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误读的关键词: 清华教授揭示“内卷”的真正代价与出路

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郑涛(访) | 文化纵横编辑部

【导读】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治理价格无序竞争 维护良好市场价格秩序的公告》，指出无序竞争会造成各种负面影响，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防止和破除“内卷式”竞争，已成为我国经济治理的重要任务。

近日，文化纵横围绕反“内卷”、提振内需等关键经济议题，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崔之元教授。崔之元认为，“内卷”的实质是产能过剩，且我国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内卷式”竞争的现象；而从近期经济数据看，反“内卷”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另一方面，长期来看，提振内需，重回高速增长轨道，是中国经济治理更重要的任务。对此，崔之元指出，近期关于投资驱动还是消费驱动的争论存在误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中国政府近年来推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也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需要用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突破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另外，目前，我们“扩大内需”的主要政策是“以旧换新”和“消费券”，但这两者都不如增加居民收入来得切实。为此，崔之元建议，在初次分配领域可以推广华为的员工持股和利润分享计划；在再分配领域，则应以更大的力度建设健全社会福利体系。

本文为文化纵横原创访谈，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新媒体·政策观察 

2025年第41期  总第241期

文化纵横：近两年，“内卷”越来越成为大家描述中国经济所存在问题的热词，您认为中国的一些产业是否陷入了所谓的“内卷”？从历史的和比较的视野来看，其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是否发生过类似的“内卷”现象？

崔之元：2025年9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主席的重要文章《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其中把克服“内卷”作为建立国内大市场的头等大事：“第一，着力整治企业低价无序竞争乱象。内卷重灾区，要依法依规有效治理。更好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我认为，“内卷”的实质是产能过剩，因为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很难想像企业会竞相降价，恶性竞争。习主席明确指出了“发挥行业协会自律作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年8月以来一些行业克服“内卷”的举措。例如，中国多晶硅（太阳能电池板的关键原料）企业决定建立行业基金来削减三分之一产能，目前该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仅有40%，产能已经是全世界需求的2倍。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治理价格无序竞争 维护良好市场价格秩序的公告》，其中指出：“对价格无序竞争问题突出的重点行业，行业协会等有关机构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和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可以调研评估行业平均成本，为经营者合理定价提供参考。”

实际上，2024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将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写入会议通报。2025年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研究“十五五”规划的会议，再次提及“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5年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0.5%，可见，中央的反“内卷”政策已经初见成效，因为在2024年全年这一数据是3.2%。初看比较令人吃惊的是，在和“新质生产力”比较相关或相近的领域，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比增长反而为负或仅仅小幅正增长，如“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是－8.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是－0.1%，“专用设备制造业”的正增长也仅为1.6%。但仔细想，这也不难理解，关键是要看到我国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各级政府鼓励相关企业迅猛发展造成的产能过剩，是可以并存的，互相不矛盾。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5年8月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统计数据报告》，和国家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报告显示的下降趋势是一致的：“8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1.2%，同比低1.2个百分点；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余额占比0.3%，同比低0.1个百分点；委托贷款余额占比2.6%，同比低0.2个百分点；信托贷款余额占比1%，同比低0.1个百分点；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占比0.5%，同比低0.1个百分点；企业债券余额占比7.7%，同比低0.4个百分点；政府债券余额占比21.1%，同比高2.2个百分点；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余额占比2.8%，同比低0.1个百分点。”也就是说，除了政府债券外，其它所有贷款均为负增长。

从历史的和比较的视野来看，其他国家当然也发生过类似的“内卷化恶性竞争”。《凯恩斯全集》第19卷所收论文的重点之一就是“反恶性竞争”，特别是应对1920年代煤炭和棉花这两个英国传统出口行业的“内卷”。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代，西方还没有建立“福利国家”，劳动人民的消费能力很低，因此马克思极端重视“生产过剩”。他甚至说：“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资本论》第一卷）

文化纵横：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速不如预期，而学界关于如何才能拉动经济重回快速增长轨道有不同观点，其中，尤其以坚持投资驱动还是转向消费驱动的争论最为激烈。您怎么看待这一争论？

崔之元：把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作为替代政策选择的两分法，是错误的。现代宏观经济学可以说是凯恩斯创立的，后来芝加哥大学的卢卡斯等虽然反对凯恩斯，但对其宏观经济学基本概念框架并不否定。翻开任何一本教科书，都可以读到“总需求 = 消费 + 投资 + 政府支出 + 净出口”，也就是说，“扩大内需”所对应的“总需求”包括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者不是替代关系，而是互补关系。

我曾在《清华金融评论》2022年第3期发表《新三位一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双循环和共同富裕》一文，主要论述了投资驱动和消费驱动的互补，以及从收入分配改革角度理解“共同富裕”。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昂格尔（Roberto Unger，巴西人）在2019年出版的《知识经济》一书，对我们理解中国2008—2025年宏观经济政策演变有所启发。他在担任巴西卢拉总统的战略事务部长期间曾和我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一起策划了首次“金砖五国”峰会。昂格尔认为，经济增长需要不断突破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但打破这两类约束的过程既是“不连续”的（discontinuous），又是“不自主”的（heteronomous）。“不连续”是指突破一个供给或需求约束并不自发保证还能突破下一个约束。以需求约束为例：美国2007—2008年 次贷危机前的家庭债务扩张，未尝不是突破需求约束的一种方法，但它不自动保证达到突破需求约束的下一个方法（例如，通过累进所得税和社会公共支出来扩大需求）。“不自主”是指需求扩张和供给扩张之间没有自发的对应关系。例如，即便需求扩张从家庭债务转到了累进所得税和社会公共支出，也并不能保证供给可以自发地从没有技术创新转到有技术创新。

凯恩斯已经注意到供给扩张不能自动创造需求扩张。在1936年出版的划时代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深刻批判了所谓“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萨伊定律”。1939年，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法译本序言中，凯恩斯甚至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学说：“在生产理论上彻底和萨伊定律决裂，在利率理论上回到孟德斯鸠”。

但昂格尔强调，凯恩斯没有注意到需求扩张也不能自动创造供给扩张，因此凯恩斯的理论并非“通论”，而仍然是特例。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把中国决策层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解为认识到2008年以来的需求扩张（即为了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推出的4万亿刺激计划）并不能自动带来供给扩张；而2020年“双循环”新战略里的“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则是认识到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改革也不能自动带来需求扩张。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需要用不断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突破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具体到目前的宏观政策，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消费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双管齐下。例如，在促进消费方面，中国政府最近宣布，2025年1月1日起出生的3周岁以下儿童，每年发放3600元，连续发放至3周岁。同时，今年7月起，山东作为全国3个养老补贴省级试点之一，对超过60岁的中度以上失能老人，每月以“民政通”App发放电子消费券，居家上门服务每月可抵扣500元，入住养老机构每月可抵扣800元。而在促进投资方面，我国政府近期推出的最大项目是2025年7月19日在西藏林芝启动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

文化纵横：今年以来，国内舆论场上围绕社保问题发生多次讨论热潮。参考自身的现实国情和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未来应该怎么走？

崔之元：目前，我们“扩大内需”的主要政策是“以旧换新”和“消费券”。但这两者都不如增加居民收入来得切实。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即已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但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盛松成等人最近的研究，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中国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2022年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为GDP的60.8%，比日本（70.3%）、德国（69.5%）低10个百分点左右，比美国（84.9%）低20个百分点以上。【2024年中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为43.15%，这一比例与2022年的60.8%（基于资金流量表口径）存在显著差异，原因是统计口径不同。2024年的43.15%是基于入户调查口径，仅反映现金收入部分。】

提高居民收入，可以从“华为模式普遍化”入手。1990年，华为首次提出员工持股的概念，当时职工参股的价格为每股10元，华为税后利润的15%作为股权分红。2001年，华为推出“虚拟受限股”改革，此类“虚拟股票”享有一定分红权和股价升值权，但不能转让和出售，离职时即失效。2008年，华为进一步给所有工龄一年以上的职工配股，每股4.04元，如果员工没有足够现金购买股票，华为以公司名义向银行提供担保，让职工得以贷款购买股票。2013年，华为又实施了“时间单位计划”（Time-Based Unit Plan，TUP），这是一项对中外职工都适用的利润分享计划，以5年为一个周期。华为的这一制度安排，属于“初次分配”，但显然不能用笼统的“靠市场”来解释。正如《哈佛商学评论》的一篇文章认为，华为选择员工持股和利润分享，是任正非的公平和效率相统一的理念所致。

在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这第一件大事之外，切实“扩大内需”所需要做的第二件大事，是通过“再分配”去吃“福利国家的免费午餐”。

“福利国家”是“免费午餐”的重要理论，是加州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彼德·林德特在《增长的公共性》（Growing Public）一书中提出的。彼德·林德特的多国数据研究发现，一个国家在1880—2000年间的社会转移支付（退休金、失业救济金、医保和住房保障等补贴措施）和该国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大的负相关性，越是发达国家，社会福利就越发达。这说明“福利国家”是潜在的“免费午餐”，即高达GDP的25%—35%的社会转移支付并没有降低经济增长率，反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与这一趋势相反，盛松成等人的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比重持续低于居民部门占初次分配收入比重，这反映出我国再分配的调节不够合理，且居民部门转移支付支出大于收入，致使再分配后居民部门的收入比重反而低于初次分配时”。

也许正是因为我国建立“福利国家”的进程与成为经济大国的进程不够同步，最近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和中国证监会原主席郭树清都提出农民养老金过低问题（平均每月260元）。郭树清说：“可否考虑，统筹基本养老保险改革和国资国企改革，在做实专业化法治化承接机制前提下，划拨更高比例国有资本充实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国家自然资源和国有企业资产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主要用于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党中央、国务院上世纪90年代就作出决策，动用外汇储备收益和划拨国有资产补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超过2800亿元，作为战略储备资产，并于2000年成立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负责管理运营。到目前为止国家社保基金战略储备已达到约3万亿元。2017年，国务院发文明确划拨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和金融机构10%的国有股权充实社保基金，到去年底已合计划拨3.3万亿元。在做好建账建制工作的同时，建议未来进一步提高划拨比例、增加划拨规模，分期分批、依法依规实施操作，并设立专门的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公司负责专业化运营管理。这么做可以获取多方面的重大效益：宣示强大的改革行动决心；缓解人民群众对老年生活的担忧；实现安全稳健较好收益；有效解决国企产权模糊和股权虚置问题；为专业高效运营国有资本提供引领和示范，等等。”

彼德·林德特认为，“福利国家是免费午餐”的谜底在于，累退的消费税（增值税是消费税的一种）和普遍主义（较少对福利接受者的资格审查）的社会公共支出的政治结合：前者提高了政府的征税效率，后者则以社会支出的普遍增加抵消前者的累退性。增值税之所以是累退的，核心原因在于：低收入者承担的税负占其收入的比例反而高于高收入者。尽管增值税名义上是“统一的比例税率”（中国以13%为标准档），但由于消费占收入比重随收入上升而下降，导致其实际税负分布呈“倒金字塔”状。因此，累退的增值税需要用普遍化的公共支出来增加合法性。202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增值税法》将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可以成为给累退性增值税注入普遍性社会公共支出的合法性的改革契机。

文化纵横：除了国内因素，国际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有着重大影响。其中，最受关注的无疑是中美关系，您怎么看待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特朗普开始第二任期后，中美之间已经进行了四轮贸易谈判，但形势反复多变，如果中美关系短时间内无法实现较大突破，拓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是否是一条可行的出路？

崔之元：当前国内外舆论的焦点，是中美贸易冲突给双方及全球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点是无疑的，我们当然要坚决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但我们还应该看到，中美之间和平的体制竞争对人类进步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与此同时，根据中华民族渊远流长的“王道”传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理想，我们认识到必须让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高速发展的红利。我们近几年专门在上海举办进口博览会，就是一个和世界分享中国高速发展的红利的例子，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长期的大额贸易顺差（特别是存在大量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的情况下）不利于其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工业发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的研究发现，2024年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发起的贸易调查数量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2024年中国共面临198起WTO贸易救济调查，其中117起由发展中国家发起，占比近六成，显著超过了发达国家发起的数量。这一趋势打破了公众普遍认为针对中国的贸易争端主要源于发达国家的传统认知，显示出中国出口顺差在中高端、新兴行业以及传统和较低端行业都在快速增加，从而引发了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更广泛的贸易紧张关系。值得欣慰的是，中国正在调整这种过度依赖出口的发展模式。

商务部于2025年9月24日召开新闻吹风会，由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钢介绍中国关于世贸组织特殊和差别待遇问题有关情况。李成钢指出，当地时间9月23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出席第80届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时向全世界庄严宣示，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在世贸组织当前和未来谈判中，将不寻求新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虽然中国并未放弃在WTO中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但中国主动放弃了对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贸易优惠。这体现了中国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主动开放国内市场的原则立场。与之相配合，2025年9月26日，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四部门决定对纯电动乘用车实施出口许可证管理，这是我国主动限制出口的重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