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世半导体风波：中欧陷入技术主权鏖战

​赛格特约作者  余绍清

2025年秋，一则来自荷兰政府的消息，让本就紧绷的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再度拉响警报。

9月29日，荷兰政府出人意料地援引冷战初期颁布的《商品供应法》，以“治理缺陷”和“国家安全”面临潜在风险为由，宣布暂时接管安世半导体（Nexperia），冻结中资股东闻泰科技的投票权，并委任一名临时管理人。

2018 年，闻泰科技做出了震惊行业的决定，以当年营收的1.5倍332亿元收购安世半导体100%股权，堪称典型的 “蛇吞象” 并购

安世半导体是全球领先的汽车和手机半导体基础元器件生产商，源自飞利浦半导体部门，后成为恩智浦的标准产品事业部，2018年被中国闻泰科技收购。安世总部设在荷兰奈梅亨，晶圆制造在英德，最后由中国进行封装测试，年产能超过1000亿颗，客户涵盖苹果、三星、大众、博世、比亚迪等品牌。

荷兰政府的做法引发了10月4日中国商务部的反制，宣布“对安世半导体出口进行管制”。两周之后，安世中国声明脱离荷兰总部独立运营。10月31日，安世总部宣布停止向中国工厂供应晶圆，又隔一天，中国商务部宣布对符合条件的出口进行豁免。

此一进一退的原因在于，包括大众、宝马在内的众多欧洲汽车厂商都存在功率芯片储存不足的问题，中方希望能够确保汽车半导体供应链稳定的同时，推动安世中国工厂与客户重签合同并采用人民币结算。

11月7日，荷兰政府经济大臣卡雷曼斯表示，与中方会谈富有建设性，中国工厂供应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芯片将在未来几天送达客户。最终这场风波将如何平息，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中欧半导体过去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切实遭受了重创：即便中荷之间下一步通过谈判，重新恢复荷兰总部与中国工厂的合作，也注定只是缓兵之计，双方必然加快补助各自短板，安世半导体分立的结果已经不可避免。

对荷兰乃至整个欧洲来说，在中美科技竞争白热化的时代背景下，不仅要面临产业链选边站的问题，更要应对技术主权不断流失的窘境。本文以安世半导体风波为契机，讨论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中欧半导体如何从全面合作走向竞争？

第二，中欧如何在科技生态位上发生大调整？

第三，以欧为鉴，中国需要怎样的基础研究？

01 中欧半导体关系演变：从全面互补到迈向竞争

时至今日，欧洲构筑的半导体版图依然堪称辉煌。

荷兰ASML掌握了全球最顶尖的光刻技术；位于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是欧洲最大的半导体基地，生产了全球五分之二的微芯片；英国是全球半导体设计重镇，ARM、英伟达、谷歌均设有设计中心。

相对于美日韩，欧洲半导体最大的特点在于深度捆绑自身的核心产业。例如，脱胎于飞利浦的荷兰恩智浦，在汽车电子和安全识别芯片领域全球领先，其产品广泛应用于从车载娱乐系统到数字钥匙的各个层面。

德国英飞凌在功率半导体市场占据主导地位，成为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系统的核心供应商；顾名思义，1987年由意大利的SGS微电子公司和法国Thomson半导体公司合并而成的意法半导体，则在传感器、模拟芯片和汽车微控制器领域实力雄厚。

上述企业及背后的产业链，共同支撑起了欧洲工业的技术根基，也成为德国"工业4.0"的战略支点。而欧洲半导体在发展过程中，所依赖的“欧洲研发设计+中国制造封测”的产业链合作模式，一度被誉为全球合作的典范。

安世东莞工厂——有内部人士指出，安世中国区员工遭遇系统权限冻结、薪酬支付中断，东莞工厂一度陷入“上四休三”的产能闲置状态

图源《每日经济新闻》

以安世半导体为例，其运营模式完美诠释了这种分工：荷兰总部负责战略决策和研发、设计，不仅主导芯片电路设计，也管理着15000余项关键技术专利；前端晶圆制造主要在德国汉堡和英国曼彻斯特的工厂完成，这些工厂拥有深厚的技术积累和精湛的工艺水平；而后端封装测试的70%产能则集中于中国东莞黄江镇的工厂，这里以其规模效应和制造效率著称。

安世半导体前身是恩智浦标准产品事业部，而恩智浦于2006年从飞利浦分拆而来。早在1986年，飞利浦就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并在2000年成立了飞利浦半导体（广东）有限公司，首年产量就达到了40亿枚半导体元件，产品广泛应用于英特尔、通用、爱立信、诺基亚等企业。

尽管中国工厂员工人数仅占飞利浦集团总人数的0.3%，但却创造了集团3.5%的财富，也因此，中国工厂成为飞利浦本世纪初重要的增长来源。

2006年，恩智浦接过了飞利浦在中国的业务。时至今日，已在天津、苏州、上海、深圳、北京等地设有6个研发中心和16个办公点，并拥有超过1600名研发工程师，而中国市场份额更是占到恩智浦总营收的33%，成为其无可争议的最大单一市场。

恩智浦的情况并非个例，而是欧洲半导体巨头发展情况的一个缩影。与中国市场深度绑定，已成为许多欧洲领先半导体企业的共同特征。

汽车芯片领域的巨头英飞凌，其中国市场的营收占比同样超过三分之一，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其全球最大单一市场。英飞凌不仅在中国建立了从研发、制造到销售的完整本土化体系，其无锡工厂更是全球半导体封装测试的标杆。

同样，意法半导体的中国市场营收也占据其全球总营收的约30%，是其无法割舍的核心市场。意法半导体与华虹半导体、三安光电等本土企业在制造端的深度合作，凸显了其“在中国、为中国”的战略决心。

在全球半导体竞争的背景下，双方合作不断深入，欧洲半导体企业不再将中国视为简单的销售市场或低成本制造基地，而是将其定位为至关重要的战略支柱，它们通过设立研发中心与本土客户共同创新，通过合资建厂将供应链深度嵌入中国产业生态，以此巩固其市场地位。

这种深度绑定，使得中欧在半导体领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这不仅提升了中国企业向上游进军的能力，也让欧洲难以承受“脱钩断链”的后果。

当然，如果没有美国方面的压力，中欧之间分手的过程可以更温柔一些，但随着美国对华高科技封锁政策冲击波的到来，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自主化进程被迫加速，由此也冲击到了欧洲试图一直主导技术的心理防线。

例如，在制造环节，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等企业已能快速承接先进制程需求，安世风波爆发后，中国工厂很快接洽中资晶圆工厂，并向客户承诺准时发货，显示出充足的信心。在技术层面，长江存储、长鑫存储在存储芯片领域的突破，以及华为在通信芯片上的进展，也令中国半导体产业有机会重塑全球竞争格局。

根据欧洲专利局的数据，在功率半导体领域的专利为例，中国占比从2010年的15%跃升至2023年的38%，而欧洲则从40%下降到了30%，背后是中国企业积极推动"技术自闭环"，以减少对总部依赖的持续动作。像斯达半导、时代电气、士兰微等中国品牌，都占据了某些垂直市场的第一或前三位置。

中国欧盟商会从2000年开始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至今超过25年历史

据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4/2025》， 512位成员企业在受访中，有44%的企业对中国市场未来盈利持悲观态度，创造了该调查以来的新高，他们的担忧主要在经济复苏、市场增长和居民消费疲软等方面。

此外，俄乌冲突所叠加的巨大冲击，也令中欧之间的政治信任出现明显流失，加之中欧之间的贸易逆差在2024年超过了3000亿欧元，双方多次发起针对对方商品的反倾销调查，并课征报复性高关税。

这一系列不利局面，最终动摇了过去合作模式的根基。可以说，中欧双方在产业层面全面互补和依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02 中美夹缝中，欧洲陷入失落与焦虑

对欧洲来说，一个尴尬的处境是，经历了多轮科技战制裁战的中美双方，反而强化了彼此的产业控制力，一旁观战的欧洲反而变得更加边缘了。

对此，新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在10月13日接受路透社访谈时，发出严厉警告：“欧洲不能让美国和中国长期主导全球技术发展，否则将沦为二者的乞丐”。

阿吉翁研究聚焦于创新经济学、增长理论与制度经济学，他与彼得·豪威特共同提出了“舒姆彼得增长理论”，强调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

阿吉翁忧心忡忡的背后，是一系列统计数据和多份报告共同揭示的全球科技格局的变迁现状。

根据《2024年欧盟工业研发投资记分牌》的数据，虽然欧盟研发投入增速达到9.8%，一度短暂超越中美，但仔细分析其投入结构就会发现隐患重重。欧盟的研发投入过度集中于汽车等传统行业，而在决定未来的数字技术领域投入明显不足。

相比之下，中国的研发强度在2023年已达到2.65%，历史上首次超越欧盟的2.2%，这一转折点具有象征意义。

此外，欧洲专利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的专利占比已超过40%，在AI专利总量中占比达到70%（共计38.2万件），相比之下，欧洲在AI领域的顶级专利份额仅为4.8%，数字产品80%依赖外部供应，其在全球独角兽企业数量上也远远落后。

早在2020年，德国专利分析机构EconSight的报告就提供了一幅十分细致的图景。该机构研究发现，在人工智能、5G、量子计算等58项关键技术中，中国在42个领域进入世界级专利数量前三。

2023年，该机构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创新竞争》报告，报告确认中美主导了AI竞赛，欧洲在这一决定性赛道中掉队。

报告还特别指出，欧洲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AI平台和巨头企业，这是其难以扭转颓势的结构性原因。欧洲的AI创新主要由中小企业和研究机构驱动，难以与中美的大型科技生态体系竞争……这将危及整个欧洲工业基础的未来竞争力。

大型科技对决:美国vs中国-先进数字技术图源：EconSight

客观来说，欧洲依然居于发达国家之列，但同时，在前沿产业上的表现又明显不尽如人意。以半导体产业为例，过于依赖传统汽车产业，在数字化创新方面停滞不前。可以说，整个欧洲的科技创新体系都过于陈旧了。

究其根源，总结下来有四点原因：

首先，市场过于碎片化。欧盟名义上是统一市场，但内部语言、税制与法规差异巨大，导致创新技术难以规模化。一个在德国成功的数字方案，推广至法国、意大利时需付出高昂本地化成本，无法像中美企业那样依托庞大单一市场迅速摊薄研发成本，形成规模效应。

其次，监管过度与文化保守。从数据保护法案（GDPR）到《人工智能法案》，其在保护隐私的同时，也显著增加了数据驱动型创新的合规成本与不确定性。这种“预防为主”的监管哲学，叠加社会对风险的厌恶，抑制了类似硅谷的快速试错文化，也让企业在创新起跑时就背上了沉重包袱。

再者，产学研脱节与风投不足。欧洲拥有顶尖实验室，但高校研究成果转化率低，与产业需求脱节。同时，风险投资市场远不如中美活跃且更为谨慎，导致许多尖端技术（如英国的DeepMind）在孵化后，因缺乏持续资金支持而最终被美国巨头收购。

最后，政策摇摆与内部协调困难。各国产业利益博弈常导致欧盟层面政策难以协同且缺乏连续性，例如英国在电动车补贴政策的反复。这种不确定性严重打击了企业进行长期研发投资的信心，使其在战略布局上趋于保守。

市场碎片化抬高了创新的门槛，过度监管和保守文化抑制了创新的活力，产学研脱节和风投不足抽离了创新的养分，而政策的摇摆则动摇了创新的信心。这正是欧洲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前沿产业竞争中感到力不从心的深层症结。

199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一书，该著基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事件，揭示了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在技术领先背景下陷入发展停滞的内在矛盾；今天的欧洲，虽然不至于沦为清帝国，但同样受困于创新体制的弊端，正滑入竞争力衰退的泥沼之中。

03 以欧为鉴，中国需要怎样的基础研究？

中国目前在新能源汽车、通信设备、能源、消费电子等多个领域，已经实现对欧洲的全面赶超，并在AI大模型应用上展现出巨大活力。诚然，中国在部分关键领域仍对欧洲有所依赖，但随着中国在这些领域投入的加大，欧洲的优势正在逐步缩小。

如果说中国科技产业的巨大优势主要体现在产业应用上，那么短板则主要在基础研究领域。数据显示，中国的研发投入存在结构性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经费的比例长期徘徊在5.7%左右，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15%以上的水平。

更值得关注的是，企业的研发支出中95%以上投向试验发展（产品迭代），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仅为0.73%左右。这种投入结构直接导致了我们在一些关键领域的"卡脖子"之痛，在工业软件、高端半导体材料等领域受制于人。此外，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利转化率较欧盟科研院所的16%的水平更低，仅3.9%（2022年），与美国高校50%的专利转化率存在云泥之别。

由此，中国基础研究的发展方向，必须摒弃为论文服务的纯学术导向，应大力倡导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巴斯德象限"研究——即既寻求深层认知，又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研究。

在构建新的创新生态中，企业、高校和政府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其中，企业的角色，尤其是平台型龙头企业的角色，需要被重新认识和深化。

传统观点往往将企业的基础研究活动局限于内部实验室，而数字时代的创新范式要求我们将其视为“创新生态的构建者”和“协同创新的组织者”。

经济学家江小涓指出，平台企业依托其庞大的用户基数、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持续的数据流，能够实现一种“需求端、研发端、应用端”三端融合的快速迭代创新。

例如，华为的“鲲鹏计算生态”和“昇腾AI生态”，通过开源基础软件和硬件标准，吸引了大量中小软件企业在其架构上开发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共同做大产业蛋糕；腾讯的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平台，不仅服务于自身业务，更向下游成千上万的开发者和初创企业开放其算法工具和算力资源。

很显然，这种创新不再是线性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而是网络化、协同化的共生共演。平台在服务海量用户过程中，能精准洞察共性技术难题，从而牵引上游的基础研究，其海量数据和高复杂度场景，这是中美独有的科研优势，也恰恰成为欧洲创新体系中最大的短板所在。

因此，鼓励企业发挥核心作用，不仅要支持华为2012实验室这类专注于前沿技术探索的“实体实验室”，更要重视腾讯、阿里等平台型企业构建的“开源生态”。这些生态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的、大规模、社会化的基础研究基础设施，平台通过与小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协同，在技术、场景和数据合作中，形成一个物种丰富、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

高校与科研机构亟需进行深刻的定位调整。当前，许多高校仍然停留在追求论文发表的"论文工厂"模式，这种模式难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高校应该转向与产业界共同定义重大问题、共担风险、共享成果的新模式。

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互动关系提供了良好范例，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了一套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和文化。中国的大学需要在这方面进行更加大胆的探索和改革，其背后离不开政府改革的深入。

总体而言，中国政府长于战略指引，却弱于制度供给。在国家战略目标下，政府倾向于通过遴选项目、分配资金，推动科研院校迅速攻坚克难，服务于某一具体的目标；但在制度供给方面，并不擅长构建一个能够激励原创、包容失败、畅通转化的良性循环系统。

因此，政府需要全力破除“唯论文”“维项目”倾向，建立以创新价值、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同时构建容错文化，通过支持研究者的自由探索，营造鼓励“坐冷板凳”的科研环境，去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研究项目，从而打造一个更有活力的高校创新群体。

安世半导体的风波，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全球技术权力格局的深刻变迁。

这一事件对中欧双方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对欧洲而言，它暴露了在捍卫技术主权与维持产业开放之间的两难；对中国而言，则警示我们，在全球技术生态中，过度依赖外部核心技术的“捷径”，正在演变为制约自身发展的“险途”。

中国必须将这种外部的警示，转化为内部变革的强大动力，既需要建立高效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应用市场，又必须发展出符合自身特点的基础研究范式。

未来的竞争，本质上是创新体系与根基的竞争。中国需要持续打开国门，吸引全球的人才、管理与资金，同时，以企业应用创新为牵引，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并通过大刀阔斧的制度创新与文化建设，构建一个能够真正激励“从0到1”原始创新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