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岁女童被侵犯：两次强奸后，她改变了一部法律

来源：微信公号“一日一度”

这件事上最该谴责的，永远不是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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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日，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振华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

因猥亵幼童。

6月29日，江苏王女士接到一通从酒店拨出的电话，9岁女儿向她哭诉了被侵害事实。

女儿与另一名12岁女孩，随王女士的朋友周某一同去上海迪士尼游玩。

不料周某收了王振华一万元，转身将女儿送入虎口。

经检验，受害者阴道有撕裂，构成轻伤。

涉案的王振华、周某先后被警方刑事拘留。

翌日，人民日报连发三问，追责此事。

究竟是猥亵还是强奸？

“输送”幼女是否存在病态利益链？

嫌犯有无性侵女童前科？

2013年，新城控股曾创办公益品牌“七色光计划”。

培养的目标人群是贫困地区青少年群体。

而王振华也公开表示：“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回馈社会。”

细思极恐。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强权与弱小的对抗，幸而还有法理这杆秤撑腰。

当法理成为强权的保护伞时，何其黑暗。

2015年，日本一名普通女性被知名记者性侵。

在追求正义，维护权益的路上，一再受挫。

最终，侵害者未受到任何法律惩罚，依旧活跃在各大平台。

BBC将整起案件追踪溯源，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日本之耻》。

豆瓣评分9.1。

2

某日本老师曾在课堂做了一项调查。

“身边有强奸受害者的请举手。”

统计下来，该班一共有22名学生举手。

而根据警方披露的数据，日本每百万人中，只有10起强奸案。

平静并不意味着安全。

2013年，心怀记者梦的伊藤纱织不顾家人反对，只身前往美国留学。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她课余在一家餐厅打工，赚取生活费。

一天，餐厅里走来一行日本人。

其中便有山口先生。

山口是日本某电台，驻华盛顿分局的机构代表，最早是记者出身。

伊藤纱织见到了业界前辈，两人友好地留下了联系方式。

山口对她说：“如果你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

2015年3月，伊藤纱织毕业回日本。

她发邮件问询山口电台是否需要实习生。

“当然了，我们总是需要实习生的，但还要一个制作人的职位空缺。你有兴趣吗？”

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人而言，简直是梦寐以求的好机会。

由于签证问题，山口约她一个月后在东京见面。

见面那天，山口已在其他地方喝了酒。

席间明确表示不再吃饭，只喝酒。

两人辗转到一家寿司店，山口滔滔不绝向伊藤纱织展示交际圈。

言谈间，前任首相、各路政要的大名不间断。

而此前确定商榷的签证事宜，山口闭口不提。

而身为晚辈的伊藤纱织出于社交礼仪，只好点头称赞。

一小瓶清酒还未喝完，她感到剧烈眩晕，起身去了洗手间。

最后的记忆，便定格在自己趴在洗手池边。

3

当伊藤再醒来时，下身剧痛。

她正被山口桎梏着，难以逃脱。

她一遍遍强调要去小便，才逃脱到了洗手间。

看到里面摆放整齐的男士用品，伊藤才知道自己正在山口的酒店房间里。

这时山口再次跟来，将瘦弱的伊藤推搡回到床上。

在悬殊的体力压制下，实施第二次强奸。

伊藤用日语拒绝时，甚至激起山口更大的兽欲。

在日本，男性极其物化女性。

他们甚至认为“拒绝就是同意。”

最后，伊藤不得不用英语，大声咒骂山口。

山口却羞辱地说：“很好，你通过了。”

除却身体上的伤害，伊藤最大的耻感也来自这句话。

这几乎玷污一个年轻人为梦想付出的所有辛劳。

几个小时后，手足无措的伊藤回到住所。拨通了东京一家强奸危机中心的电话。

却被残忍告知，“只有本人到场，才提供帮助，否则不予提供任何信息。”

从家到危机中心，需乘公交2个小时。

对于一个刚被性侵，身心都极度脆弱的受害者，她没有勇气再踏出家门。

伊藤会说纯正的英语，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独自在美国生活4年的经验。

却在性侵后，茫然得像个婴儿。

家长、学校从来没教育过，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办。

台湾作家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写过：

“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

脑中一片空白的伊藤，5天后，在朋友的鼓励下决定报警。

4

日本的强奸法案上一次修订是1907年。

日本警方对于性侵案的处理，也沿袭上世纪的老办法。

整个案件的调查过程，被民众称为“第二次强奸”。

伊藤纱织走入警局，想找一名女警员沟通。

前台一再请她告知缘由。

“强奸。”

随后，伊藤面对一名女警员回顾来了案件全过程，其间痛哭不已。

女警员却遗憾地说：“我是负责交通的，可能帮不到你。”

伊藤被转交给三名男性警员，协助调查。

在调查中，伊藤被不断问及与案件毫不相关的隐私问题。

包括，“先前有无性经历。”

其中令全日本性侵受害者望而却步的调查步骤来临了。

警员要求伊藤躺在一片软垫上，拿一个人形玩偶在她身上来回摆弄。

将性侵过程二次模拟出来。

这个过程中，闪光镜头对准伊藤一直在拍。

第一次身体上强奸，是在山口酒店的房间。

第二次心理上强奸，是在警员的镜头下。

毫无疑问，警员的调查加剧了她的耻辱感。

她不禁悲哀地想：“这也许是作为女性本应该承受的，但这令我作呕。”

随着调查的深入，伊藤的证词也不断被证据证明。

山口将不省人事的伊藤带离寿司店，两人上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证明，伊藤在车上不断要求将她送往回家的车站。

而山口拒绝了。

并让司机直接开往他下榻的酒店。

不久后，酒店门口的监控也拍到，伊藤被山口拖着走入酒店电梯。

加之从伊藤衣服上提取的DNA。

山口强奸罪名成立。

取证困难的强奸案，在伊藤积极的配合和推进下，艰难完成。

而逮捕令批下当天，却遭到高官阻挠。

“不得逮捕山口先生。”

警方对伊藤无可奉告，随后检方也做出不予起诉的判决。

伊藤又找到另一家警局，重新立案调查。

在最后阶段，又遭到同样的困境。

检方再次不予起诉。

伊藤在强奸刚发生后，跟山口用邮件沟通此事。

山口的回复是：“如果你想诉诸法律，去吧，你不可能赢的。”

5

2017年5月，伊藤做了一个惊人决定。

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强奸案。

伊藤纱织，以被强奸者的身份，曝光在日本各大媒体。

比正义先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诘难。

“滚出日本。”

“她肯定是个妓女。”

“她就是靠和别人睡觉获得利益。”

“我们从未听过性侵受害者会在电视抛头露面，日本人不会公开说这些。”

甚至有女议员专门画了一幅漫画，在节目中公开讽刺伊藤想借肉体上位。

“请小心这类女孩的圈套，这就是我创作的本意。”

与此同时，伊藤的生活天翻地覆。

她的家人被人肉出来。

父亲的长相被诋毁，妹妹的照片也出现在媒体版面。

她本人栖居在公寓里，无法外出。

门口日夜有可疑人员转悠。

她不得不时时刻刻提防有人陷害，还购买了无线电搜索仪，在家检测监听器。

而山口依旧作为饱受尊敬的公众人物，在电视节目中和同僚们谈笑风生。

甚至调侃伊藤，过于小题大做。

强权与弱小，在失去法律的制衡下，后者微如草芥，命如蝼蚁。

2017年9月，是性侵案的最后一次审查。

一旦失败，不再有刑事申诉的可能。

日本拍过许多高评分、好口碑的刑侦、律政的电视连续剧。

正义与邪恶的搏斗，过程精彩纷呈。

最终，正义将会战胜邪恶。

而生活不是影视创作，伊藤也没有主角光环。

申诉失败。

山口在重新归来的节目中，拿起香槟跟朋友庆贺“重生”。

画漫画的女议员义正言辞：“怀疑裁决的公正性，是对日本司法体制的侮辱。对于此事，我认为男性才是受到巨大伤害的一方。”

主犯和帮凶们的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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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三个月后，伊藤作为反性侵害活动家，受邀到大学演讲。

演讲现场，做了一个小调查。

“下列哪种行为是对发生性关系的许可？”

11%学生认为，一起喝酒便默许了接下来发生性行为；

63%学生认为，接吻是性行为的信号。

这几乎再度印证了日本社会的普遍看法：女性拒绝等于同意。

在场社会学家得出极其失望的结论：“我认为在什么是对性行为的许可方面，日本是极其失败的。”

日本是一个充满性暗示的国家。

街边合法经营的风俗店，大小报刊摊、便利店随手可买的色情杂志，和发达的AV影视产业。

这些看似性开放的现象下，民众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

耻于谈性，哪怕受到不法性侵。

伊藤作为受害者中有力的代表，陆续收到了诸多不愿报警的强奸受害者的求助信。

和一些鼓励卡片。

“你不是孤军奋战。”“我们支持你。”“别放弃。”

在奔走申诉期间，伊藤千疮百孔，却不曾倒下。

她拿到了英国BBC和新加坡CAN的offer，将为真相和正义继续努力。

同时，她也再度发起了民事诉讼。

第一次公开审理时，被告山口并没有露面。

山口是日本资深名记者，与安倍晋三交好，还亲笔撰写过安倍的自传。

也因这一重关系，一件刑事案件沾染了政治色彩。

在反对党对安倍政府的不断问责中，伊藤的反抗开始见效。

日本在41个地区建立强奸危机中心。

日本修改强奸法案，将原本低于盗窃罪的刑期提高至5年。

日本成立国内第一家支援性侵害受害者基金会，政府拨款100万英镑经费。

这一切都归功于伊藤纱织的一腔孤勇。

当公开强奸案后，漫天的脏水质疑，淹没伊藤家。

妹妹心疼地问伊藤纱织：“为什么一定是你？”

任何人，我不想让任何人经历这些。

有权势的人可以为所欲为，而我只是无名之辈。

我丝毫不后悔我这样做，同时我也很清楚，我别无选择。

强奸对于人的伤害，几乎等于灵魂屠戮。

最大的抚慰，莫过于看到施害者绳之以法。

因此，这件事上最该谴责的，永远不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