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到底需要什么?

最近,一小撮香港人瞎折腾。

甚至有人胡说八道:想要回到英国殖民时代。

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想要选票,想要民主和自由。

我就笑了,难道大英帝国殖民香港的时候,诸位就有选票了,就有自由了?

我觉得,我们大陆的年轻人再糟糕,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都学过辩证唯物主义,懂得阶级分析,懂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懂得财富和权力的关系。不幼稚,不幻想,明白实事求是,抓主要矛盾。

香港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绝对不是香港人民和大陆人民的矛盾,而是香港资本积累和香港底层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矛盾。但要命的是,许多香港人民看不清楚这个主要矛盾。

讲白了,你缺的不是什么民主,不是什么选票,而是稳定的工作,有保障的衣食住行,大家都有饭吃,有活干,有“千尺豪宅”,不去用挤令人毫无尊严的笼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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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请问你仇视大陆人民做什么?攻击政府做什么?暴力欺负人家小公务员小警察做什么?香港政府和公务人员在保护你们,大陆人民在拉动你们经济增长,为什么要做亲者痛而仇者快的事情?你们该反对的,是山上富豪区那些”万米豪宅“,是穷人住的”棺材房“,是那些煽风点火的投机者。

我一直信奉一个道理——你做一件事,一定要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目的是什么?有什么纲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是什么?工作的对象是谁?千万不能什么都没想好,什么目标都没有,脑子一热大嘴一张就跟着别人人云亦云吆喝起来,光着膀子莫名其妙冲锋陷阵,这就是被人卖了还不自知。

小时候,我也喜欢香港文化。

没什么好稀奇的,八九十年代,正是香港文化风靡大陆的时候,电影,港剧,粤语歌,金庸小说,几乎是我们这代人童年的一部分。香港那时候对外展示的,恰恰是其繁荣、进取、自信的一面,那时候我们为什么喜欢看香港电影?因为荧幕上的香港人——刚健、乐观、阳光、挥金如土、义薄云天,有一种独有的“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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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听到的粤语歌,有《万里长城永不倒》,有《男儿当自强》,那时候的香港文化中,甚至有着更多的“民族主义”。那个时候,香港人自己批判的,正是英国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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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香港在很多人心目中,就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之一,富有、繁荣、奋发向上,香港电影中还描写了很多大陆人闯荡香港获得成功的故事——很有“美国梦”的意思。据说,那时候一个香港的货车司机,来到广东,靠几双凉鞋、几块电子表,就能让姑娘们趋之若鹜。

现在,你要问90后,00后,羡不羡慕香港,喜不喜欢香港文化,他们大约会以奇怪的眼神看着你,然后问你,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这里买不到的吗?有什么好吃的是我们这里吃不到的吗?你要知道,他们这一代,见得多了,见过了台湾几十年不变的破败城建,见过了纽约垃圾堆一样的地铁,见过了巴黎暴力街区一样的治安,见过了日本落后一个时代的互联网......香港,也不再像当年一样,有着令人惊艳的吸引力。

一个城市,若不能令人心向往之,那就是自己出了问题。

讨论香港的今天,一定不能忘了它的昨天。

之前的香港之所以繁荣,难道是因为什么子虚乌有的“殖民地遗风”吗?是因为什么从来没有的选票吗?不是,因为它是大陆的一个窗口,一个中国对外的前沿办公室,很多事情,都离不开香港。

1997年,香港以13445亿元人民币的GDP排名中国第一,比内地第一名到第九名的9座城市GDP总和还高出16亿元,是深圳的10.4倍。那时候,他们是大名鼎鼎的亚洲四小龙、世界金融中心、东方好莱坞。

到了2018年,中国最大的五座城市经济规模有了新的座次,以人民币为单位,上海以32679亿元排名第一,北京以30320亿元排第二,深圳第三,香港从第三掉到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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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这是历史的必然,香港除了地域、历史问题上的特殊性,并没任何超过深圳、上海的硬实力,香港几十年来,除了影视、娱乐、房地产、金融、贸易物流,并没有孕育出一个真正的科技公司,甚至是互联网公司。

很长一段时间,世界想要和中国做生意,都必须经过香港,你知道香港的小说、香港的电影,因什么而繁荣吗?因为有大陆这个最大的中文市场。但自从中国加入WTO之后,这960万平方公里上蓄积的生产力、消费力爆发出来,就会瞬间吸引全世界的商机。这里还有这香港无法比拟的优势——大陆更加务实,更加高效、理性,更重视自力更生,不会被国外资本和势力牵着鼻子走,在对外开放的同时,有着自己的道路坚持。为什么中国大陆会有国家电网、华为、阿里、腾讯?这些本不该是发展中国家拥有的超级科技公司!

香港问题,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弊端的集中体现。

资本财富积累的速度,远远超过了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城市财富的积累,却没有让大多数人从中获益,这就导致了非常夸张的贫富差距,香港最富有的10个人的资产竟占GDP总额的35%,这是放在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水平。

香港的金融和房地产的畸形发展,也导致了“食利阶层”庞大,占据着大量的社会资源。香港十大财团,郭炳湘兄弟、李嘉诚、李兆基、嘉道理家族、汪穗中、郭鹤年、郭令灿、施怀雅、冯国经兄弟、黄延方。十个里面,7个主业为地产及酒店,两个做贸易,只有汪穗中做机电。四大家族,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无一例外都是地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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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知道香港的许家豪宅,大浪湾道10号的许家大宅都是香港十大豪宅之首,近万平米的建筑独占一山。而无数底层香港劳动者,却没有立锥之地,找个可以站直身体的房子,都是一件很难得事情。香港”笼屋“、”棺材房“,已经成了一道独特得风景。在这里,家的概念被完全颠覆,所有的活动都只能蜷缩在一张小床上进行。住客不能站,只能躺,躺下甚至也无法伸直双腿。而住在条件如此简陋的棺材房,租户仍需要支付每月2000港币的租金。

只有在这里,你才能见识到什么叫做”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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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秋天,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际金融巨鳄兴风作浪,大批外资撤出香港,楼市和金融一夜崩塌。当年的董建华特首,是有远见和雄心的,他看出了建立在房产和金融上的繁荣,太脆弱。于是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廉价住宅单位,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他还提出在商贸、旅游、工业、教育上增加投入,大兴改革,尤其是力推兴建科学园,要为香港未来转型打下基础。

然而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三年,香港人就好了伤疤忘了痛,当董建华的第一批廉价住宅推向市场的时候,香港的“中产阶级”居然联合起来,怒喷“恶政“,反对廉价住宅,反对房价下跌,很多不明真相的年轻香港人,也加入他们的抗议队伍,就如今天一样。

董建华提出的“矽港计划”和“数码港计划”,同样遭到了恶意抵制,这原本是香港在千禧年之交完成产业转型升级、拉动就业的最好机会。然而前来合作的台湾半导体商人张汝京被抵制,谣言肆虐,人们要他滚出香港。

后来张汝京来到中国上海,得到了最好的政策支持,后来,就有了”中芯国际“,世界第四的半导体制造商。后来,也不是深圳抢走了香港的机会,而是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关键时刻,深圳有了华为,有了腾讯,有了中国意气风发的科技创新时代,香港自己错过了这个时代。

错过的已经错过,香港人自己不后悔,我们也没有办法。

香港需要什么?这700万人需要产业、需要经济增长、需要工作、需要有尊严的衣食住行,这些东西,都得靠十几年、几十年的奋斗和探索,找到自己的道路,坚持自己的道路,一步一个脚印去做,去改变。

想要获得一个光明的未来,需要付出努力,付出代价,不是跟着一两个心怀叵测的政治掮客大呼小叫就能得到的。

香港最需要的,是教育,需要让年轻人拎得清——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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