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管清友:我们需要结构性改革,改善信心和预期
宏观经济和微观感受存在“温差”
今年上半年,我国GDP达到61.7万亿元,同比增长5.0%,与全年“5.0%左右”的增长目标基本持平,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延续回升向好态势。
不过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矛盾凸显。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大宏观调控力度,深化创新驱动发展,深入挖掘内需潜力,不断增强新动能新优势,增强经营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心,坚定不移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近日,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城市进化论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经济数据比此前外界推算更好,达成目标十分不易,但同时,完成全年目标存在挑战,并且宏观经济和微观感受存在“温差”。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各领域重大体制机制改革,以释放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近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在管清友看来,回顾我国改革开放45年的经验,重点在于“放开”和“搞活”,激发个体的积极性和潜力。如今,我们要有“比以前更好的御寒装备”,以应对“看不见的大象”、走过发展的“十字路口”。
管清友还指出,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效力已经开始减弱,还要考虑政策的“后遗症”问题,目前我国政策总体趋于审慎,但现在“亟需补充血液”。一种比较理想的策略是,在给地方平台、商业银行“放水”之外,主要还是要给中低收入群体、给老百姓发钱,改善人们的信心和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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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数字和微观感受“温差”较大
城市进化论:如何理解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数据的表现?
管清友:今年全国“两会”确定2024年完成5%的GDP增速目标时,市场有很多质疑,认为完成目标是有困难的。今天来看,上半年已经完成了目标,比去年底一些人推算的数据更好,这很不容易。对比季度数据,一季度GDP增速5.3%,超出预期,二季度只有4.7%,节奏上相对一季度有所下降,这跟基数、政策、内外部环境变化都有关系。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全年要完成5%的增速目标是有挑战的。
更应注意的是,当前宏观数字和微观感受的“温差”比较大。宏观数据和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体感是不一样的,有很多行业如火如荼,但也有行业还处在努力求生存的状态。此外,一些社会群体对于收入增长实际体感也不及经济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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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进化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长出现回温,成为上半年经济数据的一抹“亮色”。在您看来,接下来我国外贸将如何进一步发展?
管清友:上半年我国出口表现很强,6月份贸易顺差创历史纪录,但随之而来各种贸易冲突也越来越多。由于担心加征关税,很多企业“抢出口”,趁上半年提早完成订单。更要看到的是,出口的高增长带来的普惠性变弱了,对于就业和地方经济增长的带动也越来越弱了。
一方面,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贸易摩擦使得不少出口行业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条腾挪出去。另一方面,由于产业升级以及技术演进,比如“互联网+”“AI+”,导致大量营收利润集中在头部企业。这是产业发展的必然,但同时会导致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全球都面临这个问题,这涉及到收入分配的体制问题。
同时,随着我们自身产业升级,过去出口手机、服装鞋帽,现在开始出口汽车,而且是“换道超车”出口电动汽车,这影响到一些国家的核心产业。比如,生物医药制品出口可能比美国同行便宜,如果加征关税,影响肯定很大,这不但是长期趋势,短期还直接表现在经济数据上。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改革,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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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改革要留意“看不见的大象”
城市进化论:您指出我国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目前处境下,推进改革的总体方向在哪?
管清友:我们常讲“十字路口”,过去几十年间,我们走过的“十字路口”都挺小,“路标”都挺清楚。但是这几年,我最大的感受是,“十字路口”看不太清楚了。我们过去的选择相当于在熟悉的行业里选择到上游、中游还是下游,虽然也会让人挠头、焦虑,但总体上比较熟悉,不会踩大坑。但是这次是从A行业到B行业、甚至到C行业的选择,心里难免没底。
总结改革开放四十五年的经验,不外乎几个。首先是放开、搞活,充分发挥每个个体的积极性和潜力,让大家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同时,光放开、搞活,没有市场、没有客户也不行,要逐渐走入市场经济、法治、全球化的轨道。此外,要打造市场经济法治环境和好的营商环境,没有这样的环境,再大的市场也白搭。
我们现在这个“十字路口”,无论对于企业、产业还是国家层面,都来到了“无人区”。比如,如何构建新的全球化体系需要谈判。我们现在的产能过剩和以往历次都不一样,现在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我们已经形成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产业生态,产业也在升级,关键是需要构建新的国际合作和国际贸易机制。我们目前还可以通过调整贸易结构来应对,中国占全球出口比重依然在上升,东盟取代美国成了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这种方式总有一天会到达“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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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讲风险是“黑天鹅”“灰犀牛”,现在其实更像 “看不见的大象”,它表现在很多领域,比如我们已经感受到的气候变化,极端异常天气发生频率增加。它还表现在大国之间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这意味着我们在企业经营、资产配置方面要有大的调整,抗风险能力、韧性要更强。这给每个行业从业者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城市进化论:消费是另一个需要改革的领域。
管清友:是的。内需提振不是只靠发消费券就能解决,需要重大的体制机制改革。现在为什么大家不消费?它跟收入、预期、信心有关系。消费怎么提振?这首先涉及到一次分配的问题,就是在政府、企业、居民三大部门中,谁拿得多、谁拿得少的问题。
过去这些年,我国对消费经济的贡献始终低于印度等发展中大国,这跟我们的体制有很大关系。要让居民部门拿走更多一点,道理很简单,同样1万块钱,直接给你花,一定是比让其他人替你花,花钱的效率更高。这就需要相对完善的社保、减税,从政府、企业这两大部门里头分给居民部门的更多,这是重大的体制机制改革。
过去这几十年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总体上突破还不够,确实比较难,也涉及到方方面面,除了一次分配的问题,还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的问题。三中全会对国企的定位非常明确,《决定》提到,“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这也是需要继续推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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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要有助于市场主体活力释放
城市进化论:《决定》提出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如何理解我国宏观经济治理的现状?
管清友:我国宏观经济正在面临重大选择,传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正面临失灵失效的局面。比如最近降息,对经济的促进效果并没有想象明显。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搞“放水”?
事实上,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经历过几次大宽松。第一轮是2009年,第二轮是2012年,这时大家已经发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效力开始减弱,增长一个单位GDP所需要的债务越来越多,就像一架机器转得越来越慢,摩擦力好像越来越大,但是代替这个机器的动力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正在转折过程当中。所以,到2014年又进行了一轮大宽松。
然而,过去这十几年宽松政策带来了一系列后遗症。因此,2020年以后,我们采取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没有走美国“直升机撒钱”路线;而从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开始,我国对金融领域的描述总体来讲也是比较严肃的,对风险控制和管理强调较多,对创新强调得较少,这是一个大转折和总的脉络。
目前,无论是我国对中长期问题的应对策略,还是出台的短期政策,总体相对沉稳,主要是“固本培元”。今天面临这样一个“十字路口”,我们比较审慎地做出一些重大决策,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城市进化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接下来制定经济政策时,对待“放水”应更加审慎?
管清友:我觉得一方面我们需要休养生息,慢慢恢复信心;另一方面,无论国际局势变化,还是国内疫情冲击,以及相关产业政策的影响,现在都“亟需补充血液”。所以我认为比较理想的状态是,要采取跟传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不同的政策,不仅给地方平台、商业银行“放水”,主要还是要给中低收入群体、给老百姓发钱,同时真正推动收入分配、国有企业、农村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重大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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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决物价低迷、人们不愿花钱的问题。要防止问题长期化,一旦形成习惯,再想改变人们的行为和心态就会很难。
这个“十字路口”肯定要走,我们也知道会有很多风险和挑战,必须要比以前有更好的“御寒装备”,步调、节奏也要把握好。所以不能单纯地“放水”,我们实际上是需要结构性改革,改变物价低迷的问题,改变类通缩状态,改善人们的信心和预期。中国经济的韧性足够大,实际上是很有条件实现的。
城市进化论:《决定》提出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如何理解这一要求?
管清友:总体来讲,宏观调控要缓,救市要急,要高度重视战略规划的作用,更关键的是一定不要扼杀市场主体的活力,要有助于市场主体活力的释放。这不是个物理题或者数学题,很难量化地说比例是多少就可以,实际上是在实践过程当中,不断检验、结果反推的过程。宏观政策成功与否需要不断评估,要有第三方的评估机制,还需要社会监督、媒体监督,这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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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城市进化论:民营经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如何理解民营经济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地位?
管清友: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当中重要的动力来源。《决定》中关于民营经济着墨非常多,一是强调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这也是回应很多社会议论;二是明确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从法律上明确民营经济地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对于民营经济来说是一种政策宣誓和信心鼓舞。
当然,从民营经济发展角度来讲,也要客观看到近年来经济周期和国际形势变化带来的困难挑战,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也处在转变的关键时期,因此,民营企业更要积极行动起来,想办法,找出路,坚定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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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进化论:《决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管清友:这涉及几对关系,一个是国有和民营的关系,一个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个是放开和管住的关系。理想状态下国有和民营的关系应该是“国民共进”,《决定》对国有经济的重点领域也做了明确的要求。在促进民营经济层面,现实中会有一些难题,需要通过包括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等方式逐渐突破。
另一对关系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拿捏好这个关系不容易。二者总体上是“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关系,总的原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就是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要注意市场失灵问题,也不要过度干预市场。
这还涉及到对公权力的约束问题。三中全会也专门提到依法治国的问题,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我国经济体量大了,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多了,要“放得活、管得住”不容易,处理好这个关系还要在实践当中不断总结。
文字 | 杨弃非 刘旭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