马车”搭建基础设施舞台。而数字经济、智慧物流、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让民企做主角，阿里巴巴、传化、义乌小商品城靠市场机制做大，带动数百万就业，这是“新三驾马车”的实践主体。

“十五五”期间，浙江要深化这种模式：在“做大蛋糕”上，以县域为单位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比如温州搞智能装备、台州搞汽车零部件、丽水搞生态经济，不搞“一刀切”的产业升级，让“新三驾马车”适配不同区域的产业基础。在“分好蛋糕”上，推动民企建立“薪酬增长与研发投入挂钩”机制，比如，企业研发投入每增加10%，员工平均工资增长不低于5%，政府给予税收优惠，让员工分享创新红利。我去温州调研时，看到有的民企把员工持股与技术创新结合，核心技术人员能拿企业股份，既留住了人才，又让员工富起来，这正是“新三驾马车”驱动共同富裕的生动案例。

此外，浙江作为开放前沿，“新三驾马车”如何保障数字安全、产业链安全，也需要考虑起来。现在谈“数字安全”太浅了，只盯着“隐私保护”，却没看到“数字主权”的核心，这需要基础科研与应用转化协同突破。浙江的产业大脑积累了大量制造业数据，如果只藏起来不用，就浪费了宝贵资源，难以实现创新突围。浙江要做的，是从“数据保存”转向“数据赋能”。一方面，建省级数据共享平台，让政府、企业、高校的非敏感数据互联互通，形成“中国味”的大模型“原料库”，比如整合制造业、电商数据，训练自己的工业大模型；另一方面，支持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等研发自主大模型架构，从“应用层”向“底层”突破，这才是真正的“数字安全”。

产业链安全则需要“新三驾马车”与“地瓜经济”相结合。“地瓜经济”强调藤蔓向外延伸，但前提是块茎扎得稳。对内，长三角地区要推动产业链互联互通，形成内部核心供应链，靠应用转化把区域优势串起来；对外，向东盟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延伸“藤蔓”，在越南、印尼等地建制造基地，把组装环节放出去，把研发、设计、销售环节留在浙江，既靠金融服务支撑海外布局，又靠基础科研保障核心环节不流失，这就是安全与开放的平衡。

浙江有两大优势不可复制，一是民营经济的活力，二是政府构建生态的能力。这两大优势与“新三驾马车”结合，“十五五”时期的浙江完全能成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我的预期是，到“十五五”末，浙江能在三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一是数字经济自主可控水平，基本突破底层算法、核心硬件“卡脖子”；二是民营经济与科创深度融合，民企研发投入强度超全国平均水平；三是共同富裕制度创新。浙江的发展，从来不是“靠政策红利”，而是“靠改革创新”。“十五五”时期只要坚持这个初心，以“新三驾马车”驱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就能锻造出别人拿不走的新优势。

在“创新融合·共筑未来”港澳青年浙江行活动中，港澳青年代表与宇树科技机器人、机器狗互动（图源：新华社）

*本文节选自《浙江日报》。

构建西藏叙事的中国话语权

《西藏日报》11月6日头版

（图源：《西藏日报》）

西藏日报：

请问您对西藏的关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您觉得中国政府在西藏治理中有哪些创新案例？您对西藏“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变化有何评价？

 郑永年：

我是第一次来林芝，但西藏很多地方都曾经去过。实际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期间，我就开始关注西藏了，主要是了解西藏的历史，比如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后来，博士论文做了关于区域研究的学术项目，对西藏的研究就涉及边疆治理、民族问题等方面，到现在也有30多年了。

创新案例就太多了，比如扶贫、环保、援藏政策等等。纵观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本国的少数民族投入这么多的人、财、物，单说一个，和平解放前西藏人均寿命只有35.5岁，现在是72.5岁，这就是在中国政府治理下西藏社会进步的最好例证。还有人文层面，我们看到，西方大部分的民族都消失了，而中国，包括藏民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都保留下来，而且发展得很好，这与中央政府特殊政策支持是分不开的。

至于评价，我只想提一点，我在这次论坛主旨演讲中也提到，我们现在用“巨变”“跨越式”这样的词汇来评价西藏的发展历程，已经不够了。我比较喜欢用物理学上的一个概念——跃迁来形容西藏的变化，因为无论是“巨变”也好、“跨越式”也好，都是“线性的发展”；而“跃迁”，却是指代“不同轨道、不同性质的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性质要经历从农奴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演变，而西藏通过民主改革，从农奴制一下子跨入到社会主义制度，这就不是“线性的发展”，而是“跃迁式的发展”。

西藏日报：

作为国家政策研究方面的专家，您如何解读西藏的发展逻辑？

 郑永年：

我想从两个概念切入：一是战略经济，二是经济战略。从顶层设计层面讲，国家对西藏的布局都是从战略意义上来考量的，就拿生态来说，2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的老家浙江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我这次到林芝来，感受颇深，“两山”理念放到西藏来实施，尤为必要。西藏大部分地区海拔高，生态非常脆弱，中国有名的大江大河都发源于青藏高原，如果不保护好，不仅影响国家整体的可持续发展，还会对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带来影响，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下一步，西藏要围绕中央政府的战略经济来定位自己的经济战略，实现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通过发展高铁、公路、空港以及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来自各个领域的人、财、物都能很快吸引过来，从而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同时，要扩大开放，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西藏是个关联点，既是边境地区，也是开放的第一线，对内跟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市关联很强，像林芝，跟广东的关联就很强；对外同周边国家也要主动开放，不仅要开放，还要帮助周边国家开放，实现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这跟西方的发展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西藏日报：

也想请您就西藏发展的内在逻辑谈谈看法。

 郑永年：

是的，从更深层次来讲，西藏的发展背后还存在一个内在的文明逻辑。中国是世俗化国家，从来都是多元一体、包容并蓄，比如佛教产生于印度，传到中国，就有了佛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起源于欧洲，后来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政府管辖西藏，渊源有自，不同时代有不同方式，现在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是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大特色。而西方一直没有解决多元化问题，倡导分而治之，目前来看，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努力已经失败了。另外我想说，以往我们对西藏的叙述，太受西方的影响了，西方说什么，我们就要回应什么。我们应该深入挖掘西藏的人文资源，把西藏的定义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创新语言表达思路，讲好西藏故事，构建西藏叙事的中国话语权。

西藏日报：

“一带一路”倡议是近些年来的热门话题。西藏是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近年来也在积极融入区域发展格局，如何与周边国家展开深度合作？

 郑永年：

“一带一路”是个过程，要有基础，我们老话说，要致富、先修路，所以首先是发展基础设施，比如公路、铁路、空港、边贸口岸等，实现“硬联通”；接着，就到了民生经济，互相开放边贸口岸，互相借用对方的比较优势，在贸易、金融上互联互通；最后就是人心相通，从人文上彼此融合。

近些年，在中国外交部支持下主办的“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已经看到成效，比如中尼之间越来越密切地互联互通。我个人觉得，要坚持包容式的多边主义，把政策参与的原则运用起来，就区域间共同面临的问题，大家“有事好商量”；西藏还有着融合中外的文化优势，要把西藏的人文资源组织起来，让喜马拉雅山脉成为周边国家和地区沟通的桥梁纽带。

2025年4月2日，复兴号列车穿行在拉林铁路林芝段（图源：新华社）

*本文节选自《西藏日报》。

GBA Review 新传媒

校对 | 伍子尧 

排版 | 许梓烽 詹蕴第 

初审 | 覃筱靖 周宇笛 

终审 | 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