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信仰抑或科学?——基于科学方法论的解读

来源：《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作者：赵磊 赵晓磊

原贴：http://marx.cssn.cn/mkszy/mkszy_tt/201905/t20190530_4909815.shtml

　　作者简介:赵磊,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常务副主编,教授。四川 成都 610074;赵晓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商学院学生。美国 菲尼克斯 85281

　　原发信息:《经济纵横》(长春)2018年第20189期 第9-17页

　　内容提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人,在方法论上都堂而皇之地以此作为“科学”的依据:只有能够处理样本数据的数学模型才能称为科学。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理论才有资格进入科学的范畴?本文从科学的基本特征出发,讨论了四个问题:其一,科学与实证的关系;其二,科学与理性的关系;其三,科学实证异化为狭隘实证;其四,狭隘实证的哲学根源。由此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检验马克思主义的实证方法,并不是几个数学模型,而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换言之,最有效的实证并不是用几个样本数据的统计检验就可以做到,而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实践检验。以此判断,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种科学。因此,破除经济学对数学模型的迷信,回归马克思主义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本质要求,不仅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The person who denies Marxism usually has a high-sounding “scientific” reason in methodology:only mathematical models that can process sample data can be called science.This leads to a question:what kind of theory is eligible to enter the realm of science? Starting from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this paper discusses four issues:firs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positivism; secon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rationality; third,scientific positivism alienation into narrow positivism; and fourth,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narrow positivism.The basic conclusion drawn is that the positivism method of testing Marxism is not a few mathematical models,but a practical activity of human society.In other words,the most effective evidence is not done by statistical testing of several sample data,but by a practical test of human social history.Judging from this,Marxism is not only a belief,but also a science.Therefore,breaking the superstition of economics on mathematical models,returning to the standard of Marxism testing truth with practice,this not only has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but also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实证/理性/Marxism/Science/Methodology/Positivism/Rationality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自信。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毫无自信可言,又何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众所周知,一段时期以来,质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把马克思主义仅仅视为一种信仰,成为部分学者间的流行看法。这种看法主要来自两个责难:一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是100多年前的理论,已经落后于时代;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意识形态,因而缺乏科学性。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当然要与时俱进,但某种理论科学与否,不能用“年龄”大小来衡量。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比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要早72年,比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要早90年,可现代经济学并未因此断言《国富论》已经过时,教科书至今仍把它作为经典著作。真理与谬误不是以“年龄”大小来鉴别,不是说越时尚就越是真理。因此,用“100多年前的理论”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十分荒谬,不值一驳。①

　　在上述责难背后,其实隐含着方法论的三个向度:一是以“意识形态”的罪名抹杀社会科学具有阶级性,进而抹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种做法虽然属于“老套路”,却仍然不断被重复使用。二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即指责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的人,大多并没有读过马克思主义原著,甚至连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都没认真读过。三是别有用心。某些人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名,干着阉割、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事情,其逻辑背后的真实目的已经远远超出了学术范畴。我们注意到,这三个向度都堂而皇之地以此作为“科学”的依据:只有能够处理样本数据的数学模型才能称为科学,其他的理论都不是科学。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理论才属于科学的范畴?基于此,本文着重讨论以下四个问题:一是科学与实证的关系;二是科学与理性的关系;三是科学实证异化为狭隘实证;四是狭隘实证的哲学根源。

　　二、科学与实证的关系

　　科学首先是一种理论,一种理论体系——这就是科学的基本样态。科学既不是天外来客,也不是自古就有的永恒范畴。古代社会是神学的天下,没有科学的位置。虽然古代也有零星的科学知识,如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都有过一些令人称道的科学发现,但那只能说是一些科学的萌芽,还不是系统化、理论化的科学体系,而系统的科学是近代以后才形成的。任何科学都有其自身的理论体系,但并不是所有的理论都是科学。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提出了科学的五个标准,即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有效性。他认为,这五个标准“是评价一个理论是否充分的标准准则……当科学家必须在已有理论与后起竞争者之间进行选择时,这五种特征具有关键作用”。[1]天文学家霍金把科学的标准简化为两个:一是能否客观描述事实;二是能否准确预测未来。他认为,就理论而言,“如果它满足以下两个要求,就算是好的理论:它必须在只包含一些任意元素的一个模型的基础上,准确地描述大批的观测,并对未来观测的结果作出确定的预言。”[2]虽然“库恩标准”在学界有着广泛影响,但我们认为,“库恩标准”仍是科学的“外在”衡量标准。科学的“内在”衡量标准是方法,正是由于方法的不同,才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别开来。

　　虽然常说“科学不同于神学”,但其实二者还是有着相同之处:不论是科学还是神学,它们都是一种信念。既然是信念,当然就需要提供“理由”,也就是凭什么相信它。问题是,虽然神学可以为上帝的信念提供“理由”,但却不能提供经验的证据。而科学作为一种信念则不一样,它能提供经验证据来验证自己的命题。这正是二者不同的地方。例如,有人说自己在祷告时“看见了上帝”,但这个说法无法得到经验证据的(可重复)证明,因为其他人在祷告时未必能“看见了上帝”。换言之,“看见了上帝”这个说法并非经验事实,所以不属于科学范畴,而属于神学范畴。科学则不然。例如,科学家说“玻璃没有石头硬”,这个说法能够得到经验证据的(可重复)检验,即任何人都可以用石头砸玻璃的实证来加以检验。这个检验是可重复的,任何人都可以证明玻璃到底能不能被石头砸碎,所以“玻璃没有石头硬”这个说法是科学的。

　　在这里笔者并没有贬低神学的意思,而是要说明:如果某种信念可以用经验证据来加以证明,那么这种信念就是科学,否则就是神学。这就是科学与神学的区别所在。有人说,物理学的尽头是数学,数学的尽头是哲学,哲学的尽头是神学,神学的尽头是外星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越是不能实证的学问,离科学就越远。换言之,神学与科学的区别可以这样描述:对于前者是“我理解,是因为我信仰”;对于后者则是“我信仰,是因为我理解”。所以,但凡不能实证的学问,只能归结为神学的范畴。比如有两个命题:一是存在决定意识;二是意识决定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说明,第一个命题是科学的本体论,第二个命题是神学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有科学依据,就在于人们可以用经验证据来加以确认。用学术语言表达:存在决定意识的本体论可以证伪,而意识决定存在的本体论却不能证伪(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法证伪)。证伪这个概念是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提出的用以衡量科学与非科学的基本原则。[3]波普尔攻击历史唯物主义的热情的确有些强词夺理,但他提出的这个证伪原则却包含着智慧的火花。所谓证伪并不是说某个命题一定就是伪科学,而是说某个命题在方法和手段上存在着被否定的可能性。例如存在决定意识这个本体论,不论是否接受,人们都可以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及历史学等科学手段进行验证(证实或反驳);意识决定存在这个本体论,即使有人说他能验证,那也只能是个人信念等之类的依据,人们并不能提供科学方法和手段来完成这种验证。

　　总之,科学与神学的不同不在于语言不同,不在于结论不同,不在于说话的人是谁,而在于方法论不同。科学的方法论之所以不同于神学的方法论,就在于科学的最终裁判不是权威,而是证据和逻辑。也就是说,科学的方法论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实证和理性。这里首先讨论科学方法论的第一个特征:实证。所谓实证就是“实际的证明,确凿的验证”。实证(positiv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肯定、明确、确切的意思。在方法论中,实证是指用实验观察来证实,或者说是拿出证据。实证可从两个维度考察:一是证实,即“证明其是事实”或“证明其是”;二是证伪,即“证明其不是事实”或“证明其否”。也就是说,实证包含着证实和证伪两种可能的结果。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4]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实证在科学方法中的重要地位:感性是实证的灵魂所在。感性是什么?从感官的角度而言,感性就是观察、经验、实验、实证。通俗讲,所谓实证就是“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其实,天文学之所以能够取得那么多的伟大成就,靠的就是观察——用各种各样的天文望远镜来观察。可以这样说,没有“仰望星空”的观察,就不会有天文学。比如现代天文学家计算出太阳的生命周期时间,靠的就是对其他恒星亮度、色彩的观察——越年轻的恒星色彩越蓝,越年老的恒星色彩越红。由此天文学家画出了“赫罗图”,进而以此推测太阳的寿命。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对于科学,为什么实证是不可或缺的特征呢?科学之所以如此看重实证,这与信念度有关。信念度是指对某个命题、某个看法的信任程度。科学和宗教都是信念,但由于“证据”不同,二者的信念度却大不相同。首先,证据会改变人们的信念度。16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洛克有一个看法,被称为“洛克定理”。这个定理表明:人们对于某个命题的信念度,是同这个命题的概然性相契合的(按照洛克的解释,概然性就是“多半为真”的意思)。基于证据的信念度才是持久和充分的,而非证据性因素却不能带来足够高的信念度。因此,提高信念度的方法就是获得更多的实证依据。[5]正是由于对信念度的诉求,决定了实证(即提供证据)在科学中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不可或缺。

　　对于实证的重要性,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ndliche]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6]马克思的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思维的“客观的真理性”,就是理论的科学性或理论的科学“含金量”。这里的“真理性”可以理解为科学性。二是理论是否科学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换言之,一种理论是否科学并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证的”问题。三是应该通过实证来证明某个理论的科学性。离开实证讨论理论是否符合现实,则纯粹是经验哲学的问题。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实证是科学的基本要求,或者是科学最基本的特征。

　　三、科学与理性的关系

　　科学方法一定是实证的方法,但实证只是科学方法的必要特征,并不是科学方法的唯一特征。在今天的经济学界,强调实证已经到了偏执的地步,以至于很多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对于思辨性的理论避之唯恐不及,对于“跑数据”的实证研究却乐此不疲。然而,科学不仅要能精确刻画现象,还必须能够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联系。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7]要找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关系,必须借助理性分析。只有在实证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分析,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把握住事物内部的本质关系。因此,如果科学方法只能与实证之间划等号,别说容不下一点点“胡思乱想”,甚至连符合逻辑的想象力都不能允许的话,那么科学就不会有什么作为。所以,除了实证这个首要特征外,科学方法还具有另外一个基本特征:理性。

　　理性(reason;rationality)一词的本义是“计数”,源于希腊文词根——逻各斯。在方法论中,理性的含义是用逻辑来讲道理。逻辑则是有关思维的规律或法则。用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来思维和推理就是理性,反之则是不理性。也就是说,科学的思维和表达必须讲“道理”,不能仅仅靠感性、激情来想象和证明。这个“理”就是逻辑。由此可见,理性不仅是一种洞察力,也是一种想象力。用归纳和演绎来思考和推理,是理性的基本功。至于形式逻辑的三大定律——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是思维和表达必须遵守的“初级理性”,不得违背。总之,理性是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言说方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并且有着自己的证明方法。比如,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坚信“上帝是存在的”。他说:“我们的上帝,基督,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有感觉,这个感觉太真了!你还要什么东西证明?”[8]很遗憾,笔者试着祷告就没有感觉到上帝的存在,我相信很多人祷告也未必能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可见,如此证明“上帝的存在”并不属于科学范畴。[9]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一种方法“科学”而另一种方法“不科学”呢?科学的方法不是某人的主观诠释,而是能提供经验验证的逻辑推理。这种验证是可重复的,这种推理是理性的。总之,科学方法在本质上是实证和理性的,作为科学方法的结果,科学知识应当具有某种程度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客观性由实证来证明,必然性由理性来推论。

　　科学方法既然是实证的,那么就实证的诉求而言,科学方法在本质上就有着鲜明的唯物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10]“理性方法”就是讲道理,“感性材料”就是实证的经验证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句话不仅说明了“什么是科学”,而且很精辟地说明了科学方法的本质所在。科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能让多数人都信服的解释体系和话语体系。当然,科学暂时还没法解释的现象,未必就一定是荒谬的,只不过这些现象还不在科学的解释范围之内。其实,有很多后来被证明是科学的猜想,刚提出来时都有点“天方夜谭”,未被当作科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有过这样的遭遇。1915年之前,在广义相对论还未提出的时候,“空间和时间被认为是事件在其中发生的固定舞台,而它们不受在其中发生的事件的影响”;在广义相对论提出后,“空间和时间不仅去影响,而且被发生在宇宙中的每一件事所影响。”[11]从此以后,牛顿关于“绝对时间”的观点就被“时空是相关”的观点颠覆了(牛顿虽然认为空间是相对的,但他认为时间是绝对的,而且时空是互不相关的)。

　　爱因斯坦最初是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推导出相对论的。所谓思想实验就是在头脑中想象场景——其实就是理性地猜想。比如,他想象两个时钟以不同的速度运动,以此推断时间的变化;他想象某个人从屋顶坠落,以此推断空间的弯曲;等等。然而在没有实证之前,爱因斯坦思想实验的结论被视为巫术而遭到学界否定。直到1919年亚瑟·艾丁顿爵士在观察日食的时候,发现光线受到引力作用会发生弯曲,从而证实了“时空弯曲”,相对论才被承认是科学。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讲过一个故事:在20世纪20年代初,有一位记者问英国天文学家艾丁顿爵士:“听说世界上只有三个人能理解广义相对论,是不是这样的?”艾丁顿停了一下,然后回答:“我正在想这第三个人是谁?”同一个命题,科学界的态度差别之所以这么大,原因就在于:之前人们还没有找到验证这个命题的方法和手段,所以没有资格和底气把该命题归入科学;之后人们找到了验证这个命题的方法和手段,所以就能明确它的科学身份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爱因斯坦曾经用广义相对论推出,宇宙要么在膨胀,要么在收缩,总之不可能是静止的。但这个结论与当时的常识相抵触——受到观测科技水平的局限,当时的常识看法是宇宙是静止的。爱因斯坦不得不屈服于当时的常识,只好在自己的方程式里加了一个所谓宇宙常数,用来抵消宇宙的坍塌——爱因斯坦后来承认,这是他一生所犯的最大错误。[12]12年后,哈勃发现,因为发生了宇宙大爆炸,所以宇宙一直在膨胀。此后,“宇宙不是静止的”这个事实才被人们所接受。科学不是想象,但没有富有创造力的想象,绝不会有科学。当然,这种想象绝不是“胡思乱想”,而是合理的猜想,也就是理性。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13]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最初就是“想象”,瑞士天文学家兹威基关于恒星演变成中子星的理论最初也是“想象”,对当代天文学具有重大意义的黑洞理论最初也是“想象”。当然,这些“想象”都是符合逻辑的想象,直到这些“想象”被实验观察的实证所证实,现在已经成为科学常识了。

　　四、科学实证的异化

　　如果理论自信来源于科学自信,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又有什么科学依据呢?对于这个问题,基于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人们的回答并不相同。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很多人压根儿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主义,或者知道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或者知道一些被刻意歪曲后的马克思主义,或者看到有人在嘲笑马克思主义,于是断言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其实,不论持有什么观点,有一点应该是大家都必须遵循的共识:判断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果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基本逻辑都不甚了了,凭什么说它是科学还是不科学呢?有人动不动就说“马克思主义是教条”,如果连马克思主义“有几条”都不知道,又怎么断言马克思主义“是教条”呢?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依据,笔者不仅从基本原理的维度展开过讨论②,而且从方法论角度也进行过分析③。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展开。从科学的两个基本特征来衡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不仅有理性的逻辑支撑,更有实证的坚实基础。这里要强调的是: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性逻辑,不是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而是唯物论基础上的辩证逻辑。第二,检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方法,并不是几个数学模型,而是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换言之,最有效的实证并不是用几个样本数据的统计检验就可以做到,而是必须通过社会历史的实践检验。因此,破除经济学对数学模型的迷信,回归马克思主义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本质要求,不仅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更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此,这里着重讨论普遍存在于经济学界的有关实证的两个误区,正是这些误区把科学实证异化成为狭隘实证。

　　误区一:是不是必须有数学模型才是实证分析?笔者曾对一位采用非结构访谈法和入户调查④的论文作者说明:(1)非结构访谈法和入户调查也是实证方法。实证不是“我认为”,而是要拿出可以重复检验的证据。换言之,实证方法具有鲜明的经验特征。(2)实证方法最初源于自然科学。在自然科学中,实证方法就是观察和试验。比如天文学的“仰望星空”,物理学和化学的各种实验,这些观察和实验就是实证。因此,可以把实证方法通俗地称为“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3)到了19世纪,实证方法也逐渐影响到社会科学,形成了一股实证主义思潮。比如人类学中的田野调查、社会学中的社会调查、经济学中的计量回归等,这些方法都是实证方法。(4)由此可见,经济学中的计量模型仅仅是实证方法中的一个手段,有没有数学模型并不是实证的唯一标准。数学模型只是填充实证材料(样本数据)的载体,只是处理实证材料的工具,并不是实证方法本身。(5)其实,很多有数学模型的推论并不是实证的,而是理性的。比如数理经济学中的很多模型,那只是某些抽象理论的演绎,与实证无关。

　　必须指出,把数学模型作为实证分析的唯一标准,在经济学界非常流行,这也是某些人否认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基本理由。其实,在经济学中,实证方法有着丰富的内容,除了现在流行的数理实证研究外,还包括观察法、实验法、比较分析、问卷调查、访谈法、个案分析,等等。可见,并非仅仅有数学模型才是实证分析。顺便指出,中国计量经济学的前辈李子奈教授把实证分为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两类,他认为:“在实证经济学中又分为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现代西方宏观、微观经济学属于理论实证(Theoretical),而计量经济学则是经验实证(Empirical)。目前国内的许多文献中将‘实证’等同于‘经验’,凡是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的研究都被称为‘实证研究’,其实是不准确的,但已是约定俗成。”[14]在笔者看来,所谓理论实证不过是理性的另一个说法,实证和理性是科学方法的两个基本特征,把实证进一步分为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似无必要,反而容易引起混乱。

　　误区二:科学和实证是否需要追问“为什么”?对于《国有企业是两极分化的根源吗?》这一标题,有人认为并不妥当,理由是标题中不应出现原因或根源这类词汇,因为根源和原因不属于科学范畴,而是属于政府工作报告的范畴。换言之,在他看来,探索“为什么”(why)不是实证分析,而是价值判断,所以不是科学;只有探索“是什么”(what)才是实证分析,才是科学的本分。对于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不是导致两极分化的根源这一问题,可以讨论,但把原因与实证对立起来,把因果分析排除在科学范畴之外,这种做法说明,在我国经济学界,误读实证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众所周知,在面对研究对象时,任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至少要回答五个问号:第一,何事(what)?第二,何人(who)?第三,何时(when)?第四,何地(where)?第五,为何(why)?所谓为何(why)就是对因果关系的追问,而这种追问是一切科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首先,实证分析不仅要包括“是什么”,而且必须包括“为什么”。其次,科学不仅要知道“是什么”,更要知道“为什么”。最后,不探索“为什么”,科学还有什么意义?换言之,科学的性质就是要体现在追问“为什么”上。

　　美国和澳大利亚合拍的电影《黑客帝国2:重装上阵》,里面有句台词译成中文:“因果关系,谁都没办法逃脱,我们只能永远受它支配。我们唯一的希望和我们内心唯一的安宁,就是试图去理解它,理解‘为什么’。正是对‘为什么’的理解,把我们和他们区别开来,把你和我区别开来。‘为什么’是唯一真正的社会力量,没有它,你就全然无知。”请注意这句“‘为什么’是唯一真正的社会力量,没有它,你就全然无知”。因果关系之所以对于科学有着重要意义,这句话点到了要害。什么是“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果关系。遗憾的是,现在有人不仅否认因果关系,甚至连本质与现象的范畴都拒绝承认(波普尔甚至用了一个很轻蔑的说法——本质主义)。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5]所以,科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就是要追问“为什么”。

　　其实,追问“为什么”不仅是科学的本质,更是智能与本能的区别所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统计学和计算机科学教授,视觉、认知、学习与自主机器人中心主任朱松纯,在一篇讨论人工智能的文章中对“什么是智能”有过很到位的分析。他说:“我认为,智能系统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两个基本前提条件:第一,物理环境客观的现实与因果链条。这是外部物理环境给智能物种提供的、生活的边界条件。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智能的形式会是不一样的。任何智能的机器必须理解物理世界及其因果链条,适应这个世界。第二,智能物种与生俱来的任务与价值链条。这个任务是一个生物进化的‘刚需’。如个体的生存,要解决吃饭和安全问题,而物种的传承需要交配和社会活动。这些基本任务会衍生出大量的其他的‘任务’。动物的行为都是被各种任务驱动的。”[16]朱教授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其一,现实世界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是智能存在的第一个基本前提;其二,不断认识并适应现实世界的因果关系,是智能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的“刚需”。这个观点很接近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逻辑——存在决定意识。笔者不仅赞同朱教授的观点,而且进一步引申出一个结论:把握现实世界的因果关系,乃是智能的本质所在。遗憾的是,鄙视追问因果关系,把数学模型当作唯一的科学,以热衷于“跑数据”为能事,以至于科学实证异化为狭隘实证,已成为高校经济专业教育的主流趋势。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大学对青年成长成才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能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要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深化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和科学真理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认识,教育他们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世界、分析世界,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发展走向,认清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让学生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为学生成长成才打下科学思想基础。”[17]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我们难道不应该做出认真反思吗?

　　五、狭隘实证的哲学根源

　　科学实证异化为狭隘实证的哲学根源,可从两方面考察:一是在实证与理性关系上的唯心主义;二是否认客观规律的唯心主义。

　　先看第一个问题:实证与理性的关系。关于实证与理性的关系,尤其是理性是否可以完全独立于实证之外,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历史唯心主义往往认为,理性完全可以不依赖实证而存在。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Robert.Lucas)写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创新来源这一问题,认为创新来源于上天,因为想法(ideas)在天上飘,是人们的大脑捕获了这些想法,才产生了创新。对此,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鞠建东提出一个问题:“ideas真的在天上飘吗,我们怎么看不见呢?哈哈,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看不见不一定没有。我专门问过卢卡斯,‘ideas’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用完?他说:‘管他从哪里来的呢,将来万一用完了再说,反正so far so good(到现在为止,还不错)。’按照卢卡斯的说法,ideas不可能全部从物质世界中来,不可能全部从‘生产实际’中来。所谓创新是创造物质世界中没有的新产品,创新的源泉因而不可能完全基于物质世界,创新的源泉一定部分地来自于天上飘的ideas。”[18]

　　与卢卡斯的历史唯心主义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不是天外来客,不是精英“奉天承运”的结果,不是天才头脑里凭空捏造出来的东西;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只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9]那么为什么人们往往会将科学视为“天外来客”呢?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0]

　　需要注意的是,上面这段话清楚表明了马克思对实证与理性关系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叙述方法不同于研究方法的区别在于:第一,叙述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也就是逻辑演绎,这是理性的展开;研究方法则是从具体到抽象,也就是现象归纳,这是实证的过程。第二,研究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是对现象进行归纳,是实证的经验论,与叙述方法并不一样。由于叙述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是逻辑演绎的展开,因而叙述方法似乎是一种先验论。历史唯心主义正是拿叙述方法的这一特点来证明,观念或理论可以脱离实践(实证)而凭空产生(卢卡斯的“飘在天上的idea”)。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因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这些“材料”是不折不扣的经验存在,而并不是什么“先验的结构”。

　　如果说,实证的检验过程就是“看得见、听得到、摸得着”,那么理性分析所得到的“理念”则是“不可见的”,但可为思想所达至。换言之,实证能为肉眼所见,但“心目”却未必能够真正理解其中的“所以然”;而理性不为肉眼所见,但其中的“所以然”却可为“心目”所见。遗憾的是,在笃信狭隘实证的人看来,既然理性来源于上天,与实证没有什么关系,那么实证要做的就只能是可以为肉眼所见的检验而已。而不能为肉眼所见的因果分析,自然也就排除在实证之外了。

　　再看第二个问题:客观规律是否存在。在笔者看来,狭隘实证之所以要把因果关系排除在实证分析之外,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有着深刻的关联。在现代经济学看来,自然界尤其是人类社会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客观规律(即所谓不确定性)。因此,他们嘲笑马克思寻找人类社会经济规律的努力是徒劳的,是乌托邦的幻想。这种否定客观规律的所谓科学于今为烈,尤其是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在依赖于统计规律的计量回归方法的冲击下,对原理机制的严密的因果分析越来越淡出人们的视野。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所谓科学方法就是从大数据中提取相关性,科学似乎不再需要去证明和揭示因果规律,而只是去观察规律的表征。于是乎,理论的来源不再是科学关心的问题。

　　人类社会是否存在客观规律,这里暂且不论。然而在笔者看来,现代经济学否定客观规律的结论与他们自己的“学术追求”并不能自洽。以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为例。众所周知,计量经济学既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按照教科书的说法,计量经济学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数量关系和规律的一门经济科学”。[21]用计量经济学的专业术语表达计量的任务,就是要寻求总体回归函数。而什么是回归呢?回归最初是生物学概念,其意思是向平均值波动,后来被计量经济学作为核心概念,其含义是寻找平均值。所谓平均值就是规律或趋势。什么是函数?函数就是数学领域中的一种对应关系。在计量经济学中,函数要表达的是经济现象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其目的就是要揭示其中的因果关系,或者发现经济活动中的某种规律性。可见,承认客观规律是计量经济学的前提,而揭示客观规律是计量经济学的目的及任务之所在。既然如此,那么一边否认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一边又承认计量经济学是科学,这样的方法论连形式逻辑中的矛盾律都不遵守,又何来的科学性可言?

　　笔者之所以要着力澄清科学方法论的有关误区,其问题导向在于:由于未能正确把握科学方法论,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缺乏起码的了解,以至于在我国高校经济学专业,以下谬误居然成为广大师生的常识:一是把实证分析等同于计量分析;二是把计量分析等同于定量分析;三是把定性分析排除在实证分析之外;四是把因果分析等同于价值判断;五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规范分析。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所谓常识居然成为把马克思主义与实证分析对立起来的所谓科学的依据。

　　对于上述谬误,限于篇幅,本文最后强调以下几点:第一,实证分析并非只有计量分析,比如入户调查和访谈法等也是实证分析。第二,实证分析不仅是定量分析,也是定性分析。比如相关性分析中的正相关和负相关,“正”与“负”就是一种定性。第三,不能把定性分析等同于价值判断,因为定性往往包含着实证(实然)的内在要求。第四,客观存在因果关系并不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因而因果分析同样是实证分析的内容之一。比如格兰杰因果检验,虽然它只是统计学意义的因果分析,但毕竟是追问因果的一种实证工作。第五,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证特征,不仅可以用证伪的逻辑来加以检验,[22]而且更体现在贯穿于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唯物”逻辑之中。[23]第六,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信仰,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种科学。

　　注释:

　　①至于社会科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关系,参见赵磊:《政治经济学被颠覆了吗?》,载于《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1期。

　　②参见拙文:《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载于《学术月刊》2005年第4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误读》,载于《哲学研究》2006年第6期;《关于经济人假设的几个前沿问题》,载于《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马克思承诺的再证明》,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8期。

　　③参见拙文:《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吗—— 一个证伪主义的维度》,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的方法论逻辑》,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④一些专家认为作者采用的不是“实证方法”,并认为“实证方法”必须要有假设,必须建立数学模型。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实证方法”等于“假设加上数学模型”。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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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12]斯蒂芬·霍金.时间简史[M].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2002:17,44,193-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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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3-4.

　　[7]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63.

　　[8]杨小凯.我认识的基督教[J].天涯,2005(1):58-62+45.

　　[9]赵磊.如此证明上帝存在[J].天涯,2005(3):7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3.

　　[13]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86.

　　[14]李子奈,齐良龙.关于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2010(2):69-83+221-222.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3.

　　[16]朱松纯.浅谈人工智能的现状、任务、构架与统一[EB/OL].[2017-11-04].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

　　[17]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8-05-03].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503/c1024-29961468.html.

　　[18]鞠建东.世界正在迎接一万年以来的大变局[EB/OL].[2017-10-13].财新网.

　　[1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23.

　　[21]庞皓,主编.计量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4.

　　[22]赵磊.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吗?——一个证伪主义的维度[J].当代经济研究,2011(2):32-38.

    （本文刊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