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洋大人”，怎么也“印度化”了？

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宣传的帝国神话相反，英国人最初并不对“印度化”具有免疫力，而恰恰是“印度化”改变了在印度的葡萄牙人。其实，在17世纪首次进入莫卧儿帝国的英国人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他们非常擅长适应这个乍看起来一定非常陌生的社会。

葡萄牙人来到果阿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在印度永久定居，而英国人一般都设想在结束工作后返回家乡，这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看待印度的方式[1]。不过，东印度公司在早期的成功既取决于跨越种族和宗教界线的接触，也取决于商业头脑。在不同程度上，来到东方冒险的欧洲商人、士兵、外交官、甚至神职人员，除了接受莫卧儿印度之外别无选择。我们也不应当对这种趋势感到惊讶。从世界历史的更广泛角度来看，更奇怪、更费解的是19世纪末英国人的态度：他们到过近四分之一的地球，统治过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界，却坚决不接受他们接触的几乎任何一种文化的影响。

不过，跨文化交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在中东从事贸易的英国商人与穆斯林杂居，并皈依伊斯兰教[2]。英国与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最初接触大多发生在17世纪海上小规模冲突的背景下，那时穆斯林在海上的技术优势导致大量英国船只被俘虏或击沉。据报道，从1609年到1616年，有466艘英国船只遭到奥斯曼或巴巴利[3]桨帆船的袭击，船员被披枷带锁地掳走。到1626年5月，在阿尔及尔城有五千多名英国俘虏，在萨利[4]又有一千五百名。伦敦方面心急火燎地安排赎回他们，“以免他们效仿他人，变成土耳其人”。

到了17世纪20年代，土耳其海军的活动不再局限于地中海，而是将触角伸向了英伦三岛的海域：1625年8月，“土耳其人从蒙茨海湾[在康沃尔郡]的‘蒙尼盖斯卡’教堂抓走了大约六十名男子、女子和儿童，将他们掳走”。【23】更令人担忧的是，有报道称，其中一些袭击是由皈依伊斯兰教并“变成土耳其人”的英国人率领的：例如，1645年9月，七艘“来自巴巴利”的船只在康沃尔靠岸，其船员在“我国的一些叛教者”带领之下深入内陆。【24】

有报道称，大批英国俘虏改信伊斯兰教，这是真正触动斯图亚特王朝的一点。更糟糕的是，虽然其中一些人是被迫皈依的，但许多人显然不是，当时的英国旅行者经常带回他们的同胞“戴上头巾”并在伊斯兰世界飞黄腾达的故事。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最有权势的太监之一哈桑·阿迦原名萨姆森·罗利，来自大雅茅斯[5]，【25】而在阿尔及利亚，“摩尔人国王的刽子手”原本是埃克塞特的一名屠夫，名叫“押沙龙”（阿布德·萨拉姆）。【26】同样，一些英国旅行者先是在君士坦丁堡，后来又在亚丁遇到了一个译员[6]，据说他是“土耳其人，但出生于康沃尔”。【27】还有一位奥斯曼帝国的将军被称为英格利兹·穆斯塔法，他实际上是苏格兰人，原名坎贝尔，后皈依伊斯兰教，加入了奥斯曼帝国的近卫军[7]。【28】

哈桑·阿迦

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大使托马斯·舍利爵士自称不能容忍这些叛教者，形容他们是“流氓和人渣，恶棍和无神论者，他们逃到了土耳其，寻求庇护和支援”。他的反应体现了刚刚开始崛起的大英帝国的傲慢，但无疑也反映了英国人在这一时期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变成土耳其人”的英国人似乎来自英国社会相当广泛的不同阶层，包括军火商和伪币制造者、船长和雇佣军人，还有一名“号手”、在北非巴巴利海岸当海盗的“许多英国绅士”，还有一个英国女人，她成为阿尔及尔代伊[8]的妻子之一。【29】

舍利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英国人在东方待的时间越久，就越容易接受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他写道：“与异教徒交往会使人堕落。许多国家，包括英国的浪荡青年……每在土耳其逗留三年，就会失去一分基督教信仰。”【30】伊斯兰教征服英国人，更多的是靠它的成熟、先进和吸引力，而不是靠武力：1606年，甚至英国驻埃及领事本杰明·毕晓普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并随即从史海中销声匿迹[9]。【31】

因此，在1616年，英国与莫卧儿帝国签订第一份条约的时候，英国方面就估计会有大批英国商人受到诱惑，改变自己的宗教和文化，离开东印度公司，转而为莫卧儿帝国效力。该条约的起草者，斯图亚特王朝的大使托马斯·罗爵士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叛教者的变节会对公司造成潜在的危险，所以他坚持在条约的第八条规定：“所有英国逃亡者都要被交给英国贸易站。”[10]莫卧儿皇子胡拉姆，即后来的沙贾汗皇帝，对这一条提出质疑，“反对将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人交给英国当局”，但罗立场坚定，因为根据他在奥斯曼帝国治下中东地区的经验，他深知这一条款的重要性。根据发回英国的报告，最后，这个关键的“问题在大使的坚持下得到了解决”。【32】

斯图亚特王朝的大使托马斯·罗爵士觐见莫卧儿皇帝

位于古吉拉特海岸的莫卧儿大型港口苏拉特是英国商人和莫卧儿帝国臣民第一次接触的中心。在这里，英国所谓的“贸易站职员”居住的房屋的建筑风格既有牛津剑桥的学院元素，也有莫卧儿客栈的色彩。一方面，每天的活动以祈祷开始，以贸易站主管和牧师主持的集体餐会结束。牧师的工作是监督职员的行为，确保他们定期去教堂做礼拜，并防止他们做出不符合基督教精神的事情。另一方面，这种舒适的英式学院场景是在一座“摩尔人的建筑”内进行的。晚餐后，工作人员可以在“土耳其浴室”【33】洗浴和放松。在没有欧洲商品的情况下，贸易站职员很快就适应了印度的物质文化。很快，贸易站的库存清单中就开始出现“一个槟榔盒子、两个痰盂[pigdanes，源自印地语pikdan]和一个玫瑰水瓶”等印度特有的奢侈品。【34】

对苏拉特贸易站日常生活的最佳描述见于旅行记录，因为虽然贸易站职员的官方信函几乎全部留存至今[11]，但大部分信函都是关于贸易的琐事，只是非常含糊地提到了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不过，偶尔也会有一些暗示，说明工作人员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墙外的世界。

1630年，苏拉特贸易站主管威廉·梅斯沃尔德承认，贸易站职员几乎完全放弃了使用公司发往苏拉特的西药，而更愿意接受当地莫卧儿医生的建议。梅斯沃尔德写道：“西药的效用当然不容置疑。但要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库存时间太久，而且操作的人不熟练，又没有考虑到气候变化对人体的影响，所以它们的效果可能很小，或甚至有害。”他颇为羞怯地承认：“我们认为，在无伤大雅的事情上，最安全的办法是让英国人印度化，在一定程度上适应本地的饮食。若是生了病，本地的普通疗法是最好的。”【35】

只有在遇到一个善于表达的旅行者时，我们才能突然发现，在这些措辞谨慎的公开信透露出的枯燥的商业信息的背后，原来还有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在梅斯沃尔德给伦敦写这封关于医药的信的差不多同一时间，荷尔斯泰因公爵的大使约翰·阿尔布雷希特·德·曼德尔斯洛访问了苏拉特的英国贸易站。他的描述显示，尽管贸易站职员试图将他们的机构描绘成剑桥三一学院在古吉拉特海岸的前哨、具有英国式的理智和虔诚，但实际上，这些工作人员的生活相当丰富多彩，尽管他们不敢让伦敦方面知道。贸易站职员可能遵守了要求他们保持单身的规定（的确，在东印度公司的早期岁月，只有一名公司职员与印度姑娘正式结婚，这还引起了轩然大波[12]），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穿上印度服装，并在夜晚欣赏成群结队的莫卧儿舞女和名妓的表演。在苏拉特以北，英国人租下了一座与陵园（曼德尔斯洛说，“这是该国一位达官贵人的陵墓”）相连的“小屋”。在曼德尔斯洛访问期间的一个晚上，英国贸易站职员乘马车出来，先在陵园里“兜了两三圈”，然后他们（大概是在牧师的视线范围之外）

举行了人类能想象得到的最精彩的娱乐活动，纵情享受这个国家能够提供的乐趣，他们找来了一些土著女人。她们很想看看我的衣服，因为我仍然穿着德式服装，而定居在东印度的英国人和荷兰人通常都是按照本地的风俗来穿着打扮的。她们原想让我把衣服脱掉。但她们发现我不愿意这样做，而且我也很难接受她们把自己脱光，也不愿意让她们做她们这种性别和职业的人应该做的事情。她们似乎很不高兴，于是就走了。【36】

贸易站职员离英国在苏拉特的基地越远，就越多地适应印度的风俗。17世纪末，加尔各答城的创始人约伯·查诺克穿上了孟加拉的笼吉[13]，娶了一位印度教徒女子，据说是他从她第一任丈夫的火葬堆上救下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东印度新纪事》是最早的关于印度的英文游记之一，其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查诺克先生为这个殖民地选址，也就是它如今所在的地方。他在这里统治得比印度王公更专横跋扈……周边地区被多神教主宰，寡妇自焚殉夫的习俗也在这里盛行。查诺克先生有一次带着卫兵去观看一位年轻寡妇的悲剧性灾难，但他被这位寡妇的美丽打动了，于是命令卫兵将她强行从刽子手的手中夺走，然后把她带到自己的住处。他俩幸福地生活了很多年，生了好几个儿女。他在加尔各答定居之后，她去世了。但他没有让她皈依基督教，自己反倒成了多神教徒。他身上所剩无几的基督教特点之一，就是为她举行了体面的葬礼，为她建了一座墓。她去世后，每逢她的忌日，他都在墓前遵照多神教的习俗，献祭一只公鸡。【37】

加尔各答城的创始人约伯·查诺克

不过，在莫卧儿帝国的都城阿格拉，英国贸易站的职员感受到了莫卧儿帝国的强大与繁荣，以及莫卧儿文明巅峰时期充满诱惑力的优雅风度的最深刻挑战。据其中一位职员说：“在城市的中心，我们在肉食、饮料和服装方面都遵照这个国家的风俗习惯……我们席地而坐吃肉或说话。室内一般铺着地毯，有很大的、高高的圆形靠枕供我们倚靠。”【38】最早的英国使节之一威廉·霍金斯，甚至接受了莫卧儿皇帝赐给他的妻子，“在他[霍金斯]的家中，饮食和其他方面完全采用摩尔人或穆斯林的习俗。如果其他人不这样做，他似乎会不悦……他的想法非常善变，他的宗教信仰也是如此”。【39】

不久之后，就有一名英国贸易站职员正式皈依伊斯兰教。1649年4月5日，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最高级官员弗朗西斯·布雷顿拿起羽毛笔，给国内的董事们写信。他有坏消息要告诉大家。“我们希望我们的笔能保持沉默，”他写道，“但令我们悲痛的是，它必须向你们讲述一个悲伤的故事。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损失，也是我们国家的耻辱，而且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基督教信仰蒙受了耻辱。在阿格拉，你们的仆人约书亚·布莱克韦尔无耻地叛教了。”

布雷顿继续描述道，在某个星期天的祈祷之后，布莱克韦尔如何“偷偷溜到城市的总督那里，总督预先安排好了，与卡齐[法官或高级律师]和其他人一起接待他；在他们面前，他邪恶而决绝地放弃了他的基督教信仰，皈依伊斯兰教，立即接受了割礼，就这样一去不复返”。[14]

布莱克韦尔只有二十三岁，是圣詹姆斯宫“御用杂货商”的儿子。他十七岁时离家出走，很早就被派去掌管东印度公司在莫卧儿宫廷的贸易站。这是一项重要的任命，因为此时是印度莫卧儿帝国黄金时代的巅峰，沙贾汗皇帝从阿格拉统治着一个覆盖印度绝大部分、整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很大一部分的广袤帝国。在与小小的英国社区隔河相望的地方，泰姬陵的巨大白色穹顶已经从基座傲然屹立，俯瞰亚穆纳河。布莱克韦尔野心勃勃，知道莫卧儿皇帝的财富超过了欧洲任何一位君主；并且，此时莫卧儿都城的宏伟规模和精美绝伦，必然会深深地震撼布莱克韦尔，动摇了他心中原本可能有的对基督教世界优越性的信念。他认为，相对于获得如此丰厚的恩典来说，割礼的痛苦只是一个小小的代价。【40】同事们在布莱克韦尔叛教之后写的信中，对他的动机作了明确的解释，说“对世俗利益的空想”和“魔鬼的虚伪谗言”让他渴望一夜暴富。【41】所以，贸易站的其他职员相信，促使布莱克韦尔叛教的是野心，而不是宗教信仰。

布莱克韦尔之后，很快又有了更多的英国叛教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投奔了德干高原的几个苏丹国。1654年，二十三名东印度公司雇员逃离苏拉特，这是单次叛逃人数最多的一次。不久之后还有更多人叛逃，他们先是在苏拉特胡作非为，就像后来成群结队的英国流氓在国外乘着夜色胡闹一样。威廉·梅斯沃尔德厌倦地写道：“他们的嫖娼、酗酒和类似的恶行……大闹妓院和酒吧等行为，已经让当地居民非常敌视我们。”难怪英国人很快就在苏拉特街头被骂作“Ban-chude [15]和Betty-chude[16]，我不好意思翻译这两个词”。

与之前的葡萄牙人一样，这么多英国人愿意投靠莫卧儿帝国，部分原因是英国人对普通士兵和水手的待遇极差，何况他们中的许多人当初并不是自愿来印度的。马德拉斯议事会的书信中常常充满了抱怨，说公司派往印度的新人是英国社会最底层的渣滓：“其中不少人是从新门监狱出来的，这种现象并不稀罕，有几个人已经承认了，不过这些人我们倒还能控制得住。但最近公司从[精神病医院]招来了一些人。”【43】

像这样的人，往往来自英国的穷乡僻壤和社会边缘，他们没有理由对伦敦富商拥有的贸易公司感到特别的忠诚。对这些人来说，为莫卧儿帝国效力所提供的前景往往是无限光明、不可抗拒的。在17世纪70年代，英国人不安地发现，莫卧儿人在孟买建立了一个活跃的秘密招募网络；到80年代，这个招募网络已经非常成功，让英王查理二世认为有必要从印度召回“所有为土著君主服务的英国人”。【44】很少有人理睬他的旨意。到了17世纪末，逃兵已经成为东印度公司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英国人逃去为印度朝廷服务，有的英国人逃到莫卧儿宫廷，但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像小号手罗伯特·特鲁利一样，逃到富裕而宽容的比贾布尔苏丹国和戈尔康达苏丹国，这两个国家此时仍然控制着印度南部和中部的很大一部分地区。

[1] 不过比较穷的白人士兵可能不一定这样，他们往往对回国没什么兴趣，或没有机会回国。（作者注）

[2] 当然，在这个时期，在伊斯兰世界之外，欧洲人跨越文化界线和“土著化”的例子不胜枚举。威廉·约翰逊爵士（绰号“莫霍克从男爵”）在今天的纽约州境内娶了两个易洛魁妻子；好几个形迹可疑的苏格兰人在洪都拉斯自立为统治者；“武士威廉”，即威廉·亚当斯在17世纪的日本为幕府效力；还有砂拉越的“白人王公”詹姆斯·布鲁克。See J.T. Flexner, Mohawk Baronet: Sir William Johnson of New York (New York, 1959); Kirk Swineheart, Molly’s War (forthcoming, 2003); Giles Milton, Samurai William (London, 2002); Steven Runciman, The White Rajahs: A History of Sarawak from 1841 to 1946 (Cambridge, 1960); also John Demos’s gripping The Unredeemed Captive: A Family Story from Early America (New York, 1994).（作者注）

[3] 欧洲人称之为巴巴利、而阿拉伯人称之为马格里布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一带。此地的海盗曾经很猖獗，他们袭击地中海及北大西洋的船只和沿海居民，又从欧洲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掳走人口作为奴隶贩卖。

[4] 萨利是今天阿尔及利亚南部的城镇。

[5] 大雅茅斯是英国诺福克郡的海港城市。

[6] 原文为dragoman，指奥斯曼帝国的译员兼向导。（作者注）

[7] 英王查理二世派遣一个名叫汉密尔顿上尉的军官去巴巴利海岸赎回一群被奴役的基督徒，但他的任务失败了，因为那些基督徒都拒绝返回：他们已经皈依伊斯兰教，在当地平步青云，现在“享受着土耳其人的繁荣昌盛”，过着他们在故乡想都不敢想的奢华生活，而且他们觉得穆斯林社会和他们自己的社会同样文明和先进，并且更加宽容。倍感挫折的汉密尔顿上尉不得不空手而回。他在正式报告中写道：“他们因为喜爱土耳其女人，都放弃了对上帝的信仰。”然后补充道：“土耳其女人一般都非常漂亮。” Nabil Matar, Islam in Britain 1583-1685 （Cambridge, 1998）, p.37.（作者注）

[8] 代伊（Dey，源自土耳其语，字面意思是伯父）是1671年之后奥斯曼帝国给阿尔及尔、的黎波里和突尼斯统治者的头衔。代伊相对于帝国中央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9] 这件事情在英国国内的反响当然非常恶劣，背信弃义的“叛教者”很快就成为英国戏剧里的常见角色。在詹姆斯时代的英国，关于割礼的笑话，以及关于某些人为了获得成群妻妾而皈依伊斯兰教却被阉割的笑话非常流行。例如，见Daniel J. Vitkus （ed.）, Three Turk Plays from Early Modern England（New York, 2000）。而许多曾经的叛教者返回了英国，有的希望重新回到基督教会的怀抱，有的显然仍然坚持信奉伊斯兰教，这就给基督教会的领导者带来了问题。1637年，此事成为英国下议院一次大规模辩论的主题，大主教劳德向下议院呈送了《一个背叛基督教、皈依土耳其人的宗教的叛教者的忏悔与和解》。见Matar, Islam in Britain 1558-1685, p.69.。（作者注）

[10] 当时的英国人将他们的贸易站称为factories，这个词在今天的意思是“工厂”，不过贸易站几乎完全没有生产的业务。（作者注）

[11] 大部分这样的信函被整理出版为厚厚的十三巨册，即（ed. William Foster）The English Factories in India 1618-1669 (London, 1906-27)。（作者注）

[12] 存世最早的提到英国男人与印度女人恋爱的文献是1626年2月20日的一封信：“约翰·利奇兰近些年来养了一个土著女人。尽管大家都劝他，但他拒绝把她送走。所以大家在讨论是否将他从公司开除；但如果开除他，他就会娶那个女人并彻底抛弃自己的祖国和朋友，所以大家决定不要采取极端的措施，而是希望随着时间流逝他能回心转意，‘因为他在其他方面是个行为端正、相当有才干、为东印度公司服务成绩良好的人’。” The English Factories in India 1618-1669, Vol. 3, p.119； see also Vol. 5, pp.35, 39, 61.（作者注）

[13] 笼吉（lungi）是一种男装纱笼，发源于印度次大陆，它在穿裤子令人不适的炎热潮湿地区特别受欢迎。它是由一块布缝成筒状再打结穿着，通常由棉编织而成，具有多种设计和颜色。丝绸的笼吉可用于婚礼等仪式目的。

[14] 有意思的是，布雷顿自己后来被葬在一座纯粹穆斯林风格的八边形坟墓中，上有穹顶，有图格鲁克王朝风格的拱顶，顶端还有莫卧儿风格的装饰。这座坟墓至今完好，位于苏拉特北郊，周围环绕着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外观阴森森的公寓楼。它的照片可见Christopher Ridgeway and Robert Williams (ed.), Sir John Vanbrugh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in Baroque England (London, 2000), p.126, plate 87。在这本书收录的一篇饶有趣味的文章中，罗伯特·威廉斯告诉我们，年轻的范布勒在苏拉特当东印度公司贸易站职员时很欣赏布雷顿的墓，为其画了素描，后来在设计布伦海姆宫和霍华德城堡这样非常有英国特色的乡间大宅的有穹顶的陵墓时，可能运用了自己在苏拉特墓地搜集到的创意。（作者注）

[15] 字面意思：肏自己姐妹的人（作者注）。

[16] 字面意思：肏自己女儿的人。顺便说一下，尤尔在《霍布森-乔布森词典》中收录了这两个词。这些词在今天的印度仍然是常见的骂人话。尤尔没有给出直译，而仅仅说：“Banchoot和Beteechoot是脏话，若不是因为‘大众’对它们不熟悉，我们都不好意思把它们印刷出来。有的英国人有时会用这些词，但我们相信，绝大多数英国人都会避免使用如此野蛮的词。”（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