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何不知悔改

南风窗

2025年11月14日 12:23:35 来自广东省

作者 | 何承波

编辑 | 李少威

“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必将迎头痛击。我们将坚决行使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赋予的自卫权，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们正告日方，必须深刻反省历史罪责，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挑衅越线的错误言行，不要在台湾问题上玩火，玩火者必自焚。”

11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如是说。他所回应的，正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1月7日的言论，当时，高市早苗在国会答问时称，如果中国大陆对台湾出动军舰并使用武力，可能会对日本构成“存亡危机事态”，自卫队可行使集体自卫权。

高市早苗

这一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遭到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随后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熟悉历史的人们都知道，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中国，所用的借口就和今天高市早苗的说法如出一辙。这是赤裸裸的军国主义挑衅。而高市早苗执迷不悟，在国会答辩时坚称，有关言论符合日本政府看法，无意撤回或取消。

连续11年参拜靖国神社的高市早苗，以安倍正统继承者自居，“存亡危机事态”之言，亦继承安倍晋三“台湾有事论”。这一脉络背后，是日本极右力量再次登堂入室，开始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叫嚣武力介入他国内政。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始终不肯放弃 “军事大国梦”， 军国主义阴魂暗流涌动，持续试图掀掉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紧箍咒，根本原因在于，日本的战争罪行始终没有得到清算。

造就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是日本根深蒂固的一套“无责任体系”。正如复旦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商兆琦在研究中发现的，东京审判中，超过5700人被起诉，约1000人被判刑，东条英机等7人被处绞刑，但如果回溯战争责任，会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这些逃避责任的文武官员，生动地演绎了日本权力构造中“无责任”的特点。换句话说，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责，被一种无形的体系给拆解了。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昭和天皇未被追责。

昭和天皇

尽管少数政府高官和军事官员被处置，但那些配合战争的政界官僚、财阀巨头以及煽动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知识分子却逃脱了惩罚。而且，日本作为一个国家整体，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犯下的罪行也被忽视了。逃脱罪责背后的历史模糊性，给了右翼势力肆意操控对华议题的政治空间。

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学士）和东京大学（硕士、博士）的商兆琦，在2023年出版的《“无责任”的帝国》一书中，试图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一台“无人担责”的战争机器是如何发动起来的？究竟是谁该承担将日本帝国引上罪恶的战争之路的责任？

在今天，日本国内中不断壮大的历史修正主义，却更加试图掩盖真正的战争罪责，抹除它对被侵略国家的伤害，还公然叫嚣武力介入他国内政。

正视历史，映照的是当下。对此，南风窗对商兆琦进行了专访。

明治维新的伏笔

南风窗：你在《“无责任”的帝国》中提到，日本近代化是一场失败的近代化。这种失败，是否是导致日本走上帝国扩张的必然因素？有哪些制度缺陷和历史因素，为后来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留下伏笔？

商兆琦：从制度上来讲，《明治宪法》具有暧昧性和伸缩性，导致它对天皇的定位不够清晰。例如《明治宪法》第一条规定，天皇总揽日本国的大权。从这里看，天皇是绝对君主，类似于路易十四所讲的“朕即国家”。第四条却又矛盾：天皇需要依宪法行事。从这里来看，他又类似于统而不治的立宪君主。这引发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究竟是王在法上？还是王在法下？

看第一条，是王在法上。但论第四条的话，又变成了王在法下了。这样一来，天皇的形象就有了双面性，垄断权力的时候表现为绝对君主，逃避责任的时候表现为立宪君主。

这种暧昧性其实是《明治宪法》的设计者伊藤博文等人有意为之，为了保证主权的稳固和确保日本社会的向心力，他们需要一位绝对君主，但是为了导入西方的立宪政治推进文明开化，他们又需要一位立宪君主。因此，让《明治宪法》保留一定的暧昧性和模糊空间，为的是便于操作，结果却造成保守派和进步派都有据可循。进步派认为应遵循第四条，保守派和军部则认为，应该按照第一条执行。因此形成了双方的长期斗争。

斗争的集中爆发，是1935年的“天皇机关说”事件，“第四条派”全面败北，“第一条派”大获全胜。保守派政治家、右翼和军人认为，日本必须彻底放弃明治维新以来的西方宪政道路，构建以天皇为核心的总体战和国家总动员的体制，才能改革国内弊政，并在海外扩张国权。

当然，日本走向帝国扩张，掺杂了各种因素。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日本长时间是军人治国，侵略扩张的思想自古有之。与中朝两国重文轻武的传统不同，近代之前的日本是一个尚武的国家，认为武士才是最优秀的男人。当然，有一点悖论是，明治维新之后武士阶层已经灭亡了，只是后来经过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武士的精神和历史又被重新创造出来。

《金陵十三钗》剧照

此外，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还源于整个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的不成熟。明治时代知识分子的领袖福泽谕吉说过，外在文明易得，但内在文明难求。外在的文明，指的是西方国家的文化和制度，如宪法、政党、慈善机构、医院、陆海军、铁路和公司。这些事业并不难，有钱就能办到。但要找到并掌握支撑这些制度的精神动力并不容易，福泽谕吉称之为文明的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物理学和数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体系，二是个人的独立自尊的观念。

但是就战前日本的发展结果来看，虽然科学有所进步，但人的独立自尊观念并未确立起来，以至于日本人的思想和意识都被国家神道或者天皇教裹挟进去了，无人敢提出质疑和否定。所以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有意或者无意地，主动或被动地支持了国家的侵略扩张。

南风窗：将侵略扩张“正当化”，使其变成“文野之争”（文明与野蛮的战争），是否是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方列强后的特殊之处？

商兆琦：战前日本的军政领导人习惯为自己的侵略活动披上道德的外衣。与其他法西斯国家相比，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点。比如纳粹德国的领导人，他们向来是不太掩饰自己的侵略意愿的。希特勒就明确讲过：正义与否并不重要，胜利与否才最重要。但是日本的军政领导人，提出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口号，来掩饰他们的侵略行径，例如大东亚共荣圈、亚洲新秩序、八纮一宇、圣战、皇道等。

为什么近代日本习惯为他们的侵略活动穿一个道德外衣呢？这跟天皇制息息相关。因为日本在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赋予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道德地位，因此，天皇不仅是日本最高的权力者，还被塑造成道德完美者和“真善美”的代表。就此而言，不仅天皇，连同天皇的政府和军队，也都自认为是“真善美”的化身。

可问题是，政治是一门可能性的艺术，是斗争和协调的活动。如果日本认为只有自己是正义的和道德的，它会丧失对于国家利益边界的清醒认识。换句话说，向外扩张，让尽可能多的人们都沐浴在天皇的“圣德”之下，就不仅为日本国家利益的所需，还被塑造成一种“道德使命”。在这种使命感的驱使下，一切残忍的行为都能被允许，任何代价都可以承受。所以战前日本将侵略战争称为“圣战”，从这点来看，此时日本社会已陷入到了一种全国性的邪教氛围之中。

南风窗：这种将天皇作为国家的基轴，同时还以天皇名义来美化侵略战争的做法，是不是有点像西方的宗教替代？

商兆琦：的确如此。伊藤博文为了制定《明治宪法》，曾经前往欧洲考察学习了两年多。他认为，欧洲各国在实施宪政的同时还能够确保社会统一，没有陷入内乱和四分五裂，是因为他们有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会构成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向心的源泉。但是日本没有类似于基督教的宗教，怎么办呢？伊藤博文就要创设一个“天皇教”，并使之成为日本社会向心力的核心。

伊藤博文

南风窗：其对外侵略的狂热，也跟这种类宗教性质相关吗？

商兆琦：对的，就像喊着“神州不灭”的神风敢死队（由十六七岁的青少年组成的敢死队，以效忠天皇为口号，执行自杀式任务）。另一个鲜明的例子是，二战末期，日本政府高层讨论要不要投降的时候，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天皇的地位，所谓的“国体”的问题。其实这时的日本已经遭受了两颗原子弹的轰炸，而且苏联也已对日宣战，中国也早已猛烈反攻，日本战败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日本高层最关心的问题依然是：一旦宣布投降后，盟军会不会废除“天皇制”，改变日本的国体。由此可见“天皇教”的魔力非常大。

无限分割的责任

南风窗：东京审判没有审判昭和天皇，站在盟军的角度，是怎么考量的？

商兆琦：这是多方原因造成的。首先，就像刚才说的，日本政府在讨论要不要投降的时候，最关心的是天皇地位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表态接受《波茨坦公告》时，提了一个条件，要求盟军保证不变更天皇的地位。当时的盟军首脑们商议之后，出于尽快结束战争的考虑，答应保留，但天皇的权力要“subject to”（隶属于）盟军总司令部。

后来，陆军省的一些青年军官对这个“subject to”的规定不满，于是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攻入皇居，控制天皇，废除投降决议，夺取“玉音放送”的录音盘，但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就是所谓“宫城事件”。

其次，盟军尽管承诺保留天皇制，但并没有保证不惩罚昭和天皇这个人。所以昭和天皇在东京审判期间还是很紧张的。不过，麦克阿瑟等人在一些比较亲日的智囊团的建议下，决定不惩罚昭和天皇，而是利用天皇的巨大权威，来服务于美军对日本的占领政策。换句话说，保留昭和天皇这个“中介物”，麦克阿瑟来当日本的“太上皇”。

不过，约翰·道尔在《拥抱战败》一书中，给出了另一个视角。其实在1945年8月的节点，大部分的日本人早已经精疲力竭了，内心非常渴望结束战争，这个时候即使废除天皇制，惩处昭和天皇，也不见得会激起日本民众多大的反抗。从这一点来看，战前天皇教的魔力，也间接影响到了美国人。

所以在东京审判时，有审判官会怂恿和诱导东条英机主动承担责任，有时候搞得很尴尬，因为不管怎么说，昭和天皇都是战争的第一责任人。

约1925年，日本昭和天皇裕仁

南风窗：那么，这样的战争责任，又是如何被分割下去的？

商兆琦：关于战前天皇制的运作样态，日本政治学家丸山真男提出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抬神轿，这个体系的构成有三：天皇是神轿里的神像，是权威的拥有者；军政官僚是抬神轿的轿夫，是权力的运用者；“下克上”的青年军官和右翼分子，是行使暴力的不法之徒，他们的作用是屡屡冲击抬轿队列，使其改变前进方向。

抬轿者一拨接着一拨，不断更换，最后，神轿稀里糊涂就被抬到了悬崖边上，然后坠入了深渊。在这个过程中，究竟由谁承担神轿坠入深渊的责任？最初抬轿的人不会愿意担责，最后抬轿的人也不愿担责。作为神像，以立宪君主形象出现的天皇也有借口：我在轿子里，什么都不知道。青年军官和右翼分子更是振振有词：我们都是底层，连轿子都没摸着，谈何担责？！

其实，每个人都在争权夺利，但每个人都不愿意担责，这就造就了一个无责任的体系。

南风窗：这样的无责任体系是怎么塑造的？

商兆琦：在明治和大正时代，最重要的轿夫是几大元老，他们之间经过协商主导政治，这个时候权责还是比较明晰的。元老们去世之后，一些强势的政党政治家主导政治运营，问题也还不大。但是进入到1930年代之后，随着政党政治的失败，无责任的问题开始凸显。这个时候抬轿的军政官僚，他们其实有一种潜在的默契：你拉我一把，我拉你一把。大家相互配合着推着轿子前进。当然他们之间也有相互拆台的时候，这个时候基本上都要换一套轿班。当然，天皇也不是真的置身事外。抬轿者会不断揣摩天皇的心思，想方设法让天皇高兴。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地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就这样走上了通往战争的道路。

南风窗：学界针对纳粹的一种观点是，专业、科学和理性的现代科层体系，导致了责任的无限细分，这跟同样推诿不担责的日本官僚体系有什么不同？

商兆琦：齐格蒙·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认为，大屠杀的制度设计和工具，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实现。我不太同意，不管是制度还是技术，它们都只是工具，没有善恶色彩。而且纳粹德国的领导人，怎么看都不符合现代理性人、或者说循规蹈矩的官僚的定义。比如说，希特勒是流浪的街头画家，戈林是吸毒者，赫斯也有点精神失常，罗姆是个街头流氓，戈培尔是一个失业的文科博士。他们大多来自社会边缘，是从底层白手起家的不法之徒，掌握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充满了独裁者的意识。在纽伦堡接受审判的时候，有些战犯，比如戈林，还表现出了无法无天的性格。

戈林

而东京审判的日本甲级战犯，我们查一下他们的履历就会发现，他们统统都是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陆军大学或海军大学毕业的学历精英。作为官僚，他们是从日本体制内一路高升的成功者。但在审判中，这些甲级战犯大多表现得唯唯诺诺，胆小懦弱，他们不仅把自己包装成追求和平的形象，认为自己是“迫于集体决策，被迫执行了战争的决策”。

南风窗：这也是受天皇制影响吗？

商兆琦：当然，如果天皇被认为是一切权力和真善美的道德源泉，是所有日本人的“父亲”，那么，天皇之下的所有军政官僚都不可能具有独立的人格意志，不可能具有主体性。而如果没有独立性和主体性，他们也不可能具有责任意识。尽管这些人平日里看上去权势熏天，但一旦需要担责，他们就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抬轿子的奴仆而已。正如东条英机在东京审判时所言：东条本只是一介草莽之臣，被授权总理大臣，这是受天皇陛下的光照才会闪亮的，没有陛下的光芒则近乎石头一般。

南风窗：日本宣布投降后，东久迩内阁提出“一亿人总忏悔”的口号，这种忏悔看似人人有责，最后又为何变得人人无责？

商兆琦：东久迩内阁要求全体日本人的“忏悔”，不是对战争罪行进行忏悔，而是对天皇进行忏悔，主要目的是要规避天皇和政府的战争责任。因为该口号的潜台词是：天皇是维护和平的英明圣主，发动战争的责任在于国民，如果盟军要追究，那就追究一亿人的责任，但天皇是无辜的。这样一来，天皇就巧妙地从首要加害者转变成了主要受害者，而前政府和军部高层官僚、支持战争的财界领袖、鼓吹战争的知识分子和右翼团体，责任就被无限淡化了。

正视历史

南风窗：战后日本知识界又如何面对战争责任？

商兆琦：战后的自由派和左派知识分子，比如丸山真男，提出了“悔恨共同体”的说法。这主要是检讨知识分子的战争责任，因为跟被蒙蔽的普通民众不同，很多自由派和左派知识分子是清醒的，他们早已经注意到日本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法西斯主义正在戕害所有人的幸福，但是迫于右翼恐怖的社会氛围，这批软弱的知识分子为了自保，没有足够的勇气敢与体制进行斗争，所以他们是悔恨的。

另外，他们还不断剖析天皇的战争责任，相关的学术问题讨论一直持续到今日。当然了，除了自由派和左派，日本还有右翼知识分子，这拨人是保守主义的，认为日本没有战争责任。这也是我们一直反对和批评的声音。丸山真男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讲法，叫“战争责任的盲点”，认为当时所有日本人都应该反省责任，包括唯一与天皇制和法西斯斗争到底、被关进监狱的日本共产党。反省什么呢？反省为什么他们与法西斯的斗争失败了。

丸山真男

南风窗：抛开知识分子，政府和普通民众如何面对战争责任？

商兆琦：政府一般都是实用主义的。与学者从思想方面剖析战争责任不同，政府可能希望民众尽快忘掉这件事。比如说，在1960年代，有政治家就说，知识分子总喜欢讨论战争责任，有什么必要呢？现在是和平发展的时代，日本只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就行，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就好了，不要再考虑战争这种不愉快的事情。

在昭和时代的政治家群体中，这种态度还是比较普遍的。

普通民众之中，关于战争的最主流的观点，是所谓的“和平主义”。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战争是糟糕的，日本民众都是战争的受害者。即使他们有人以各种形式支持了战争，也是因为被战前的日本政府骗了，被那些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知识分子骗了。这种声音主要体现了日本人的受害者心态，加害者意识是比较稀薄的。时至今日，日本社会关于二战的主流态度，还是这种强调自己受害者身份的“和平主义”。

另外还有两种声音分别是“和解主义”和“英雄主义”。坚持“和解主义”的人，主要是对华对韩的友好人士，他们认为日本应该主动承担战争责任，对中国和韩国道歉。主张“英雄主义”的是右翼势力，他们认为，那场战争没打错，战死的日军都是为国捐躯的国家英雄，理应在靖国神社接受祭拜。这些年出现的很多历史认识问题，如教科书问题，都是这拨人在兴风作浪。

南风窗：1995年著名的“村山谈话”就侵略战争进行了反省和道歉，1993年“河野谈话”也就日军强征韩国妇女充当慰安妇表示反省和道歉。这些反思的声音，在1990年代初期出现，有哪些时代契机？但为何没能形成一股有效的思潮，改变右翼壮大的趋势？

韩国慰安妇纪念馆

商兆琦：在1980年代，日本经济形势很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整个社会信心满满。加上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格局崩塌，东西方紧张局势开始缓和。加上1993年自民党政权第一次下台，“五五年”体制宣告终结，一批新政治家主张改弦更张，从而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在他们看来，这个时候有与中韩和解的必要。

但是，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和中国的经济起飞，以及世界局势的变动，日本的保守势力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出现反复。其中有右派的政治家企图利用历史认识问题，来刺激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去迎合保守层的心态，如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日本社会也发生了变化，曾经引以为豪的终身雇佣制和“一亿中流”社会难以为继，年轻人阶层出现“向下移动”或者说“阶层跌落”，这拨不得志的年轻人，开始反感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文化，开始被右翼思想、保守主义或者各种激进思想所“俘获”。

南风窗：当代日本，战争记忆变成了一个政治议题，政党政治可以从不同层面和角度去操纵它，唯独没有像德国那样，直接去面对受侵略方所受的伤害。对吗？

商兆琦：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很多问题其实都还没有解决，日本的不良政客还在反反复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跟德国相比，日本政府解决问题的力度太小了，没有拿出一个彻底解决历史问题的态度和方案来。

南风窗：你在书的最后引用了柯林伍德的观点——历史的价值在于告诉我们人做过什么，从而告诉我们人是什么。这句话，对于发动如此大规模侵略战争的战败国而言，应当具有怎样的教训？

《南京照相馆》剧照

商兆琦：我想从两个方面讲这个问题。

首先从精神层面去讲，之所以会有这么一场战争，是因为日本人在战前没有掌握近代文明的精神和理念，没有形成一个健康的国民性。如果福泽谕吉讲得对的话，那么近代文明精神的内核是科学精神和独立自尊思想。独立自尊的精神，或者说独立不羁的思想，其本质是自己运用理智，自身独立自主的同时，也能尊重他人的独立自主性，不将个人意志强加于他人。战前天皇制下的日本民众显然不具备这种精神。归根结底，天皇信仰阻碍了日本人独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而数理科学精神本质上是康德所讲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是一种虚构（fiction）的精神。如果战前的日本人，能拥有这种科学精神，他们也不会相信天皇作为太阳神子孙的神话。

其次，从政治学的学理层面讲，日本也丧失了健康的国家理性精神。福泽谕吉在1880年代讲过一句话：现在的世界是禽兽的世界，日本也是禽兽国中的一员。但日本只听信了福泽谕吉的前半句，而忽略了后半句。打着自以为正义的名号，日本对其国家利益的追求变得越来越没有边界。到了1930年代，整个日本社会的逻辑已变成一种荒谬的逻辑：世界是禽兽的世界，只有日本是正义的，只有日本可以创造正义的秩序出来。既然是这样的话，日本的对外侵略和扩张冲动便是无可遏制的了，所有对于国际公道的尊重都变得无关紧要，最终导致日本与整个世界为敌，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