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分析（四）（下）

注：原文发布于2022年的知乎

第七章 冷战第七阶段（1978-1979至1985年）

1978年底到1979年初，中国率先做出重大变革。新的稳定领导核心形成。79年初即解决拖延很久的中美建交问题。

随后中国对越南的战争展开。这场战争对于冷战后半段有重要的破局之功。 除了破掉了越南的统治中南半岛之梦，该战争是对苏联的一次重大测试并极大激励了中美两国的信心。

先分析战争开始前的背景。苏联长期陈兵于中国北方严重威胁中国，整个七十年代美国因越战受挫收缩，苏联内部极其稳定而对外非常强横扩张势头很强。中国政局在70年代后期则不太明朗，经济状况也堪忧。越南刚刚武力统一全国，军事崛起势头正盛，世界普遍认为连美国都奈何不了的越南是超级硬骨头。

越南被苏联看中成为其重点扶持对象，1978年底苏越签订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于1979年初进攻同属社会主义的越南，而苏联也竟任由中国重击越南，其外强中干之势和对中国无奈之实显露无遗。中美两国领导人由此信心大增。美国战略心态上脱离最低谷。世界有识之士意识到苏联势力扩张已至极限。

对越战争淋漓尽致体现了中国斗争哲学中的一些突出特点。前期是短时间的大力度快战之后则是漫长的低成本消耗战。消耗战阶段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局和军事安全政策转型大局影响甚小，却给越南造成极大的损失。采用不同力度不同节奏作战，体现了针对不同矛盾采取不同解决方法，对主要矛盾的解决与转化极为敏感，以及收放自如的特点。很大程度上第二代领导人继承并发扬了第一代领导人的很多斗争传统。

这一时期的另一场战争是苏联入侵阿富汗。苏联也如同越战中的美国一样陷入战争泥潭。但与越南战争不同，苏联的长期战争完全找不到合理的理由支撑，很大程度上是一小撮人想当然的盲动以及在盲动后收手能力低下导致的。阿富汗战争爆发后苏联受到了西方和中国的强烈抵制，与西方的缓和期结束。这个抵制从卡特政府末期就开始，到了里根上台之后力度不降反升。在1968年位置更敏感的捷克斯洛伐克出手也没有导致如此的后果，所以这次西方的反应这么大可能出乎了苏联的预料。不过如果考虑到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变化以及阿富汗战争之前中越战争对苏联的重大战略测试，再加上美国战略收缩休养生息后摆脱最低谷有所恢复的情况，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

很有可能不管有没有阿富汗战争，在里根上台之后苏联的外部环境都会恶化的。因此阿富汗战争对于苏联与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之影响不宜高估。它的最大对苏外部环境影响，其实是将伊斯兰世界也推向了针对苏联的全球包围。在上一阶段经过石油危机和石油美元的变化后，中东具有极端的战略重要性。在这种关头苏联丧失对中东地区的统战和渗透能力是非常不利的。

中苏两国关系依然紧张（虽然程度没有六十年代末严重）。中国提出以“苏联从外蒙及中苏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以及苏联逼迫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三大条件作为中苏缓和前提。如果只有第一个条件也许好办，但三个一齐上苏联觉得要价太高，如果答应对自身阵营老大地位打击太大。
里根对苏强硬，中国的三大条件，以及伊斯兰世界抗苏援阿，这三件事令苏联的国际环境严重恶化并且难以摆脱。

在这个时间段，美国在对外用兵方面相当慎重。里根政府仅仅在格林纳达和轰炸利比亚等事件小规模用兵。

这段时间美苏之间的相互确保摧毁依然有效。机动发射技术，多弹头，小型化等技术巩固了二次反击的威慑力。但是两项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战略平衡有被打破的风险。一项是反导技术，一项是中程导弹技术。里根政府提出以反导技术为核心的星球大战计划，准备在长期抵消苏联的核武攻击能力。虽然冷战阶段该计划进展并不大，但这给苏联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中程导弹技术的威胁则非常现实，特别是欧洲的部署严重模糊了战术核武与战略核武的边界。美苏以及西欧就中程导弹的问题展开艰苦谈判。

对越战争测试苏联以及阿富汗战争泥潭形成后，中国领导人判断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敢于大裁军和令军工忍耐给经济让道。中国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提前于美苏退出军备竞赛。

这段时间中国军工虽然总体上需要为经济建设让步但仍取得一定进展。比如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技术。中国逐渐建立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符合中国的技术现实与经济实力，也能基本满足中国的安全需求。

在中国和美国接连出现稳定的核心领导层的时代，苏联则接连出现三位最高领导人在短期内去世的情况。这也使得苏联难以在该阶段进行重大改革。其经济问题没有起色，反倒由于油价下跌等因素雪上加霜。这不是什么老人政治问题。相对于中美领导层，他们并不老！领导人的健康工作搞得如此糟糕，这是苏联政治体系运行粗糙的一个表现。更麻烦的是，领导人连续去世搞乱接班梯队，再加上二战造成的人口断层，接下来上台的正是三十年前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搅乱了思想的那一代人。

这个时间段内最重大的事情是中国与美国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

中国的政策叫做改革开放。开放这件事相当顺理成章。在中国与美国理顺了关系后，面向以美国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大市场开放就是应有之义。因此，“开放”可以认为是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二年间中美关系转向本身所蕴含的政策，只不过由于72-79阶段两国关系发展的延缓以及中美两国的内部问题被拖延了。开放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外部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外国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尤为可贵的是，香港和台湾在这其中起到极为宝贵的带路接轨作用。在处理香港台湾问题上，中国采取了极具政治智慧的怀柔政策，既保证了短期内港台的这些优质资源能为我所用，又在没有丢失政治大义的情况下将一些相当棘手的政治问题推到遥远的未来再加以处理。此外，港台同为华人而能把经济发展做得如此之好，对中国大陆也有很强的信心提升作用。

相比之下，改革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一方面，中国之前的经济体系有诸多弊端需要改革。另一方面，正如各国的改革一样，本身充满风险也必然会遭受一些挫折。中国的总体战略是：广泛学习西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鼓励民间原创，多做试点。如果出现了问题，以实用主义态度赶快见招拆招式地应对。如果问题变大，以超强的政治维稳体系压住。然后重新再试再改。

改革不预设一个明显的路线图。改革开放推进时有意分梯次进行以免冲击过于全面，比如农村先于城市以及先执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九十年代再转为以市场经济为主。又如开放时针对特区，沿海，内地等不同地区有不同政策。

面对矛盾，改革主导者有很强的底线思维。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准绳，必要时用强硬手段维护原则，核心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此外，将收益风险比很高的开放与收益风险比不那么高的改革捆绑也是一个高明政策，相当于用较为可靠的开放来给改革保驾护航。在坚持几年之后，改革开放的总体政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全国形成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共识。

在外交，军事军工体系以及经济领域进行如此大动作，意味着政治上和意识形态方面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调整。在这方面，中国采取了尽可能少破坏既有体系的方式进行。对于意识形态，中国鼓励不做过多争论而是用实践的成绩来进行检验。对于历史问题，尤其是改革必须偏离之前政治政策的问题，中国通过具有极高权威性的政治文本在最宏观层面上加以阐释和约束。政治文本对之前的阶段总体上持肯定态度但也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其肯定总体的态度保证了政治传承的延续性和中央的权威，而批评部分保证了改革派可以推进自己的计划。

在整个过程中，中国领导层呈现出了与当时实力不相符的极高信心。这个信心不仅指向中国的稳定性和抗压性，更是指向未来的美好前景。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在对越战争中之所以能够长时间维持低烈度冲突，就是认为反正越南也耗不过中国以及反正苏联也耗不过中美；在香港台湾问题上则是持有未来中国大陆相对于港台的经济比例将会有很大提升的预期；在军队军工问题上，这种信心认为现在的让道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有责任心的后人必有更强的实力和经验加以处理。

里根在美国进行的经济改革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其主要特征包括减少国家干预和减税。潜台词中则包括：对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将实体经济转移到海外持放任态度。

在之前的凯恩斯主义弊端暴露比较充分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在一段时间内针对弊端发挥了一些积极的作用。再加上新自由主义长期弊端要到未来才逐渐显现，石油危机度过，几届美国政府针对通胀采取的各种控制政策以及第三次技术革命逐渐收获红利等因素，美国经济也走出了最不健康的时期。在英国，撒切尔夫人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其中包括大量私有化国营企业等政策。英国和美国在改革之后国家的金融化程度不断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在减税的同时里根政府扩大政府开支，主要目的是进行大力度的军备竞赛。由此带来的债务问题在冷战末期就显现恶果。在这里，里根也表现出了相信后人智慧的对未来的高度信心：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他们这一代人就是要解决美国之前的严重经济问题以及与苏联竞争的问题，这其中付出的代价相信在美国经济进入新境界以及冷战中取得较大优势乃至获胜以后自会有负责任的后人在更优越的环境下解决。

这段时间内，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经济影响已经全面呈现，电脑开始走入个人家庭。信息化程度决定了工业品的质量，对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影响非常大。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中的落后以及自身陷入经济困境的事实使得苏联相对于美国的经济劣势已无法遮掩，全世界包括苏联人都不得不承认西方经济的水平明显超出苏联，这对苏联的发展信心是极为沉重的打击。中国的差距自然更大。然而，中国的心态主要是立足于和过去比，其次才是与外国比。因此虽然思想也受冲击，但情况远没有苏联严重。

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的新企业新产业使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呈现了勃勃生机。这不仅仅体现在新的经济增长点上，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七十年代较为沉闷的社会精神面貌。很多传统产业如果不移去海外其状态未见得比苏联的僵化国企好多少，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制造了大量有冲击力的产品乃至生活方式，也使全社会产生了我们把握住了未来发展方向的信心。这种社会精神面貌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八十年代美苏对抗时美国相对苏联从上到下的心理优势。

这一阶段，日本经济实力已经发展到相当强的地步，有人认为可能追上美国。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矛盾大大加深。由于与美国的经济战，自身的一些经济政策失误以及中国大陆，韩国，台湾在新形势下竞争力提升等因素，日本最终未能追上美国并且逐渐走向经济停滞。美国在取得对苏优势的同时在自身阵营里也证明了自己地位的不可挑战性。

到了这一阶段美国很大程度上基于吸收信息技术的新军事变革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美国的很多武器和作战战法已经拉开了和苏联的差距。但由于美国仍处在越战综合症影响下的对外用兵极为谨慎时期， 美国军事革命后的成就在很大范围内还没有得到充分认可。

考虑到信息技术革命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已经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认为在这一阶段信息技术变革的影响力超过了核战技术体系相对较慢的变化之影响力。苏联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这是很令人痛苦的。因为这意味着在40-70年代好不容易实现的核追赶完成后又面临似乎同样艰巨的信息技术追赶，而此次苏联的内部状态和国际环境比之前糟糕。

1979年的伊朗革命是这段时间最具影响力的中东事件。伊朗革命以及之后的人质事件对美国威望造成很大打击，也间接影响了卡特政府的连任，并使得美国的未来的中东政策操作难度大为增加。美国从此走上了不再试图统战协调中东各方的道路，因为针对伊朗美国一直采取敌视政策。伊朗革命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体系并具有很强的对外输出意志。伊朗伊拉克战争爆发了，造成了很大的人口损失，但对冷战格局影响不大。主要的间接影响是伊拉克在战后入侵科威特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