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贸易全球化，究竟对谁不公平？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他的前任向全球经济秩序投掷了一枚手榴弹—出台了管理货物、服务和资本跨境流动并试图确保经济稳定的相关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建立这一体系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部分原因是这个制度在20世纪下半叶与上半叶明显不同，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给20世纪上半叶全球经济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

虽然烟雾尚未散尽，但后特朗普时代几乎肯定会与之前不同。虽然3/4个世纪的努力都集中于创建一个更加一体化的世界，让极大降低货物成本的全球供应链成为必备条件，但特朗普提醒大家：边界很重要。

现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反对者队伍加入了来自发达工业国家中下层社会居民。特朗普利用了这种不满情绪，将其提炼并放大。特朗普明确指责美国签署“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易协定”使美国锈带工人受困于全球化。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论断。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制定了全球化的规则，管理着治理全球化的国际组织。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抱怨说，发达国家已经制定了这些规则，并以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式管理这些国际组织。然而，特朗普总统在美国选民的巨大支持下声称，它所形成的贸易协定和其他机构对美国是不公平的。

虽然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者在几年前就发表了公民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但是政治家承诺，全球化将使每个人都变得更好。同样，两个半世纪的经济研究（从18世纪末的亚当·斯密到19世纪早期的大卫·李嘉图）认为，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有益。

如果他们所说的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怎么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么多人对全球化如此敌视呢？是否有可能不仅是政治家，而且经济学家也犯了错误呢？

01 发达国家的一切都不太好

事实是，发达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处境并没有那么好。

特朗普当选总统表明，对全球化新的不满在美国已占据主流地位，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做的事情比别人更大、更明显—包括比其他地方的发达国家更不平等。但是我所说的关于美国的大部分内容，将其以某种方式缩小后也都适用于除少数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以外的其他发达国家；在这里及第一部分的其他地方讨论新的不满时，我以美国为例。

描述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数据令人清醒：

大约1/3个世纪以来，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基本停滞不前。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有一份体面的工资和些许安全感的工作，拥有一个家庭并把孩子送上大学的能力，有一个合理舒适的退休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越来越遥不可及。

穷人的数量在增加，中产阶级数量在减少。有一类人境况很好，尤其是前1%甚至更多的人，这些前1%的人，是美国最富有的几十万人。

虽然进入上层社会似乎越来越困难，每个人都知道有人倒下了：但他们仍然努力向上走，压力越来越大，从而带来健康隐患。这种压力加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以及缺乏适当的健康“安全网”，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2015年，美国白人中年男性的死亡率（死亡概率）正在增加，而世界其他地方正在下降。（这并不是说美国黑人的预期寿命在增加，这些人的预期寿命仍远远落后于白人。）

美国白人中年男性死亡率的上升并不是由于艾滋病流行、埃博拉病毒或其他某种病毒的传播，死亡率反映了社会压力—酗酒、毒品和自杀。2016年，整个国家的预期寿命在下降。这种下降是令人震惊的：它们发生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或美国艾滋病的流行，或者苏联解体等事件。

不仅仅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处于困境。我在世界银行的前同事，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克（Branko Milanovic）研究了全球不同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在过去1/4个世纪的表现，他发现，欧洲和美国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经历了几乎停滞不前的局面。

还有一些人似乎境况更差，包括处于全球收入分配底层的人（例如，非洲和印度的贫穷农民）。正如我解释的那样，他们一直是“不公平”的全球化规则的受害者。

毫不奇怪，在过去的1/4个世纪中，有一些人表现出色：他们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占全球人口的1%，即千万富豪和亿万富翁，还有印度和中国的新中产阶级。

因此，全球情况是这样的：在全球大多数国家，不平等程度越来越高，那些遵循美国经济模式的国家通常比遵循其他模式的国家情况更差，尽管其结果并不像美国那样糟糕。我们不仅需要重视顶层和底层人民之间的差距，还要看到大多数人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被认为是最好的经济模式—“自由化”和“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并没有为大多数人提供福利，即使是在美国这个似乎最自由化、最全球化和最市场化的国家里也是如此。

这就出现了三个问题：

这些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是全球化的后果？

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是由于全球化，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是因为全球化的规则设计不当，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它们是因为个别国家在给定的规则下没有管理好全球化的影响所导致的呢？

事实上，即使存在诸如技术变革和经济结构变化等其他的重要因素，全球化也发挥了核心作用。这些不利结果并非不可避免—它们是政策的结果。

全球化管理不善。部分管理全球化的规则应在一定程度上被指责，比如，这些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并且放任资本流动的不稳定性。

因此，对那些吹嘘全球化是好事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是否正确的问题的简短回答是：他们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有一部分是正确的。如果管理得当，全球化可以让所有人受益。但通常情况下会管理不善，所以全球化让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大多数公民的情况更糟糕。

02 全球经济秩序的好处

在开始讨论全球化出了什么问题前，我们应该谈谈它的好处。尽管存在种种不满，有很多真实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但全世界从二战后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受益匪浅，而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尤其是新兴市场的成功，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仅在中国就有8亿多人8，并创造了一个新的全球中产阶级。

在很多方面，20世纪下半叶都比上半叶取得了巨大进步。20世纪上半叶有数百万人死于两次毁灭性的世界大战。这种改善的部分原因可归功于与全球经济秩序相关的经济成就，美国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现代经济学表明，法治是发达国家成功的重要因素。法治在一个国家内具有经济利益的理由同样适用于国际社会，即基于规则的制度比丛林法则要好得多。

今天当回顾我对全球化的批评时，距离我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卷入的争论长达20年之久，我觉得我应该更多地庆祝成功。

联合国成功地减少了冲突，保护了儿童和难民，有效地抵御了全球疾病，包括艾滋病毒/艾滋病、禽流感和埃博拉病毒。通过国际组织的努力，许多国家的人们预期寿命有所提高。

使用氯氟碳化合物气体导致的致癌臭氧洞正在修复。这些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的显著成就，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成就并认识到全球化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03 贸易全球化的管理不善

我们如何管理全球化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货物和服务的跨国界自由流动，有时被称为“贸易全球化”。它更全面地说明了全球化的管理不善。

1、贸易协定：对谁不公平？

全球贸易大幅增长，自1980年以来比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大约快50%。在这段时期，美国进口额占GDP的比例从10%上升到15%。贸易增长的部分原因是运输成本降低，但更为重要的是规则的改变，降低了税率（对进口产品征收的税收）和减少了其他人为的贸易壁垒。这些改变通常是通过签署贸易协定实现的，协定各方的贸易壁垒都有所减少。

特朗普声称在谈判这些协定时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被欺骗了，这是完全错误的。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获得了他们想要的大部分东西。任何人如果像我一样多年来长期观察贸易谈判，都会认为特朗普的指控是可笑的。

问题在于贸易谈判代表们想要什么：从整个美国的角度来看，他们想要的东西是错误的。

他们要求的基本上是美国公司想要的。美国公司不考虑环境和劳动保护问题，希望获得廉价劳动力。这些公司也喜欢这样的事实：威胁把工厂迁到国外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由于劳动力成本下降，他们的利润增加了。

他们感到高兴的是，贸易协定有助于确保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产权，这使得他们把工厂迁至这些廉价劳动力国家的威胁更可信。当他们起草有关知识产权的条款时，他们并没有考虑什么是对美国的科学发展有利的，更不用说对世界发展有利了。他们只考虑什么可以增加美国大公司的利润，尤其是大型药品和娱乐公司，即使这样做增加了美国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甚至会导致整体创新速度放缓。

2、贸易全球化：通过牺牲他人的利益让一些人受益

因此，贸易全球化的真正问题很简单：即使全球化如它的支持者所宣称的那样，对整个国家有利（从总体上说，国民收入增加），但这对一个国家的每个人来说未必都有利。贸易协定是不公平的，这些协定有利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抱怨是合理的。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协定都有利于公司，不利于工人，所以美国的工人们也抱怨全球化。

每个国家都有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顶端的人们获得了超过100%的收益，这意味着其他人，尤其是非熟练工人的情况更糟。那些境况已经很好的人得到了收益，那些境况已经很差的人遭受了损失。我将在第一部分全球化新的不满中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

3、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赢家吗？

如果全球化的倡导者对收益的多少估计正确，那么原则上可以从赢家中拿出一些收益，与输家分享，这样每个人的境况都可以更好。

但直截了当地说，赢家作为一个群体是自私的：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政治更多地掌握在赢家手中，特别是在美国，金钱在决定政治结果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两大主要政党都在其执政时进行了减税（如在1997年、2001年和2003年）—针对顶层人民减税，而他们是从全球化中受益最大的群体。

如果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全球化倡导者更加开明，并且富有远见，他们就会认识到全球化对工人和女性的威胁，并会对此做点事情—正如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肆无忌惮的金融市场放松管制会对经济稳定构成威胁。他们应该知道在民主国家里，年复一年的政策使得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境况恶化，在政治上不会持续地得到这类群体的支持。

4、破坏社区

全球化不仅加剧了个人之间已有的极高的不平等程度，而且严重地削弱了许多社区的作用。

在罗纳德·里根担任总统之前的几十年里，当一家公司成长时，高管和工人们的境况一起变好，他们一起生活和工作的社区也随之繁荣起来。

但越来越多的不平等使管理阶层、工人和他们生活的社区分裂。随着经济隔离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决策者与普通工人住在不同的社区。他们不必忍受住在垂死的社区的后果，他们可以假装他们不存在。公司经常让管理者在不同的地点轮岗，使管理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公司，但却让他们远离他们生活的社区。

社区对管理者来说重要是因为他或她的同事们，与100年前截然不同，那时商界领袖住在企业所在的社区，社区是其领导力的一部分。对社区的关爱部分是出于真正的社会责任感（一种贵族责任），部分出于开明的利己主义（功能良好的社区会让工人更快乐，更有生产力）。

全球化加剧了已经发生的趋势。通过外包这种方式，差距变得越来越大，工人和管理者甚至不必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在这个新时代，劳动力被商品化，购买劳动力就像购买煤炭一样；哪里的劳动力便宜就雇用哪里的劳动力，从不考虑这样做的后果。

一些社区繁荣起来，即那些工人们受过良好教育和生活水平高的社区；但其他人，特别是那些依赖制造业的工人，生活水平却下降了。

我从小生活的印第安纳州加里，这个钢铁城后来成为“焦土”的一部分。它的历史代表了全球化的历史。美国钢铁公司在1906年建立的（以其董事会主席的名字命名）世界上最大的综合钢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辉煌，那时我还在成长阶段。

今天的钢铁厂生产的钢铁数量与过去相同，但雇用的劳动力只有过去的1/6。由于不能提供足够数量的体面工作，这个城市就衰落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也纷纷离开。

2015年当我参加第五十五高中的同学聚会时，我意识到全球化、去工业化以及美国未能充分应对这些问题意味着什么。20世纪50年代当我还是一名学生时，加里霍勒斯曼高中的学生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钢铁厂高管和当地商人的孩子，也有普通熟练或非熟练钢铁工人的孩子。学校以及它所代表的很多梦想，由种族融合带来的经济一体化的社会现在已经被废弃了。

有人想在毕业时获得一份钢铁厂的工作，但美国经济正在经历一次短暂下滑。许多人渴望上大学，美国曾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法案）为所有参加二战的人们提供了大学教育，但到越南战争时期，为士兵提供大学教育便没有这么慷慨了，多少有些辛酸。

他们看到别人超过他们进入上层社会，他们有一种感觉，这个体制是不公平的和被操纵着的。甚至在特朗普出现在政治舞台之前，很明显他们是潜在的煽动者的牺牲品。有一小群拥有崇高教育事业的老师，他们是少数看起来不生气、不抱怨的人。在加里的老同学们的处境印证了多年来统计数据所表明的情况。

04 全球化不满中的共同观点

1.虽然全球化有利，但利益比倡导者声称的要少。

倡导者使用了简化的模型，这些模型并没能恰当地衡量收益或成本。对某些国家而言，在一些情况下，如果不采取特定行动，成本甚至可能超过收益，而且全球化的倡导者通常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抵制这些不利影响。如果全球化管理不善，就会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使大部分人的情况更糟糕。

2.由于全球化被过分夸大，当现实与承诺的情形不同（当失业增加而不是就业岗位增多）时，人们对全球化、精英阶层以及支持它的机构的信心都会减少。

3. 全球化对收入和财富具有巨大的分配效应—除非使用补偿措施来共享收益，否则大多数人的情况会变得更糟，但这些措施很少被采用。

4.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的失败部分是由于全球化治理缺乏产生的。

就全球化的关键决策制定过程而言，哪个群体的呼吁被听到了，就会做出有利于哪个群体的决策。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希望有运转良好的全球化机制，我们就必须对全球化治理进行改革，比如给新兴经济体增加话语权。

5.治理的问题更严重。

美国的立场反映了一小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和特定意识形态，即金融和公司利益。因此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由大型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运作，并服务于它们。

它们是全球化的赢家。在它们试图获取最大化收益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损害。即使作为整体而言美国是赢家，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许多工人可能成为输家。

6. 美国所采取的立场通常反映了这些群体的利益，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反映的是不完全符合利益的意识形态信仰集合。对放松管制和自由化的热情是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即使这些政策的倡导者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7. 全球化可以并且已经对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权力分配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些国家（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有效地依赖别人的善意，没有采取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行动防止这些权力关系的变化。

由于全球化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一些在政治中金钱发挥很大作用的国家，例如美国，全球化的赢家越来越有能力改写全球化，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使自己受益。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新保护主义”的兴起与流行才能将其打破。

8. 全球化给政府抵消全球化对许多底层人产生的不利影响带来了较大的负担。

与此同时，它降低了政府处理问题的能力；在为公司和个人提供低税收的国家间，全球化开启了一场彻底的竞争。如果这还不够糟糕，那么富裕的人们和公司还会利用全球化来避税，即使是那些以拥有强烈责任感为荣的优秀公民企业也无法抗拒。

像苹果这样聪明的企业可以避免数十亿美元的税收。未能阻止利用全球化避税本身就是全球化管理不善的体现，也是全球化规则背后权力关系的一个例证。达成限制全球化避税的国际协定不比达成国际贸易协定更困难。

由于全球贸易协定符合公司的利益，所以我们达成了这些协定；由于避税符合跨国公司的利益，所以我们没能达成限制避税的协定。在美国，公司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的5%下降到今天的2%。

即使面临所有这些制约因素，即使全球化规则还不够理想，全球化也应该能被管理得更好，尤其是发达国家应承担起管理全球化的责任。

本可以用防止大部分人受到全球化不利影响的方式来管理全球化，这些方式可能会同时带来更多的经济增长、稳定和平等。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国）都没有这样做，并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全球化的规则被“扭曲”了。

关于作者：约瑟夫·E. 斯蒂格利茨，全球最尖端的经济学家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