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俊：暴力是殖民主义的底色——以20世纪初德属西南非洲种族灭绝为中心

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殖民暴行旨在满足殖民主义对资源掠夺的本质需求，及种族主义对“劣等种族”的压迫，根本不是所谓“偶然性”、“防御性”行为。德属西南非洲的惨痛经历充分证明，将殖民暴行说成“必要之恶”的诡辩逻辑毫无道理。

美国右翼学者布鲁斯·季礼在《为殖民主义辩护》一文中，通过重构历史情境为殖民主义建构法理基础。在殖民暴力议题上，他刻意放大所谓“自卫情境”，意在强调殖民者的暴力行为系由被殖民者的“过度威胁”触发，具有“偶然性”。于是，殖民体系下系统性的暴力镇压被美化为防御机制，结构性压迫被归咎于受压迫者的应激抗争。然而，季礼的论调与殖民统治固有的暴力扩张、资源掠夺及文化控制等特征存在根本性矛盾，实为粉饰殖民系统性暴力本质的话语伪装。在德属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种族灭绝铁证如山的历史真相面前，这种歪曲殖民暴力因果关系、消解殖民暴力必然性的企图，显得尤为荒诞。

德国为殖民发布灭绝令

1884年，西南非洲升起德国国旗，开始了被殖民压迫的悲惨命运。此地临近南非，热带疾病较少流行，被认为适宜欧洲人居住，因此德国有意将西南非洲建成一个能吸纳大量白人移民的“新德国”。为实现这一目标，德国殖民者对原住民进行疯狂迫害和掠夺，赫雷罗人（Herero）与纳马人（Nama）首当其冲。赫雷罗人是当地最大的游牧族群，人口高达8万；纳马人约有2万，同样以畜牧业为生。殖民当局推行分而治之的统治模式，他们利用两族群在牧区的固有矛盾，持续煽动对立情绪，导致原住民群体更加分裂，难以形成反抗合力。随着殖民统治的稳固与深化，德国加快掠夺原住民的土地和其他资源，军事暴力的作用愈发重要。殖民主义学者卡尔·多夫“对原住民宽容就是对白人残忍”的思想成为殖民者的共识。1896—1897年，当地爆发牛瘟，赫雷罗人损失90%的牛，陷入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被迫将更多土地转让给白人，还欠下巨额债务，双方矛盾迅速升级。欧洲债主雇用德国士兵，暴力夺取赫雷罗人仅剩的牲畜和财物抵债，使其倾家荡产、一无所有。绝望的赫雷罗人决心通过武力破除殖民枷锁，并于1904年1月采取行动击杀123名德国定居者，收回大部分领地。

为扭转失控的局势，1904年6月，在德属东非（包括今坦桑尼亚、卢旺达和布隆迪等国）镇压过当地原住民、在中国镇压过义和团运动的洛塔尔·冯·特罗塔中将就任军事指挥，带领大批侵略军抵达西南非洲。特罗塔思想极端、残酷无情，坚信殖民地内原住民的灭绝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正如他自己所说，其政策是“以极其残忍的，甚至是恐怖主义的手段，武力摧毁反抗的部落，即便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

1904年6—8月，特罗塔的殖民部队于瓦特贝格战役和随后的小规模冲突中战胜赫雷罗人，后者伤亡惨重，溃不成军，无法再进行有组织的抵抗。1904年10月2日，特罗塔悍然发布臭名昭著的灭绝令。它是殖民地的官方军事指南，明确规定敌方的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皆在应击杀之列。很显然，灭绝令是完全消灭赫雷罗人的最后通牒。自此，德国殖民者对赫雷罗人的种族灭绝更加系统化。德国士兵根据灭绝令，以各种方式杀害目之所及的赫雷罗人，还将大批赫雷罗人驱入沙漠，任其死于脱水和饥饿。德国一份军事杂志在庆祝“胜利”时，得意扬扬地谈道：“敌人就像受伤的野兽，从一个水源地被追赶到另一个水源地，但最终仍将面对生存环境的危机。干旱的奥马赫克沙漠将完成军队已经开始的工作：灭亡赫雷罗人。”灭绝令执行期间，数万赫雷罗人在绝望中失去生命。另一个原住民族群纳马人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在灭绝令颁布次日，同样举起反抗大旗。特罗塔迅速将灭绝令扩大到纳马人，这个族群也遭遇灭顶之灾。

柏林政府和军方高层总体上支持特罗塔的灭绝令，赞同其“消灭整个族群的计划”，正如德军总参谋长冯·施利芬所言，“种族战争一旦开始，只能以一方被消灭或彻底奴役为终结”。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对灭绝行动负有重大责任，士兵普遍认为，灭绝令实际上由德皇本人授意。1905年，南非《开普阿格斯报》的一篇文章写道，德国士兵为自己的残暴行为辩解时，往往会说是“皇帝陛下命令我们这么做的”。特罗塔回国后多次被授予国家级荣誉，以表彰他在西南非洲的“丰功伟绩”，参与1904年灭绝暴行的各级人士也获得相应奖励，说明德国政府充分认可以该方式镇压殖民地反抗。虽然德国政府最终迫于国内外压力，于1904年12月取消灭绝令，但不意味着种族灭绝就此结束，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将面对更加悲惨的集中营奴役。

以集中营和强制劳动延续殖民暴力

取消灭绝令后，德国为防止原住民再次反抗，借鉴第二次英布战争期间（1899—1902年）英国启用的集中营制度。1900年，英国军事指挥官基奇纳勋爵下令建立集中营，关押数千名为布尔军队提供后勤支持的布尔人和非洲人。1904年12月，德国总理冯·布洛要求在西南非洲建立类似的集中营，将逃散的赫雷罗人与纳马人囚禁起来。特罗塔遵照此命令，在西南非洲发布一份备忘录，详细阐述集中营的构建方案，并吩咐殖民官员立即着手建造。集中营适用于所有在殖民地被抓获的赫雷罗人和纳马人，不考虑其性别、年龄或是否参战。大批溃散的赫雷罗人被擒获，还有部分人员受到德国传教士诱骗，主动走出沙漠和丛林投降，却通通被送往集中营。至1905年底，各处集中营关押的赫雷罗人已达13216人，此后陆续有少量收押。对纳马人的抓捕活动持续更久。作为一项额外的控制措施，特罗塔要求赫雷罗囚犯佩戴刻有“GH”（Gefangene Herero，意为“被囚禁的赫雷罗人”）字样的金属铭牌，以便识别，防止其逃跑和反抗。集中营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原住民被关押后遭遇暴力、饥饿和疾病摧残，非正常死亡司空见惯。集中营的管理者放之任之，因为他们遵循“适者生存”的“铁律”，“为陛下寻找最强壮的人”。

对德国来说，集中营既是“惩罚”原住民的场所，也可从中批量获取劳动力，缓解劳工短缺问题。集中营的设置采取战略性布局，根据不同区域的劳动力需求进行规划，旨在满足军事与行政机构、商业集团及普通定居者等多元主体的差异化需求。许多规模较小的集中营与私人企业有关，一家名为沃尔曼的公司就有为其服务的集中营。另一些则与政府项目有关，如港口建设和铁路建设，或者为军队后勤提供保障。原住民被安排到不同行业，涵盖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如1905年初进入集中营的赫雷罗人，从事吕德里茨港口的扩建工作，后续工作则被指派给1906年9月遭抓获的一批纳马人。修建铁路是劳工的重要任务，也是他们的噩梦，工作强度大且危险，劳工命如草芥。修建奥塔维铁路时，2000名劳工中600多人死亡；修建斯瓦科普蒙德铁路时，劳工死亡率超过60%。总之，根据当时德国的官方数据，直到集中营关闭，其关押的15000多名赫雷罗人和2200多名纳马人中，约有7700人死亡，死亡率高达45%。从这个意义上说，赫雷罗人和纳马人在集中营的遭遇体现了德国种族灭绝政策的延续。

1908年，经过种族灭绝的残酷“洗礼”，赫雷罗人人口仅剩20%，纳马人也有一半死于非命。原住民社会被彻底摧毁，幸存者丧失土地、财产和社会组织根基，陷入赤贫状态，被迫依附白人统治者。即使一个多世纪后，种族灭绝的后续影响依然深远。从人口结构上看，原本赫雷罗人为西南非洲最大的族群之一，但如今是纳米比亚的少数族群，人数不足20万。从土地占有率上看，纳米比亚独立后，全国约44%的可用土地作为私产，仍掌握在占人口比例极少的白人手中。从社会心理上看，赫雷罗人与纳马人受尽残害与屈辱，丧失了传统家园和文化自信，心理创伤难以愈合。

1948年，联合国出台《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确定了种族灭绝概念的适用标准和范围。根据该公约，德国在西南非洲屠杀原住民的暴力活动明显符合种族灭绝的指征：公然散播种族主义仇恨意识形态、深刻的结构性对立、可识别的受害者与施害者群体。因此，1985年联合国关于种族灭绝的《惠特克报告》溯及于此，将该事件定义为20世纪非洲最早的种族灭绝。然而，德国政府一直推诿否认，直到2015年，在赫雷罗人等原住民坚持不懈的抗争下，才正式承认其殖民西南非洲时的暴行构成种族灭绝。

建构种族主义话语

纵观近代西方殖民史，正如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库珀所言，“暴力是殖民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德属西南非洲种族灭绝是这种暴力的生动写照。同样是德国，它在德属东非的殖民统治引发“马及马及起义”（1905—1907年），两年时间里，殖民者实行坚壁清野制造饥荒等残酷举措，导致25万—30万当地人死亡。在比属刚果，1885—1920年，殖民者在疯狂掠夺象牙和橡胶的过程中，至少有1000万非洲人被杀害或折磨致死。19世纪末，英属南非公司在马绍纳兰（属今津巴布韦）等地大肆掠夺，绍纳人（Shona）和恩德贝莱人（Ndebele）奋起反抗，被杀害数千人。1906年，由于不堪英国殖民者的压迫和剥削，南非祖鲁人（Zulu）发动班巴塔起义，近4000名反抗者在英军的镇压下死亡。1935—1939年，意大利发动对埃塞俄比亚的殖民征服战争，导致约25万名埃塞俄比亚人丧命。时任意大利殖民部部长亚历山德罗·莱索纳甚至叫嚣建立一个“没有埃塞俄比亚人的埃塞俄比亚”。

西方列强在全球扩张建立殖民地伊始，就预示着源源不断的暴力，因为暴力是殖民征服和掠夺的手段，是维护殖民统治与霸权的基础。殖民史家本杰明·马德利比较了英国对澳大利亚原住民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1803—1847年）、美国对北美原住民尤基人（Yuki，1851—1910年）以及德国对赫雷罗人与纳马人的三次种族灭绝，总结出殖民主义暴力的普遍模式：从殖民入侵开始，之后由于掠夺和压迫激起武装反抗，再以原住民被屠杀、强制迁入保留地或集中营告终。

殖民暴力还催生出所谓“科学种族主义”，其大致内容是：塑造优等的“自我”，构建劣等的“他者”，树立强者为尊的自然法则，强调对弱者“天赐”的殖民使命和教化义务。为佐证其论调，德国殖民者将17枚纳马人头颅运回本土研究。科学家与医生对这些头颅展开细致检测，试图寻找纳马人比白人“更原始”的种族证据。他们检视颅骨每一处肌理，拍摄照片、制作石膏模型，系统比对其与白人的差异，并以“纳马人无双下巴”、“脸颊发育不良”等面部特征作为“依据”，判定西南非洲原住民具有“原始性”和“低等性”。这种对人群间生物差异的刻意扭曲，为殖民从属关系披上“合理”外衣。“科学种族主义”影响极其恶劣，殖民国家不仅以此推进殖民扩张，还据此为其种族灭绝行径辩解。如1906年一位德国上尉放言：“上帝将自然法则规定为只有世界上的强者才有权利继续生存，弱者将因强者而灭亡。”按照出身法国海外行省的学者弗朗兹·法农的说法，种族主义赋予殖民者“杀戮的权力”。

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等老牌殖民帝国的扩张进程，无不伴随着血腥暴力。德国作为后起殖民国家，在种族主义思想的催化下，殖民暴力变本加厉。殖民暴行旨在满足殖民主义对资源掠夺的本质需求，及种族主义对“劣等种族”的压迫，根本不是所谓“偶然性”、“防御性”行为。德属西南非洲的惨痛经历充分证明，将殖民暴行说成“必要之恶”的诡辩逻辑毫无道理。德属西南非洲种族灭绝的历史案例深刻揭示：任何试图掩饰与美化殖民暴力的叙事，都是对殖民统治残酷本质的遮蔽，唯有直面殖民暴力的历史真相，方能穿透意识形态迷雾，揭露殖民主义的本真面目。

作者单位：丽水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