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高跟鞋就是保卫天皇 ——从服饰变化看日本千年历史逻辑

作者：香菜

6月5日，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根本匠（Takumi Nemoto）在日本国会声称，女性在工作场所应该穿高跟鞋，这是必须坚持的着装标准。

毕竟是21世纪了，这种明显的性别歧视肯定会引发激烈抗议，更何况是内阁成员的发言。女议员尾辻加奈子（Kanako Otsuji）当场反驳，强制女性穿高跟鞋上班这样的规定“过时了”，接下来也有不少女性团体在网络上进行抗议，要求大臣收回明显带有强制性和歧视性的言论。

放到许多国家，类似的舆论风波可以直接让部长下台。然而，根本匠既不道歉也不改口，继续当他的劳动大臣。不意外的话，这件事会像日本大多数政坛事件一样，只要时间拖的足够久，都会不了了之。

日本人的记忆我们不管，但是从中国旁观者的角度说，这件事有两点令人不解，一是为什么内阁大臣要专门强调高跟鞋问题；二是为什么日本女性能普遍接受内阁大臣的奇葩言论。

此事说来话长，甚至可以说是日本上千年来历史趋势的必然结果。

1如饥似渴学西洋

在20世纪之前，绝大多数人生活在没有下水道和硬化路面的地方，为了在泥水中行走，很多民族都发明了自己的高跟鞋。

但是，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女性装饰用高跟鞋，无疑是近代西式服饰的后继者，最初的高跟鞋是男性贵族显示身份和身材的道具，发明人是1638年（崇祯十一年）出生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爆发，贵族时代落幕。男性精英不再追求等级化的服饰，女性逐渐赢得展示自己身体曲线的权利，高跟鞋于是逐渐转为女性服饰。

1850年前后，随着金属材料的引入，现代女性高跟鞋迎来第一个高潮，欧美流行20厘米以上的夸张款式。

也恰恰在这个年代，美国佩里准将用战舰敲开日本国的大门，西方事物大量涌进到这个曾经封闭的岛国，很快催生了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时代，日本精英如饥似渴、生吞活剥地学习西方文化，除了政府体制、军火武器、工业科学和法律之外，文化上也全面学习欧美。

为了增强和西方国家的亲善友好，日本建造了一座专门用来招待外国使节的会所——鹿鸣馆。1883年11月28日，外务卿（1885年12月实行内阁制后改称外务大臣）井上馨与妻子主持了盛大的鹿鸣馆开业典礼，也宣告了日本全力脱亚入欧的决心。

这座会馆很快成为了日本上流社会的著名交际场所。

从1885年7月起，鹿鸣馆每周六都举办跳舞练习会，日本上流社会的贵妇和小姐聚在一起，接受讲习，舞会渐渐盛行开来。有人这样评论鹿鸣馆的舞会：

“黄色皮肤的脸面，佩戴着羽毛装饰，束细腰，手拿西式小饰物的日本女性，合着西洋音乐，踏着斯拉夫舞步。这是日本人为了看上去像西洋人而做出的滑稽而悲哀的努力。”

在日本上层社会看来，要像西方列强那样做帝国主义，做侵略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全盘西化。炮舰和铁路固然必不可少，西式胡髯和高跟鞋没准也有什么未知用途，必须照单全收。

2阶层问题

之所以强调高跟鞋是上层社会的习俗，是因为高跟鞋非常妨碍体力劳动，完全不适合劳动阶层女性。

这时日本男人尚且大多数是普通农民，女性更不可能普及高跟鞋。所以，在上流社会的太太小姐们穿洋装，踩高跟鞋的时代，普通日本女性，还是穿着传统的和服。实际上，此时的日本普通男性也并非穿着西式服装，依旧以普通传统服装为主。

当然，毕竟是工业时代了，也有少数日本女性开始进入工厂，离开传统社会。

从二战前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在日本新兴的纺织产业里面，女工大多身着传统服装，穿平底木屐，甚至有些工厂为了同时操作更多纱锭，竟然让女工穿上了旱冰鞋。

总之，劳动者需要稳定快速的移动，高跟鞋虽然已经在日本扎根，但这个年代的下层女性是不会穿高跟鞋的。

3第二次高跟鞋革命

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被迫投降。盟国占领军司令部进驻日本，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势力全面改造社会，把日本打造成反苏反中的前进基地。

这一变化有两个后果。

经济方面，日本保留了战前的大多数工业化成果，开始全面转向第二次工业革命。

文化方面，美国占领军打掉了日本军部势力刚刚企图建立的“和魂”，日本再次五体投地地接受欧美文化。

于是，一方面产业升级，出现了大量白领职位，普通家庭的女性也可以参与办公室工作；另一方面文化再次全面西化。

由于工业化的力量，这一次的西化力度远远超出明治维新时代。OL（office lady）一词，成为了日本人耳熟能详的外来词。50-60年代，欧美职业女性的代表是女式西服、衬衫、筒裙，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日本OL做如此打扮。

也恰好在这个年代，合金技术和塑料技术突飞猛进，为高跟鞋的改良提供了可能性。罗杰·维威耶于1953年发明了细根高跟鞋，立刻席卷欧美社会，日本也照例全盘引入。于是日本女性服饰又加了一件标配——细根高跟鞋。

在这个年代，高跟鞋代表女性可以普遍受教育，从事白领工作，代表了进步。

4从进步到保守

上千年来，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大多是从外界直接引入的，对于自己奉行的制度，日本精英大有“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受。

遇到未知却有用的东西，最好的策略是不要乱改，所以日本上层社会非常有“仪式感”，在许多东西上都拘泥于固定的规程，把表象当成了实质。

而下层社会从未成功革命，接受的是上层社会“灌输”的工业化，也缺乏打破规则的自信，所以非常注意“随大流”，刻意避免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上下层社会都无条件遵守成例，整个社会当然趋于保守，抗拒甚至害怕出现重大变化。

于是，日本新时代女性的OL穿着，很快从“革新”变成了“传统”。等到战后第一代女性退休，第二代女性进入办公室，根本没见过不穿高跟鞋的职业女性，高跟鞋又变成了“必须要坚持的传统”。它已经不代表女性的进步，而是一种“不允许自我选择”的社会陷阱。

图为日本航空某年的入社式，可以看到女性都穿着黑色西服高跟鞋。

图为早稻田大学入学式，还没有步入社会的大学新生们也自觉向社会靠拢

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日本高官说出“女性在工作场所应该穿高跟鞋，这是必须坚持的着装标准”丝毫不奇怪——仪式感是不能被破坏的，无论男女。

5不仅仅是高跟鞋

日本是一个边缘化的国家。中国主导东亚的时代，日本是东端的岛民；欧美主导世界的时代，日本是距离大西洋最远的国度。

几千年来，日本缺乏制度上的独创，也不太相信自己有独创能力。大多数意识形态改革都要以学习外界为名发起，做一次突变，然后将改革的成果仪式化，原封不动地流传下去，直到下一次改革。

比如，公元645年，日本大化二年正月初一，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正式开始改革。日本开始了全面学习中国唐朝律令制度的改革，史称为“大化改新”。

在大化改新当中，日本模仿唐朝建立了一套官职制度（律令官）和政府（宫省），日本决绝地抛弃了部落时代传统，开始“全盘唐化”。

然而日本缺乏中国那样广阔的腹地，也没有常态化的游牧民族压力。所以不到2个世纪，这套政府体系就开始瓦解失效了，武士阶级在东方崛起，建立幕府架空了中央朝廷，这一套唐朝官职体系变成了有名无实的空壳。

接下来一千多年，日本幕府统治者换了好几茬，然而，这一套律令官职体系没有丝毫改变，被新的统治者原封不动地继承，天皇身边的公卿们依旧担任着各种名义上的官职，哪怕它的实际职责已经被忘记了。

1868年，日本人终于认识到旧有的一套完全运转不下去，于是他们又极端地完全抛弃了旧体制， “全盘西化”。日本人从制度、历法到服饰进行了全面的改变，毫无惋惜地抛弃了旧日本。

然而，新时代所接受的19世纪欧美文明，很快就又变成了受崇拜的神圣物，直到原子弹落下。

日本的年功序列制度也是如此。

二战后的30年，日本新增劳动力赶不上工业扩张，人才紧缺成为当时日本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企业为了稳定熟练工人队伍，防止工人“跳槽”，普遍实行了“年功序列工资制”。员工的基本工资随工龄的增长而每年增加，升迁也基本依照资历确定，给大多数人一个可预期的未来。

在经济高速发展期，这种制度曾经帮助日本企业稳定了劳资关系。然而到了新世纪，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冲击，吃大锅饭的年功序列制已经越来越不合时宜，日本经济增长率已经多年在0.5%附近徘徊。然而，即便多年没有增长，在日本的大型企业当中，年功序列制依旧是公司人事工作的主要标准。

革新带来新的“传统”，而“传统”又必须坚持。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再以极端的态度推翻之前的一切制度，来一次新的“革新”，这就是日本历史的基本模式，也是边缘岛国的无奈。

内阁大臣亲自上阵，强调穿高跟鞋上班，看起来是个人的恶趣味，实际上折射了日本千年以来的历史惯性，和二战后日本精英坚持要求保留天皇是同一套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