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这才猛然惊醒，中国是一个“无法分割”的对手

田方萌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导读】当地时间14日，在特朗普79岁生日当天华盛顿举行了规模宏大的阅兵式。与此同时，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抗议浪潮正从洛杉矶向全美快速蔓延，抗议者高喊口号反对美国政府政策，打砸抢烧频频上演。事实上，特朗普新政的负面效应已呈现“多点开花”之势，其中，新科教政策作为核心议程，也引发了众多高校的抗议。本文详细剖析了美国当今科教政策的成因，以及特朗普式科教政策给美国自身带来的挑战。

本文指出，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美国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可称为“美国例外论”：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新型社会，更注重个人流动与自我实现，通过扩大机会之门而非收入再分配和提高社会福利的方式缩小阶层差距。然而，“美国例外论”一直具有内在张力。在美国国内，非裔美国人遭受的系统性歧视与隔离，始终是“美国例外论”最刺眼的悖论。二战后，以“肯定性行动”为代表的矫正措施，试图弥合种族间的机会鸿沟，却因涉及结果平等和种族配额而不断引发“逆向歧视”的争议，最终成为特朗普向“DEI行动”（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多元、平等、包容），以及高等教育下手的导火索。从国际上来看，美国例外论带来的外国移民损害了美国国内中下层白人男性的利益，最后构成了特朗普的稳固票仓。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的经济放任主义思潮开始抬头，也影响到了美国的科教政策。在与硅谷政治力量合流后，新成立的政府效率部认为国家所属的科研机构也存在“大政府”的弊病和症状、效率低下，所以试图推动联邦机构“瘦身”，大幅削减国家科研机构（如国家卫生研究所、国家科学基金会）经费，重点转向军事科技、人工智能等国防相关领域，回归冷战时期的战略导向。

美国的新科教政策给华人学者、留学生带来了巨大影响。但“美国例外论”给美国吸引来的人才已经深度参与到美国的科技创新中，尤其是华人。中国高学历移民占美国科研力量重要比例（贡献27%美国研究产出），并通过学术合作推动中美科技交流。当美国把中国视为最大竞争对手时，却发现来自对手国家的人才已经遍布其科研体系，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开放社会的闭合倾向或损害美国长期竞争力。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3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向大学开战，

特朗普的科教新政还能走多远  

特朗普再次当政后，在百日内急风暴雨般出台了多项内政和外交政策。不仅美国的政界和商界震荡不已，一向被视为“象牙塔”的学术界也受到巨大冲击。很多学者将特朗普的新政批评为“政治干预学术”，还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草台班子”的疯狂行动。然而，从围绕“美国例外论”的长期视角来看，美国当前的乱局却有着久远的历史根源，不能仅仅解读为特朗普内阁的肆意妄为之举。

▍“美国例外论”的威权式回归

已故的美国政治学家西蒙·李普塞特曾对“美国例外论”进行了深刻而详尽的对比分析。在他看来，相比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美国建立在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念之上，可称为“美国信条”（the American Creed）。美国信条包括五大要素：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粹主义与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信条中的“自由”是指那种不受政府干预的消极自由；“平等”并不是指当代左翼主张的结果平等，而是强调个人机会与尊严的平等。

进入现代社会后，欧洲的封建体制虽然分崩离析，但重视社会等级的文化特征仍然留存下来，欧洲人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意识。李普塞特指出，欧洲各国的左右翼政党为了解决中下阶层的社会问题，都乐于采取福利制度、公共住房和医疗保障等国家干预方式。与此对照，美国在创立之初就形成了一个信奉“人人生而平等”的新型社会，更注重个人流动与自我实现，通过扩大机会之门而非收入再分配和提高社会福利的方式缩小阶层差距。

虽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改传统价值观，罗斯福政府不仅在规模上显著增长，还出台了多项福利政策和经济计划，但二战以后的长期繁荣使国民回归了美国信条，将推行保守主义路线的里根政府选上台。冷战结束后，美国朝野都对未来充满信心，试图将美国信条作为“普世价值”传播到世界各地，让“例外”之国变为“示范”之国。然而，美国国内的信息技术革命拉大了不同教育程度人口的收入差距，商品和资本的全球化使国内制造业转移到了其他国家，来自拉美等地的大批移民更让中下层白人劳工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感到威胁。这些因素累加性地导致了国内政治的两极化，就美国信条产生了重大分歧。

美国例外论本身包含“民粹主义”的内容，美国的民粹主义在传统上也偏向右翼，以中下层白人劳工为主体。奥巴马政府通过提高税收推行全民医疗改革和经济刺激计划，被共和党人视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工程”，也激起以“茶党”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义者的反对。激烈挑战自由派路线的特朗普得到了他们的追捧，并在2016年意外赢得总统选举。

除了这一群众基础，特朗普在第二次竞选前还与一批科技企业大亨结盟，以马斯克和彼得·蒂尔为代表。两人的政治理念带有浓厚的自由意志主义色彩，他们痛恨美国官僚体系的盘根错节和繁文缛节，推崇包含在美国例外论中的经济放任主义。在这两股势力的加持下，特朗普上台后试图重塑行政体系与国会和司法部门的关系，让美国以一种威权方式回归“例外”，其中最突出的行动就是成立政府效率部。在特朗普政府就任后的三个月内，马斯克指导的政府效率部除了下猛药为联邦机构“瘦身”，还解聘了几家国家科研机构的数百名员工，大幅削减了很多项目的研究经费。

二战以前，美国联邦政府介入科学事业的程度很低，研发工作主要由私人企业进行，直到研制原子弹时才开启了国家组织的大型研究项目。1958年，受到苏联发射卫星的刺激，美国政府大幅提高了对科研活动的资助力度，主要用于冷战时期的国防建设。政府资助对于基础科学尤其重要，其中一些“大科学”项目往往雇用几千人投入一项研究任务。如果能取得突破性成果，这些项目就会不断强化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霸主地位。

不过，“大科学”等政府项目必须由复杂的官僚体系管理，很难避免流程复杂、审批迟缓、间接成本过高等问题。其中一些计划就因协调不畅和政治斗争流产，浪费了本可用于中小型项目的研究经费。对特朗普政府具有一定影响的彼得·蒂尔就指出，创新体系的国家化恶化了美国的科研环境。鉴于国家所属的科研机构也存在“大政府”的弊病和症状，政治效率部同样缩减它们的业务规模。

特朗普政府声称，整改科研机构的行动目标在于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维护国家安全和增强经济竞争力。根据2025年的年度预算草案，美国政府将重点支持军事设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与核能利用等领域的研究，大幅削减国家卫生研究所、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等机构中用于医疗技术、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和行星探索等方面的公共开支。这一科学政策将强化国防安全，削弱基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回归冷战时期美国的战略导向。

假如国会通过特朗普政府的预算草案，这种快刀斩乱麻式的做法会节省一些可能被浪费的资金，却不能对症下药地解决教育和科研体制中的诸多问题，反倒会伤及不少正在进行的重要科学项目。

▍从“肯定性行动”到DEI运动

尽管美国信条常常被设想为一种普遍主义原则，让所有来到美国的族群受惠，真实的历史却不是这样的。非洲裔美国人的祖先并非自愿来到美国，而是被成批贩卖为奴，长期处于贱民阶层。南北战争后的一个世纪，非洲裔美国人仍然遭受种族隔离和歧视的不公待遇，直到半个多世纪前的民权运动时期才获得与白人同等的权利。正如李普塞特所言：“在美国历史上，黑人遭受的对待始终是对美国信条最严重的背离。”他们构成了美国例外论最大的“例外”。

二战以后，不仅非洲裔美国人开始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公民权益，处于冷战时期的白人精英也认识到，要继续将美国信条作为立国原则，就必须给予有色人种平等权利。民权运动在双方共识下取得胜利，民权领袖也表示接受美国例外论的基本主张。例如，马丁·路德·金在《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中这样表达了他的愿景：“……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可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反歧视政策见效缓慢，美国社会政策的目标转向了群体意义上的结果平等，并通过偏好性的优惠政策扩大少数族群的教育和就业权利，这就是常被误译为“平权法案”的“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在肯定性行动实施后的二十多年里，美国黑白两大种族之间的学业成绩差距明显缩小。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洲裔学生的平均成绩一直低于其他种族，与白种同龄人的差距并未进一步缩小。持续存在的种族差距意味着肯定性行动没有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尽管如此，美国大学在录取和招聘中继续实施肯定性行动，为了扩大非洲裔师生的比例不惜显著降低考评标准。这引起了美国公共舆论的激烈争议，反对者认为肯定性行动在政策设计中明确考虑肤色，实质上构成了一种“逆向歧视”，有违美国信条中的平等原则。2023年，美国高等法院在有关哈佛大学的一项判决中就规定全美大学不能在招生中直接考虑种族因素。

肯定性行动打破了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普遍主义原则，也对科学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以美国最负盛名的哈佛大学为例。1986年，哈佛医学院的教授伯纳德·戴维斯就指出，对少数族裔的优惠政策降低了该院的学术标准，有些非洲裔学生医术不佳，他们毕业后行医问诊可能危害病人。这样的呼声并没有引起校方重视，哈佛大学继续对不同种族采取不同的录取标准。

2013年奥巴马政府进入第二个任期后，“觉醒”（Woke）运动将左翼身份政治推向高潮。奥巴马与拜登担任总统时的民主党政府先后发布了三项行政命令，要求美国联邦部门采取“多元、平等和包容”（DEI）的政策，并在全国花费数亿美元推广这项运动。DEI政策可谓升级版的肯定性行动，近年来美国很多机构都设立了DEI部门，审查对有色人种等“代表性不足”群体在机会和利益方面的“结构性障碍”，并制定改进性的政策与项目。

众多学术机构和期刊也跟风推进DEI项目。例如，《哈佛法律评论》就将DEI列为其工作流程的“首要标准”，根据作者的种族背景决定稿件取舍，甚至要求文献引用体现“种族多样性”。这种有违基本学术自由的做法自然引起了一些学者不满。据哈佛历史系的教授詹姆斯·汉金斯透露，该校的自由派教师也厌恶DEI运动的过激做法，因为“这已经不是我们当年支持的左派了”。在对DEI的批评声浪中，特朗普在上任之初就下令所有政府部门停止DEI项目，国家科研机构中涉及DEI的经费也被取消。美国政府还要求哈佛大学等名校终止其DEI政策，严格按照能力标准选聘员工和录取学生，否则就不再给予它们联邦资助，这迫使哈佛大学向法院控告美国政府。双方的斗争不只是政府与学界的较量，也是两条政治路线的对抗。特朗普政府的举措暂时缓解了DEI项目带来的问题，可威胁并不会使大学真正遵从美国信条，种族问题也仍然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政策议题。

▍开放社会与中国科技人才

类似非洲裔美国人，亚裔在美国历史上也长期受到歧视和限制，尤其是华人移民。早期移居美国的华人只能在唐人街打工谋生，他们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性，虽然工资微薄，却能从有限的收入中省钱寄回老家。华人重视子女教育，第二代移民就开始进入大学，在科学、工程和技术等领域取得突出表现。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华人的平均收入已超过全国整体水平，他们当中涌现了一批科学家、企业家和职场精英。

美国例外论的鼓吹者常常将美国描绘成机会均等的“开放社会”。作为美国崛起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个社会向有才者敞开大门、为有能者提供舞台。如果某个移民群体重视清教徒式的价值观，包括勤劳、俭朴、理性、责任感和上进心，他们进入美国后就能很快提升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中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与美国信条高度契合，因此华人能够较快融入美国主流社会。虽然这种文化解释未必正确，不过美国确实接受了大批中国移民，给予了他们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逐渐成为美国新移民最重要的来源地之一，最近二三十年的增长尤为迅速。今天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移民约有六成来自中国大陆，其中相当比例属于高学历人才。他们大多在高科技企业和大学工作，构成了美国科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媒体常常将在美国的中国科技人才看作“脑力流失”，其实他们是两地合作培养的产物，双方都从中受益。

据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的近期研究，在美国的中国科研人员参与贡献了27%美国的研究产出，而从美国回到中国的海归人才则参与撰写了38%源自中国的英文论文。在美华人学者与国内学者合作发表的论文平均引用率更高，他们是联结中美科学网络的桥梁人物。就实用技术而言，虽然很多中国工程师在美国工作，但他们发明的前沿科技也可以通过种种渠道传入中国，提高国内同行的专业水平。

然而，最近十年中美关系趋于紧张，美国两党都将中国看作最强大的战略对手。来自对手国家的人才遍布其科研体系，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从未有过的现象。出于国防安全和竞争策略考虑，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背景的科技人才疑虑重重，提防他们向中国输送尖端技术。例如，2025年3月底，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印第安纳大学的计算机专业教授王晓峰展开突击调查，这一事件就引起了华人科学家的忧虑——他们害怕自己也成为调查目标。

特朗普政府的百日新政已经对美国的教育和科研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一些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开始考虑前往欧洲和中国等地。《自然》在2025年3月底发表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三的学术界受访者正考虑离开美国，他们的首选目的地是欧洲和加拿大。不过，这项自愿填写的网上调查很可能不具有代表性，即使它反映了多数美国科研人员的真实想法，也只能说明他们具有出国意向。有关人才外流的舆论更多反映了学者们对美国政府的抱怨，而不是表明他们真要“用脚投票”。

相比于从美国“抢夺人才”，中美之间的科技与人才合作更值得关注。尽管特朗普及其阁员不时声称他们在弘扬海纳百川的美国信条，但开放社会的大门正在向中国关闭。中美科技合作程度已出现下降趋势，2018年后中国留美学生的数量也在下滑。虽然每年从美国回到中国的华人科学家持续增长，但他们只占留美全体华人学者的很小比例。就吸引国际人才而言，中国尚不能与美国匹敌，仍然需要维持与该国的科技交流合作。美国也需要来自中国的科技人才为其创新体系补充和增添力量——他们对美国科学进步的贡献远大于在国防安全方面的隐患。

建国近250年后，美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为其身份认同而困惑，为其命运走向而彷徨。特朗普再次上台引发的世界动荡可能刚刚开始，美国社会的政治对立也许还将延续数十年。不过，考虑到美国在历史上克服过更为激烈的内部冲突，围绕美国例外论的争斗也许最终会使这个民族走出目前的困境，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契约关系，也在美国与他国之间形成一种新的稳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