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守妇女到农业雇工：多年棉里淘金，她们获得了什么？

　　导    语

　　在中国农业的庞大体系中，存在着一个无声的悖论：最繁重的季节性劳动，由最沉默的群体承担。

　　2025年春天，一则关于采茶女工集体住宿的短视频，让一个长期被忽视的群体进入了公众视野。同年夏天，山西大同一辆被暴雨吞噬的大巴，无情地揭示了她们的身份——车上十几人，都是前往辣椒大棚摘辣椒的中年女工。

　　不是年轻的“打工妹”，而是她们的母亲——一群常常被视为“留守妇女”的农村中年女性。她们在茶季、椒季、棉花季如候鸟般迁徙，构成了农业劳动力的隐秘核心。

　　“她们最能吃苦”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对她们角色的默认与安排。“农村中年妇女是最合适的劳动力”，这究竟是一种赞誉，还是一种固化的宿命？当她们的劳动从无酬的家务转变为有酬的雇佣，是否就意味着解放与赋权？微薄的收入，能否撼动根深蒂固的家庭性别结构？

　　为了寻找答案，我们与新疆大学的林芳菲老师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谈。她的论文《从留守妇女到季节性拾花工》刚刚在《开放时代》发表，为我们理解这一群体提供了关键钥匙。

　　作者｜林芳菲，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政研究和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

　　责编｜侯解、侯泉、李珞

　　后台排版｜童话

　　2005年9月6日，新疆石河子，采棉工将

　　摘下的棉花装进袋子中 | 图片来源：新京报

　　一、新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及

　　季节性拾花工群体概况

　　食物君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都有大量内地农民前往新疆采棉，尤其中年妇女是其中的主要劳动力。请你介绍一下，目前新疆棉花种植的整体状况如何？这些年有哪些显著变化？

　　林芳菲：

　　新疆棉花种植历史悠久。据现有考古发现，新疆有2000年左右的棉花种植历史，但新疆成为中国重要棉产区经历了较长发展过程。早在1958年，朱德同志在新疆考察时就提出将新疆建成中国最大棉产区的设想，这一判断基于新疆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土地资源。1950年代中期，玛纳斯河流域籽棉丰收，改写了“北疆不种棉”的历史，也显示出新疆棉花种植的巨大潜力。

　　不过，这一设想并未立即全面实施。新疆棉花种植真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经历了整体而深刻的体制变革，这一变化在棉花种植领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型，即从集体所有制的生产队、人民公社和土地国有的国营农场统一组织生产，转变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生产模式。我的田野调查地点主要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其土地所有权为国有，但具体经营由兵团职工家庭承担。

　　第二是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自1980年代中期起，国家开始对棉花流通体制进行市场化改革，期间经历多次调整。直至1999年，我国棉花收购及销售价格正式转变为主要由市场形成，国家不再统一规定。此外，1998年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将棉花从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调整为重要物资。这一表述变化虽看似细微，实则强化了棉花交换价值及市场定位。

　　那么，这两个变化对新疆及全国棉花生产产生了哪些影响？

　　首先，中国棉花生产格局得以重塑。新疆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跃居全国最大产棉区，既得益于国家政策支持，也与内地省份棉花种植规模缩减有关。1980至1990年代，国家相继出台新疆棉花运输和价格补贴政策，客观上促进了新疆棉花产业快速发展。棉花是一个劳动力投入较高的经济作物。对于经营规模较小的内地农户而言，除种子、农药、化肥等物化投入高于粮食作物外，还需投入大量人工。在棉花价格市场化后，价格波动加剧，一旦棉价下跌，小规模种植户收入将受到显著影响，他们就容易放弃棉花种植转向其他作物或寻找非农收入。

　　其次，新疆棉农则面临土地规模与家庭劳动力匹配之间的矛盾。仍以我关注的兵团为例，荒地的开发和农业滴灌技术的引入，使兵团职工承包地的规模相对较大。在某些团场，双职工的家庭可能拥有80亩左右身份地【编者注：身份地是指连队职工（承包方）与团场（发包方）签订国有农用地承包合同后获得的土地】，但一个劳动力通常只能完成10～15亩棉田的采摘，棉花采摘季劳动力需求与家庭劳动力的供给之间就出现失衡。

　　随着植棉面积持续扩大，采摘季劳动力缺口日益凸显。虽然自走式采棉机并非新兴技术，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的一些农机企业就有成熟产品，但采棉机应用需要棉花品种、栽培模式、加工流程等多环节协同配合，棉株与采棉机采头不匹配、轧花厂难以处理机采棉杂质等问题均会影响机械采收效果。尽管自治区和兵团高度重视通过机械化解决采棉劳动力问题，但机械采棉的实施是一个系统性工作，一时难以短期突破与解决。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引入季节性拾花工成为解决新疆棉花采摘难题的必要途径。

　　采棉机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

　　105团的棉田采收棉花 | 图片来源：新华社

　　食物君

　　棉花的价格波动比较大，而且生产成本也不低，内地的棉花种植面积整体是处在缩减态势；而新疆棉花种植面积则是持续增长。同样面临价格起伏和农资成本上涨的压力，为什么新疆棉花种植面积还能扩大呢？

　　林芳菲：

　　上面谈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新疆棉花快速发展的初期，国家是有一定政策扶持的，但更关键的是，当内地棉农与新疆棉农同处于市场竞争时，初始经营规模上的不同让他们处境差异明显。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全国84.92%的农户经营规模为10亩及以下，兵团56.46%的农户却拥有30亩及以上的土地。

　　我们做个简单比较。若种棉花每亩收益为1000元，内地棉农只经营几亩地，总收入仅几千元，而新疆棉农凭借较大经营规模，种植三四十亩就能赚三四万元，甚至更高。此外，棉花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棉花种植本身还非常费人力。内地农户投入这么多劳动，最后只挣一点钱，他就会算经济账——这为何不去种更省事的麦子，或者干脆出去打工？市场让内地农民“自发”减少了棉花种植。

　　兵团的土地状况与内地农村也存在差异，兵团的耕地多为开荒所得，连片规整，不同于内地的分散状态。这种土地条件更利于实现棉花种植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实际上，新疆棉花每亩现金成本虽高于内地省份，但每亩人工成本（尤其是家庭用工折价）显著低于内地，综合计算后每亩净利润更高。只要棉花市场价格不出现大幅下跌，扩大经营规模就是新疆棉农增收最直接的途径。这正是棉花种植领域的“马太效应”。

　　此外，自2010年起，采棉机普及成为推动新疆棉花种植快速扩展的关键因素。2015年之后采棉机已大范围投入使用。截至2024年，新疆棉花机械化采收率超过90%。采棉机的应用显著促进了新疆棉花种植规模的持续扩大。下图数据显示，2010至2020年间新疆棉花播种面积增速明显。截至2024年，新疆棉花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2.2%，播种面积占比达86.25%。

　　新疆棉花年产量及播种面积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年鉴、新疆统计年鉴

　　食物君

　　刚刚提到，在采棉机尚未推广使用的期间，季节性拾花工是新疆采棉的主力军。可否介绍一下关于她们的情况？

　　林芳菲：

　　当时新疆棉花采摘不仅面临棉农家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本地劳动力同样有限。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兵团曾组织大中小学生以劳动教育形式参与棉花采摘【编者注：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在培养正确劳动价值观与积极劳动精神】。学生参与并非以效率为先，主要采取定额任务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至2000年代中后期，学生拾花活动已式微。

　　据我访谈了解，内地季节性拾花工赴疆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末，初期由个别兵团职工动员老家亲戚协助采摘。到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采摘劳动力缺口扩大，除私人亲属关系进行招募外，兵团、团场、连队开始通过政府合作劳务输出的方式从内地招募拾花工，周浩的纪录片《棉花》与日本NHK拍摄的《采棉女：中国劳务输出的三个月》均记录了这一过程。等我在2013至2014年赴南北疆棉田做调研时，政府动员形式已基本消失，拾花工的组织与招募主要依赖劳务经纪人。

　　周浩的纪录片《棉花》。影片概述：“数千万中国农民工日夜操劳，完成棉花产业的各个环节。他们种植、收获棉球，纺成纱线，织成布料，最终制成牛仔裤。棉制品的生产牵涉到整个农户家庭。我们陪伴着一群背着行李的工人，在挤满人的火车车厢里，踏上漫长的旅程，快乐地歌唱着他们辛勤的劳动。” | 图片来源：Chinese Independent Film Archive (CIFA)

　　根据不完全统计，赴疆拾花工最多时达百万人，其中女性是主力。文中我曾引用某兵团连队外来拾花工的数据作为一个例证。

　　该连队接收的700名拾花工主要来自河南、山东两省，其中女性为577人，占比82.43%。这些女性中，又以30岁至59岁的中年已婚妇女为绝对主力，共487人，占拾花工总人数的 70%。

　　此处“中年”界定并没有严格对应WHO标准（45-59岁），更强调这些妇女的婚姻状态，即已婚且承担家庭抚育责任的女性，她们对应的是“打工妹”群体。整体而言，季节性拾花工主要来自河南、山东、甘肃、四川等人口大省或距新疆较近的省份。

　　2005年9月2日，兰州火车站候车室已经无法容纳采棉工候车，工作人员在车站广场安排临时候车区 | 图片来源：《新京报》2005年9月17日

　　二、拾花：中年农村妇女的

　　“专属”工作？

　　食物君

　　这些中年农村妇女为何会选择去新疆采摘棉花——换句话说，她们为何要远赴新疆？

　　林芳菲：

　　我访谈的拾花工和新疆棉农给出的最直接也最普遍的答案都是因为家里需要钱。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需要钱？ 依据人们对于农村常见的想象，农村社会似乎是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或者至少是农民工的退路。但为何在这样的假设下，农民还会对现金收入有着如此迫切的需求呢？

　　另外，一些关于“打工妹”群体的研究中也指出，不少打工妹遵循着“年轻未婚时外出打工，一旦结婚就回到农村”的规律。我访谈的不少拾花工也有未婚时在外打工的经历。按照传统性别分工的理解，她们都已经回到了农村，“男主外、女主内”似乎才更符合预期。那么，我们问题就还需要进一步延伸：既然已婚农村妇女通常被认为应以照顾家庭为主，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她们走向雇佣劳动？

　　解答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改革开放后农村经历的结构性变迁。我将这一变迁概括为“市场依赖重塑农村的生产与再生产”。

　　在农村生产领域，农业生产不再局限于满足家庭自给，而是日益依赖市场导向的商品化生产——农作物种植旨在出售换取现金。不仅如此，生产投入同样需要现金支出：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均需预先购买。当农业生产完全嵌入市场体系，农民自主性降低，还需直面市场风险，“种田未必挣钱”成为普遍认知。

　　农业生产风险加剧与收入不稳定的同时，生活开支却持续增长。从日常衣食住行到教育、婚丧嫁娶等均需现金支付。按常理，农民可自产粮食减少开支，但我2015年在山东某县对拾花工进行回访时，村民告诉我，大家更习惯从镇上福建人开的超市里购买成品面粉，因为自产加工面粉的成本比成品的价格还要高。大家现在都是小麦收割了，直接就在地里卖给收购商，自家的粮食到市场上买，镇上的磨坊基本上也就消失了。不过，这种对于现金收入的依赖在不同地区的表现也有差异。譬如在甘肃山区，日常生活资料尤其是食物的获取可能还可以靠自给实现，但婚嫁开销则完全依赖货币。由此可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商品化对于农村生计的影响是全面且持续渗透的，当使用价值的获取必须依赖交换价值作为中介，现金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理解这一趋势后，“留守妇女为何外出打工”的疑问也就迎刃而解。正如我在文章中所述，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出现的“男工女耕”模式并不只是传统性别分工“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延续，而是这一模式在一定时期内更符合劳动力市场的效率配置。当土地收入难以维持生计时，通常由男性外出务工、女性留守照料家庭。人们通常会忽略了一个事实，正是留守妇女的农业与家务劳动降低了农村家庭的再生产成本，进而保障了男性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优势”。然而，农村社会持续渗透的商品化进程正在侵蚀留守妇女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农业生产转向销售，生活必需品依赖购买。这一买一卖的过程看似仅是生活资料获取方式的变化，但市场已取代农民获得其对家庭生产与消费的控制权。

　　于是，当男性收入不足以支撑家庭再生产时，女性不得不进入雇佣劳动市场。而季节性、临时性岗位“恰好”平衡了她们既要挣钱又要照料家庭的双重需求。因此，留守妇女“不得不”参与雇佣劳动，不仅是一种主观感受，更是生计压力下的客观必然。

　　食物君

　　你觉得除了挣钱，还有哪些原因，让她们宁愿吃苦受累，仍愿意选择去过这种采棉的生活？比如，她们在心理上会不会有一种“摆脱家庭角色，出来透口气”的感觉，这在背后也起着作用？

　　林芳菲：

　　在个体层面上，季节性拾花工选择去摘棉花的原因是多样的。确实有些拾花工会觉得，外出这两三个月会有种“透口气”的感觉。我访谈的拾花工中也有利用这个外出机会探寻自身情欲、缓解婆媳家庭矛盾的情况。但我之所以在文章中没有专门讨论这些情况，并非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而是我认为，相比于个体动机，更值得关注的是，促成这种以中年妇女为主体的大规模季节性劳动力迁徙的农村社会及农业生产的结构性变化——“对于那些连续多年赴新疆的拾花工而言，维持生计是她们坚持拾花的重要驱动力”——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

　　我并不认为，个体动机与结构性变迁在分析中年农村妇女成为季节性拾花工时能够处于并置或并列关系。并且，个体动机也不等同于主体性。若真要讨论主体性，我认为，它需要置于结构脉络中，关乎群体利益的获得与实现。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尖锐发问：“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在新疆摘棉花时以及在写博士论文时，我时常在想，外出打工（离开再生产劳动）以获得经济收入对于农村妇女而言是否能够意味着自主？虽然我没有直白地问过拾花工姐妹们这个问题，但在她们家乡回访时，大家似乎又用行动回答了这一问题——大家会羡慕那些家庭经济条件好不需要去新疆拾花的邻居，即便这种羡慕可能是用调侃甚至略带讽刺的话语来表达的。

　　这形成了一种矛盾：外出者向往留守者的生活。在我看来，这二者看似“对立”实则“一致”。外出摘棉花是为维持家庭生计，劳动意义终归家庭；留守同样来自家庭与家务劳动的牵绊。对于这些妇女而言，无论外出还是留守，他们劳动的终极指向都是家庭，甚至还未实现“娜拉的出走”。

　　易卜生的经典剧作《娜拉的出走》探讨了一个传统家庭的动态，娜拉不堪忍受在丈夫的照料下被当作无助的“玩偶”，宣布独立，摔门而去。尽管当时女权运动正在兴起，但这仍然震惊了19世纪的观众，这一幕被称为“响彻全球的摔门声” | 图片来源：网络

　　换言之，妇女进入社会生产领域并非其获得自主性的充分条件。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在何种条件下，她们能够真正获得自主性？当这种自主性得以实现后，社会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重构？这是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

　　食物君

　　文中提到，人们似乎都有这样一种看法——“中年农村妇女是最适合的拾花工”，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看法？

　　林芳菲：

　　清代中晚期，方观承绘制的《棉花图》中的“采棉”一图呈现了200多年前妇女与孩童共同采棉的场景。高小贤关于20世纪50年代陕西农村妇女参与棉花生产的研究中也描绘了妇女采棉竞赛的情景。可见，妇女承担拾花劳动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并且，我的受访对象同样认为拾花劳动就是适合女人干的活。如何看待并分析这一现象，我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且反复的思考过程。

　　清代方观承《棉花图》之《采棉》，绘于1765年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文化女性主义（cultural feminism）擅长解构女性劳动与其被赋予的“低级劳动”符号意义之间的关联。作为主要由女性承担的劳作，拾花劳动确实在意义层面遭受了贬低。但女性成为棉花采摘主力的原因，仅仅源于纯粹的文化意义建构吗？或者说，这种劳动的价值贬低仅仅是性别文化不平等的结果？尤其当聚焦女性拾花的历史脉络时，我不禁产生如下疑问：女性承担此类工作背后，是否真存在一个始终如一的符号建构机制，使得拾花劳动“自动”被贬低为低级劳动？抑或还存在其他需要纳入考量的因素？

　　我最初的解释借鉴了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有关原始积累重塑性别分工的观点，试图为文化女性主义的分析增加点物质性（materialist）因素，同时援引高小贤的研究，对20世纪50年代的陕西农村妇女与1990年代中期以来内地赴新疆季节性拾花工展开比较。当时外审专家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指出我的分析过于依赖西方理论，并没有充分回到历史及现实本身探寻答案。

　　这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启发，我开始重新梳理现有材料。首先，拾花劳动并非绝对的女性专属劳动。20世纪50年代陕西农村妇女通过劳动竞赛争取高工分，最终取代男性成为棉花大田生产的主力；甘肃调研时，一位村小校长也曾提及，2002年之前当地赴疆拾花劳动力最初并非以女性为主，男性甚至占比更高，但随着建筑行业回暖，男性因可获得更高收入而退出拾花工队伍。

　　其次，我对比了20世纪90年代后赴新疆拾花的内地农村妇女与50年代成为棉田劳动主力的陕西关中农村妇女之间的异同。二者经历具有显著相似性，作为劳动力她们均经历了从家庭生产向社会化劳动的转型，且拾花劳动都呈现“女进男退”的趋势。但形式相似之下，人们对拾花劳动的态度却不相同。赴疆拾花妇女将拾花劳动称为“粗活”，意指该劳动无需特殊技能或专门学习，是“有双手就能干”的活计，并隐含着这是一份被挑剩工作的意义——但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谁都不愿拾花。而高小贤笔下50年代关中农村妇女则积极响应国家对她们劳动力与创造力的期待。我的学生曾撰写过她奶奶的个人生命史。这位曾为兵团职工的老人，60、70年代在新疆石河子棉区既种过也采过棉花，并荣获过“劳动模范”的称号，她承认当时条件艰苦，但仍为自己的劳动深感自豪。

　　这种态度差异同样体现在男性群体中。赴新疆的男性拾花工退出拾花劳动之后转而强调“拾花就是女人干的活”。在访谈中，我发现但凡经济条件好些的家庭，丈夫往往不愿意让妻子去拾棉花，觉得这样会显得自己没本事。相较之下，70年前的关中地区男性农民面对农业劳动中工分较高的棉花作务被女性取代时，内心并不情愿。

　　这一对比使我深刻认识到：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应局限于为何拾花劳动被视为女性专属劳动——因为事实本身已说明“生理决定论”的不成立，不同时期人们对于同一劳动态度上的差异，折射出文化女性主义分析在历史维度与动态视角上的双重局限。由此，讨论应聚焦这两个问题：一是呈现改革开放以来拾花劳动逐步转变为女性专属劳动的历史过程，二是分析导致人们对于拾花劳动态度变化背后的结构性动因。

　　关于第一个问题，前面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性别的差异对待是让拾花劳动逐步变为“女性专属”的主要原因。至于第二个问题，我觉得，不同的生产体制以及这些体制影响下所形成的性别政治是导致人们对拾花劳动及其类似劳动态度差异的根本原因。简单来说，当劳动仅与家庭或私人生活的想象相连，人们从事劳动的驱动力是有限度的，然而，若劳动更具有公共性，人们的劳动价值能在更大范围中被认可被尊重，劳动者感受到自己是社会的主人翁。同样的劳动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也就带来了不同的态度。

　　上世纪50年代中期，浙江建德县千鹤村妇女下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场景。当时，全国农村正进入农业合作化高潮，为缓解劳动力不足问题，建德千鹤村妇女打破旧俗，走出家门参加劳动，投身农业生产，喊出了“劈山拦河溪改田”的口号，形成了“不等不靠、敢想敢干、团结协作、艰苦创业”的千鹤妇女精神 | 图片来源：网络

　　因此，在文中我尝试解构的是市场化生产体制与受市场逻辑改造的性别政治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中年农村妇女是最适合的拾花工”这一说法，但我并不认为，拾花劳动由女性承担就等同于“偏见”，不由女性承担就意味着是“进步”。同样地，我也不认同，一旦妇女的劳动具备更高的公共属性，并且社会认同其劳动的意义，性别就自然平等了。高小贤也提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妇女参与公共生产、集体劳动，尽管这的确促进了妇女的解放，但在性别议题上人们仍可能存在盲视。譬如，在文中她写道，为使男性“体面地”退出棉田劳动，“妇女更适合棉花作务”的话语开始在报刊上及干部讲话中广泛出现，政府还为男性劳动力提供了当地人认为“技术一些”且工分更高的副业生产及炼钢、水利建设等工作。

　　食物君

　　但人们也有一种说法，觉得妇女有了经济收入，至少家庭地位就会提高。对此，你怎么看？

　　林芳菲：

　　人们常说，收入增加能够提升妇女的家庭地位。我承认，在单个家庭内部，这确实能让女性获得一定的家庭事务决策权——这是客观事实。但需要明确的是，妇女家庭决策权的增减只是量的变化，而非质的改变。家庭内部的性别权力关系，本质上是社会性别结构的具体表现。

　　电影《李双双》里，喜旺从对李双双忙于公事不顾家务的不满，到最终理解并支持她的转变，表面看是对李双双个人的认同，实则更是对女性劳动公共价值及其社会意义的认可。反观当下，如果一位农村妇女外出务工以增加家庭收入，即便她确实赚到了钱，她的丈夫是否真正认识到这份劳动的社会价值？就像文章中提到的熊阿姨，她的丈夫身为村主任，不愿她外出拾花的理由是这样会耽误家务。而我的另一位访谈对象，其丈夫因病体弱需要妻子工作补贴家用，他虽然认可妻子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却从未思考过妻子为何只能从事拾花这类低报酬劳动，更不会反思她为何难以获得更高收入的工作机会。

　　电影《李双双》海报 | 图片来源：网络

　　在我看来，推动性别平等不能仅依赖女性经济能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要认同女性劳动的社会价值与意义——在社会生产中，男女具有同等重要性；在家庭关系中，双方理应获得平等的尊重与体谅。性别平等是结构性的问题，不能仅通过收入数字的增减来简单衡量。

　　三、迈向共同体：如何理解

　　作为“劳动阶级”的季节性拾花工

　　食物君

　　我想追问一个关于家庭生活史的问题：当这些中年劳动妇女外出务工时，除了与家庭之间的金钱往来，她们与家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会出现怎样的变化？例如，她们与丈夫、子女的日常联系，以及对打工收入的支配和协商情况如何？

　　林芳菲：

　　大部分拾花工的收入都会用于家庭，因为她们外出务工的目的就是家庭经济需求。比如文中的朝霞，拾花所得都用于儿子结婚盖房和准备彩礼；三妮的丈夫开店欠了债，钱自然要用来还债；晓芹条件相对较好，计划将钱留给女儿上大学。除了少数尚未成家的年轻拾花工，大多数已婚拾花工赚得的钱都是用于家庭开销。她们在新疆拾花的生活非常节俭，很少花钱。只有在返乡前她们会花钱买新疆棉做的网套（棉被），但这一消费还是为了家庭。

　　在与丈夫的关系上，这些季节性外出务工的妇女每家的实际情况各有不同。若家中确实急需资金，比如有债务，或孩子上学需要费用，同时家里有老人能帮忙照看孩子，丈夫通常会支持她们外出打工。若孩子还太小，丈夫自己又忙于农活或外出打工，也没有老人能照看孩子，这种情况下，丈夫往往不愿意妻子外出。以三妮为例，虽然她的母亲有帮忙带孩子，但她丈夫心里仍有意见，觉得家里缺人手。有一段时间两人因为这个事情赌气不联系，后来三妮实在想念孩子才打电话回去。

　　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真正决定妻子是否去拾花的因素是家庭经济状况。有的家庭不得不依靠妻子外出赚这笔钱；条件较好的家庭，丈夫可能就不会同意妻子的外出。三妮的丈夫虽然最初并不愿意她外出，但因开店有债务，后两年还是同意她继续去新疆拾花。

　　食物君

　　你有去追踪被采棉机所取代的季节性拾花工的去向吗？她们在被淘汰之后会去从事一些什么行业的工作呢？

　　林芳菲：

　　打零工。从劳动力市场结构看，这类劳动力难以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她们受家庭牵绊，难以长期外出务工。除非特殊情况，农村那个“家”始终难以割舍，各种责任与束缚都牵扯着她们。事实上，在完全失去季节性拾花工作之前，她们已处于打零工状态。如我在文中所写：

　　寻找并从事各种零工劳动已成为陶朱县拾花工们的常态，她们穿梭于临时雇佣劳动之间，时而担任建筑队小工，时而成为乡镇超市的理货员，或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旺季充当临时工，甚至继续前往其他省份从事季节性农业雇佣劳动。

　　在广东一个狭窄、昏暗的服装工厂车间里，

　　女工们弯腰操作缝纫机 | 图片来源：网络

　　食物君

　　你在文章结尾提出的“如何展开关于团结的想象”的问题，这里的团结具体涵盖哪些层面，能否进一步详细阐述？

　　林芳菲：

　　这里的“团结”包含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理论部分主要聚焦两点：

　　其一，当前劳动者身份呈现复杂化与碎片化特征。复杂性体现为劳动者内部差异显著——同为劳动者，不同职业的处境与诉求各异；即便同一职业，也可能因性别、年龄及城乡等社会差别，导致不同的个体境遇。碎片化则表现为普遍化的非正式就业，例如农村妇女及其家庭，既作为小商品生产者拥有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又需时常在本地或外出从事临时性务工。

　　其二，某些共享同一身份的群体已非同质化，如“农民”群体中，小商品生产者与种植大户虽均从事农业生产，但其生产目的及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存在明显差异。

　　若仅着眼于劳动者处境中的“异”，极易使劳动者陷入类似“身份政治”的困境；但若单从身份的“同”来审视某一群体，又会遮蔽那些结构性的差异与不平等。我认为，劳动者应当首先“求同”。这在学理上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和动态性的概念来凝聚劳动者。伯恩斯坦（Henry Bernstein）提出的劳动阶级（classes of labor）概念，正是基于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将不同劳动形态的人们纳入其中。这是一个具有团结意涵的概念。

　　但学理层面的“团结”并不足够。若政策制定与实践仅着眼于特定劳动者群体的自身利益，更广泛的公平与共同富裕很难实现。由此引出一个与实践相关的关键问题：在劳动高度差异化与碎片化的现实条件下，团结如何可能？坦率地说，我尚未找到答案，这也正是我在文末呼吁大家展开想象的原因——至少，我们先开始想象！

　　这里分享一些我个人尚不成熟的思考。如果说在学理或宏观结构层面，我们谈论团结或许应当首先“求同”，那么在实践层面，我们的出发点或许更应允许“存异”。我最近读陶鲁笳的书，他谈到办人民公社过程出现“一平”、“二调”共产风问题时，提到“只有承认差别，才能消灭差别”。这里我们谈“存异”，是指承认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具体处境及对某一问题的认识会存在差异。在迈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大家的步伐有快有慢，不宜采取单一标准、一刀切的做法。当然，这种“存异”并非绝对化的相对主义，它同时强调：在制定社会福利保障政策时，需要优先关注那些更为边缘和脆弱的群体，才能确保政策真正具有包容性。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当前学界高度关注平台经济，推动完善了许多新业态新就业群体的劳动保护与社会保障措施；这固然很好，但不少农业雇工同样是非正式就业群体，却往往难以享受到这些福利。

　　“存异”可作为团结实践的起点，但其终极指向仍是“求同”——这里的“同”指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与农业生产经历了整体性变革，生产力快速发展，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新时代的中国农村已具备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第二个“飞跃”的基础条件。在此背景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切实推动农民合作，让农村劳动力实现更有尊严、更有保障的就业，进而实现共同富裕，这些正是时代赋予我们农村研究者的核心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