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的另一种叙事

印度外长苏杰生（S. Jaishankar）近日频频出现在印度相关的新闻上，发表了不少涉及中印关系的言论。对于苏杰生这个人，我一直以来都相当关注。首先，苏杰生可算是印度官方少有的“知华派”，是有史以来任期最长的印度驻华大使，在任期上解决过当时中印之间的两场危机。

第一场危机是2012年新版中国护照上的中国地图涉及了中印争议领土，用印度方面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护照上的水印覆盖了印度境内的省份，试图宣示主权”。印度国内关于要不要接受中国护照入境印度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正是苏杰生对此拍板——接受！但要进行反制！具体的反制方法是在印度的贴纸签证上加上印度自己的官方地图。所以假如你用2012年之后新版中国护照申请过印度贴纸签证，护照上会有一对相互抵牾的地图。不过再后来印度推出了电子签证，这个事情似乎便不了了之了。

▲中国护照上的地图水印，被印度视为侵犯“主权”

第二场危机是2013年中印在阿克赛钦的德普桑平原（Depsang）发生对峙，起因不明——按照我们官方的说辞是因为双方对“实控线”的理解不同，事实上更可能是我方对印度在楚鲁松杰凸出部楚马要塞（Chumar）附近搭建棚屋这一举动的异地反制。当时距离李克强总理计划访印仅三周时间，苏杰生在与中方谈判时相当强硬——如果不结束对峙就取消中国总理访印计划。苏杰生的态度大大加速了双方达成协议并脱离接触的速度——印度答应拆除楚马要塞的棚屋，而我方答应撤出德普桑平原，没有影响到后来的总理访印。

其次，苏杰生对印度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无人能及。他卸任印度驻华大使之后，又担任了印度驻美大使，先后担任过驻华和驻美大使的履历，使得他在如今的中美印三国博弈中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有人觉得苏杰生能够当上莫迪政府的外交部长只是因为他善于逢迎拍马，充当了莫迪的喉舌、执行了莫迪的意志，我觉得这恐怕是在拿中国官场的风气揣度人家。就我了解到的信息来看，苏杰生的外交风格和政治理念在莫迪上任前后始终如一，与其说“迎合”，倒不如说是这两人自信强硬的作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一拍即合；外交从来不是莫迪擅长的领域，在外交政策方面莫迪受苏杰生的影响或许更大于苏杰生受莫迪影响。有理由相信，印度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苏杰生制定并决策的。

因此，研究和分析苏杰生的想法、观点，对于研究中印关系有着重大的意义，可以探知中印关系问题的另一种叙事，理解印度某些政策的制定思路和动机，从而对印度的对华政策进行某种程度上的预判。

话说今年年初苏杰生高调地出了一本新书，叫做《婆罗多为什么重要》（Why Bharat Matters）。接受新书发行的专访时，他谈到了一些关于印度对华政策的问题——

“我是这样提出这个问题的，如果你看一下我们过去75年来的外交政策，它们对中国既有现实主义的倾向，也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非现实主义的倾向。从第一天起，尼赫鲁和萨达尔·帕特尔就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分歧。”

“即使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席位的问题上，我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占据这个席位，这是一场不同的辩论，但如果说我们应该首先让中国——中国的利益应该放在首位，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说法。”

“我不认为我们总是输，但在不同的时间点，当我们谈论过去的部分时，今天会很难理解，《潘查希拉协议》就是另一个这样的例子。”

“我主张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与中国打交道，我觉得从萨达尔·帕特尔到纳伦德拉·莫迪都是这种现实主义。我认为这种现实主义倾向应该允许我们采取一些方法。”

苏杰生出版新书以及相关访谈内容被国内媒体大量转载，但这些媒体大都只是粘贴复制了原话，而未对其进行相关的解读。事实上这段访谈涉及到大量相关历史，在缺乏背景知识的情况下恐怕会看得一头雾水，比方说——

萨达尔·帕特尔是谁？

理想主义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又是什么样的？

“中国的利益应该放在首位”从何谈起？

《潘查希拉协议》又是怎么回事儿？

我看到苏杰生这段访谈的时候，刚好读了关于帕特尔对华政策的一些文献资料，当时就打算写文章展开聊一聊。正准备着手写的时候，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这段访谈内容必然与苏杰生的新书高度相关，在仅仅读了一篇碎片化访谈新闻的情况下就进行解读，未免有些不负责任。于是我找来了《婆罗多为什么重要》的电子版，把关于中国的第8章认认真真看完，终于觉得可以来写这篇文章了。

▲通过苏杰生的新书，可以窥见当下印度政府的许多想法

▲整个第8章都在谈中印关系

说起萨达尔·帕特尔其人，估计问十个中国人有十个不知道。一般的中国人只听过甘地、尼赫鲁的大名，对印度独立运动期间的其他领导人一无所知——当然这很正常，就好像大部分外国人不会知道朱德、聂荣臻这些功勋彪炳的开国将领。

甘地、尼赫鲁、帕特尔可算是印度独立时期的国大党最高层铁三角，假如拿新中国开国元勋来类比，尼赫鲁可算是周恩来，而帕特尔至少跟刘少奇是一个重量级的。帕特尔的原名叫瓦拉巴伊·帕特尔（Vallabhbhai Jhaverbhai Patel），印度人更习惯叫他“萨达尔”（Sadar）——“萨达尔”是甘地见识了他的强硬领导力之后御赐的诨名，意思是“酋长、头人”，从这个江湖诨名就能看出此人的雷厉风行的作风。

▲左起：尼赫鲁、甘地、帕特尔

帕特尔在印度独立运动中起到的作用，可能仅次于甘地——可以说没有甘地就没有独立的印度，没有帕特尔就没有统一的印度，印度可能会比现在更加散装。如果不是因为甘地为了避免国大党的分裂、指定了更为世俗主义的尼赫鲁，原本帕特尔才该是国大党主席、第一任印度总理的人选……如此重要一个人为啥在印度以外毫无存在感呢？因为他生得早也死得早——1875年出生，1950年就去世了。

尼赫鲁之所以能在当时的印度政坛独领风骚十多年，一方面是因为甘地、帕特尔、钱德拉·鲍斯等重量级人物后继无人，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尼赫鲁是个极具个人魅力的偶像型政客——要不然蒙巴顿夫人也不会对他青眼有加（据信末代印度总督蒙巴顿的夫人与尼赫鲁之间有绯闻）。他对自己在“道德”上的标榜，迎合了那个时代印度人民对于罗摩式“明君”的幻想；他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也确实能够增添其个人魅力。

但问题在于，尼赫鲁是个刚愎自用、极具投机色彩的理想主义者，其野心或者说“政治抱负”远大于其实际能力，许多决策都具有见风使舵、得便宜卖乖的投机色彩。印巴之所以会分治，尼赫鲁刚愎自用的性格需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印度独立后经济发展迟缓，尼赫鲁的费边社会主义理想也难辞其咎；更不用说他在中印边境问题上的冒进误判……著名的“不结盟运动”正是这种刚愎自用与投机主义相结合的完美体现，既当婊子又立牌坊，试图以最低成本谋求利益最大化。

印人党取代国大党执政后，开始了一场重新构建舆论以乃至历史观的宣传运动，其中一个宣传重点便是将代表国大党形象的尼赫鲁拉下神坛，于是尼赫鲁在国大党时代很少被提及的种种黑历史被挖了出来并大肆宣传，莫迪政府甚至还把尼赫鲁纪念博物馆改名为了总理博物馆，以此来打击国大党的威望。

踩一个的同时自然得要捧一个，与尼赫鲁相对立、有着印度教民族主义倾向、政治风格强硬的“酋长”帕特尔成为了莫迪政府用于政治宣传的不二人选。帕特尔刚好还是莫迪的古吉拉特老乡，于是前些年莫迪政府斥巨资在古吉拉特修建了一座182米高的帕特尔塑像，名为“团结塑像”（Statue of Unity），是全世界第一高的塑像，自由女神像的火炬只到帕特尔塑像的膝盖。

帕特尔何德何能，竟被打造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塑像？——他最大的成就在于整合了独立后的印度联邦。

▲世界第一高的帕特尔塑像

▲帕特尔塑像与其他世界知名塑像的对比，第二个是中原大佛

英国离开印度次大陆的时候，英属印度内部有565个拥有自治权的土邦。按照英国一开始的设想，英国退出印度之后，这些土邦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印度还是巴基斯坦，或者独立。印度国大党当时立场强硬而明确：土邦没资格独立，必须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二选一。尼赫鲁充分展现了他的傲慢以及刚愎自用，他对土邦主进行了武力威胁：你们这些小土邦没有一个打得过我大印度，谁要是敢独立就会被视为印度的敌国！

大家看看尼赫鲁这油盐不进的口气，应该就能想象到为啥他才是把印巴搞分治的罪魁祸首。很多事情吧，不给人家点脸面、不让人家找个台阶下，光靠大棒是搞不定的；假如当时由着尼赫鲁的性子办这事儿，印度说不定会被一场内战打得四分五裂。幸亏当时负责处理整合印度各土邦的是帕特尔，他的方式就要务实得多，“大棒加胡萝卜”恩威并重，更多地通过“利诱”而非“威逼”，给那些土邦主画了很多大饼——比方说答应保证他们的各种特权，把加入印度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让他们土邦主感到即便名义上加入了印度，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事实独立”……最牛逼的是，帕特尔在那个年代就搞出了如今很流行的“早鸟价”概念——签订加入协议要趁早啊！越早签协议给的条件越好，你要是犹豫不决就拿不到这么好的价码了……不得不承认，印度人在讨价还价这件事上真的是一把好手。在帕特尔的一顿忽悠下，许多摇摆不定的土邦主老老实实加入了印度；个别不肯定加入的刺儿头则被拿来“杀鸡儆猴”。

我这里还是得要更正许多人的一个误解——虽然印巴分治的根源在于英国为了便于自己统治对印度的不同族群实行分而治之的管理思路，导致了各民族宗教自我认同意识的觉醒。但英国人当时有足够的手段和威望统御不同族群，从某种意义上讲，英国人要比印度人高出一个维度，对印度属于一种“降维管理”，相当于老师管学生。印巴之所以最后搞得分家，恰恰是因为英国退出后，变成了学生管学生，维度优势消失，印度人自己没有能力统治一个内部宗教分化的“大印度”——尼赫鲁自以为国大党能够取代大英帝国，结果他的傲慢激怒了穆斯林联盟，令印巴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

英国在印度次大陆深耕了那么多年，从感情上来讲非常不愿意看到印巴分治，可是分治已成定局他们也没办法。当时主持印巴分治的蒙巴顿勋爵特别不爽闹独立的穆斯林联盟，和帕特尔在厌恶穆斯林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并且他们都认为印巴分治只是暂时，早晚要重归统一。于是他们在制定分治方案时倾向于让更多土邦现在就加入印度，在实际操作层面堵死了土邦独立这条路，以降低今后印巴重归统一难度。因此那时候有几个本想独立或者加入巴基斯坦的土邦最终都不情愿地、甚至被迫并入了印度——如拉贾斯坦、朱纳格特、海得拉巴。也正是这种袒护印度、不允许土邦选择独立的做法，令克什米尔进退两难，导致了延续至今的克什米尔冲突。

可以说，在蒙巴顿和帕特尔的相互配合下，独立后的印度才有了现在的领土规模。在印度独立初期，帕特尔与尼赫鲁有着明确的分工——尼赫鲁作为总理、外交部长专注于维护国内不同宗教民族之间的和谐、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进行工业规划建设，帕特尔作为副总理、内政部长、信息和广播部长、邦务部长则主要负责印度联邦的整合、建立和维护现代化的国家行政服务体系、构建不同党派之间的共识。

帕特尔是个干实事的人，他对印度国内乃至国际地缘政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也就造成了他对于很多政策和事务的观点跟尼赫鲁南辕北辙——两人最大的分歧之一莫过于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尼赫鲁信奉费边社会主义，在立场上亲苏亲共；而帕特尔具有鲜明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非但不信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甚至还有些敌视。

印度由于曾经被殖民的历史，虽然脱胎于英联邦殖民地，同时却又对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存在敌视心态。尼赫鲁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才是抵挡帝国主义的盾牌，他相信印度和中国作为两个脱离了帝国主义影响的新兴亚洲国家，完全可以使用一套全新的外交逻辑打交道。帕特尔却认为当时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了另一种帝国主义，有着强烈的扩张野心——因此帕特尔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认定，新中国“必定”不会友好对待周边非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在解决了内政问题之后，就会像苏联那样大搞扩张，侵犯周围的国家。

按照正常的剧情发展，帕特尔跟尼赫鲁的分歧如此之大，失去了甘地的制衡之后，两个人势必反目成仇——事实上当时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他们在海德拉巴、克什米尔、西蔵等地缘政治问题上都存在冲突，在印度总统的人选上各执己见……1950年12月，在给尼赫鲁上书要在边境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强硬政策之后仅仅一个月，帕特尔心脏病发作逝世，从此再也没人能能够制衡尼赫鲁的 “理想主义”，任由尼赫鲁后来把印度带到了沟里。

（限于篇幅，关于帕特尔其人的生平就不再继续展开了。更多内容可以阅读梵华居士的这篇《印度的铁腕开国元勋——帕特尔》）

站在我们中国的立场，尼赫鲁的“理想主义”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他对中国的友好态度极大改善了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国际环境，是当时少数的友华声音；而另一方面，他在中印边境问题上极具投机色彩的冒进政策，逼得中印之间爆发了1962年的战事。

读了苏杰生的新书，会发现从尼赫鲁时代开始，中印两国对中印关系和中印边境问题就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叙事。中国方面的叙事由于涉及到许多讳莫如深的历史，简单到没有前因也没有后果，通常只会提到：由于印度收容包庇西蔵政教集团叛乱分子，侵略我国藏南地区，因此我们在1962年打了一场自卫反击战，为中印边境赢得了半个世纪的和……相比之下印度方面的叙事不但复杂得多，而且颇有些出人意料。

我直接跟大家说结论吧——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在中印关系的问题上，印度一直以新中国的“大恩人”自居。

其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大陆和台湾两个政权，印度是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我们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是那会儿除了苏联阵营外唯一一个支持新中国政权取代国民党政权获得联合国席位的国家。其二，1950年新中国解放西蔵的过程中，印度认为自己当时完全可以给旧西蔵封建政教势力更有力的支持、给解放西蔵设置更多的障碍，但他们没有那么做。其三，印度觉得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是印度牺牲了自己入常的机会为中国争取来的。

我下面来跟大家解释分析一下这几个说法。第一个说法基本上没太大问题，印度确实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但印度之所以这样做事实上有着两方面的考虑。

首先，印度刚刚从英国殖民地独立，特别需要强调自己在国际事务上的独立性。是否承认北京的新中国政权，在当时也算是国际社会的一件大事儿。假如跟在英美等大国后面承认新中国，难免给人一种唯英美马首是瞻的感觉；印度断定国际社会没有办法忽视新中国的建立，率先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他就成了那个“班级里面第一位举手的同学”，彰显了自己在国际事务上的独立与果断。

其次，作为一个与中国接壤的邻国，印度比许多国家都要更加关注中国的政权交替，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他们当时在西蔵地区的利益。尼赫鲁认为，国民党退出大陆已成定局，尽早承认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新中国交好，有利于掌握与中国之间外交的主动权、维护自己在西蔵地区的利益。

那么印度当时在西蔵地区究竟有哪些利益呢？这正是我们的历史叙事中讳莫如深的部分……

简单来讲，印度在西蔵主要有贸易和地缘政治两方面的利益——贸易方面的利益主要是跨喜马拉雅地区的商贸活动，英属印度历史上数次入侵西蔵，大部分都是围绕着贸易特许权的诉求。而地缘政治方面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对西蔵领土的野心以及对西蔵政治的介入能力——由于印度接壤中国西部的边界从未划定，无论是英属印度还是独立后的印度，都更愿意在喜马拉雅的另一边面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封建神权土邦而非中国这样的大国。假如印度能够绕开中国政府直接与西蔵地方政府接触，将有机会达成某些更有利的边界协议或者边境政策，也更便于自己在当地植入影响力。

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期间，一方面西蔵属于中华民国宪法框架下的主权领土，但另一方面民国政府迫于时势只在西蔵地区行使了有限的主权，西蔵地方政府在外交和贸易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无论英属印度还是独立后的印度，他们对西蔵的政策都很明确：一个政治地位处于模糊状态的西蔵最符合自己的利益，最好是既不要让西蔵独立，也不要让中国在西蔵行使完整的主权。不过呢，至少对英国政府来说，西蔵方面的利益，绝对是排在与中国中央政府关系之后的，所以英国在涉蔵事务中有一条基本底线——无论干啥，都要避免激怒中国、避免与中国为敌。

印度在独立之初，基本上继承了英国的涉蔵政策——在避免与中国对抗的前提下，最小限度地帮助西蔵保持“现状”——比方说不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但可以出售武器。然而，印度并没能完全理解英属印度涉边、涉蔵政策的制定原则，尼赫鲁后来的失败，正是因为他从1959年开始违背了英国之前的底线。

1950年前后，印度做出了这样一种预判——在结束了长期内忧外患之后，新中国政府恢复对西蔵行使完整的主权只是早晚的事情。但他们对于“多早”或“多晚”却做出了误判——首任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M. Panikkar）在1949年的时候还认为，由于西蔵恶劣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新中国想要将军事力量推进到拉萨至少得花十年。

结果1950年10月的昌都战役一锤定音，半年后西蔵就和平解放了。此前，西蔵地方政府曾经要求印度提供迫击炮、轻机枪等武器弹药，以及相关的军事训练部署指导；印度方面拖拖拉拉，除了常驻江孜为蔵军提供训练的代表外，直到西蔵都已经解放了还没把武器运过去，对于军事援助的要求则直接拒绝了。当时萨尔瓦多曾在联合国上提出过一个所谓的“西蔵议案”，印度也没有表示支持，仅仅通过外交渠道对中国表达了质问和抗议。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曾经暗示，假如新中国继续解放西蔵的军事行动，那么可能就要重新考虑支持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事宜……然而随着西蔵方面接受了《十七条协议》，印度很快便接受了这一现实，承认了中国对西蔵的主权。

从这些情况来看，印度对于阻挠中国解放西蔵一事，确实并不怎么积极——他们当时既没有能力在克什米尔之外开辟另一片战争泥潭，也不愿意与新中国为敌……然而在后来的叙事中，印度将自己的“消极不作为”当作了“成人之美”，搞得好像中国在解放西蔵的事情上欠了他们人情一样。

在这样一种“有恩于中国”的认知下，印度觉得自己理所应当继承并扩大在西蔵的利益，这些利益同样涵盖了商贸和地缘政治两方面。

1952年2月，印度政府向中国递交了一份《关于印度在西蔵利益现状》的备忘录，递交备忘录的意思很明确——我们印度对新中国够意思吧？中国顺利收复西蔵之后总该投桃报李吧？周总理表示既然中印关系这么友好，大家一切都可以谈。于是两国经过商议谈判，在1954年签订了《潘查希拉协议》，中文全称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蔵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潘查希拉”（Pancha Shila或Panchsheel）是一个源自于古印度的佛教词汇，本意是“五大戒律”，后来被引申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内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周恩来在1953年会见印度代表团时候首先提出的，不但被写在了中印协议的开头，后来又在万隆会议上由周恩来和尼赫鲁共同提出并倡导。

《潘查希拉协议》约定了中印双方的商务特权、通关通商便利等事宜，很多事情上都依照了从前的传统惯例。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中国和印度之间关于西蔵地位问题第一次完全有效的一份法律文件，双方签署协议基于了这样一个共识：自1908年西蔵贸易协定以来，西蔵便是“中国的西蔵地区”，完全不再纠结于1914年无效的《西姆拉条约》中关于“宗主权”（Suzerainty）或“自治”（Autonomy）的扯皮。

这一协议对中印两国而言是极大的双赢——大家想象一个不必花费巨额军费设防、人员可以按照传统习惯进行贸易往来的中印边境。在协议框架下，中印边境的管理相当松散，甚至不需要护照就可以自由往来，类似于现在印度和尼泊尔之间的开放边境；中印边境有很多游牧民，历来习惯了不同季节生活在边境两侧不同的定居点——夏天在高海拔的西蔵一侧放牧，冬天则在低海拔的印度一侧做贸易，甚至同时向两边的地方政府纳税（对西蔵的宗本纳牲口税，对印度的土邦纳房屋税）——对他们而言，生活似乎一切照旧。

《潘查希拉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中印的领土争议问题——在某些争议地区甚至还开设了边贸市场，这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然而更大的冲突对立却在悄然酝酿。

尽管中印领土争议是英国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有某些地区的争议也确实是英国政府单方面制造出来的（比如达旺地区）。但实事求是地说，英国政府当时派了很多官员到边境进行了实地考察和测绘，综合考虑了当地的各种实际情况，在划界问题上进退有据，愿意谈判和妥协。比方说在中印边境的东段，英国政府认真考虑过修改麦克马洪线、放弃对达旺的主张；而在西段，英国更是多次修正过划界方案，在1899年正式否定了颇为激进的“约翰逊线”，放弃了对阿克赛钦部分地区的主张。事实上我们官方目前对中印边境西段的划界，有很多情况复杂的地方都是参考了英属印度时期的英国人主张的边界（比如波林三多、典角等地区）。

可以说，英国虽然是老流氓搅屎棍，但也算是盗亦有道，人家是有理性、有脑子的坏，知道“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道理。对此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靠近恒河源头的波林三多地区（还包括葱莎、桑等地区，印称Nelang、Jadhang），英属印度政府在1935年前后曾经跟西蔵阿里札布让宗的宗本政府有过划界谈判。由于当地存在一些自古以来就模糊不清的地带，英国政府总体上倾向于向拉萨当局妥协，以免激怒背后的中国政府。为了实现这种妥协，他们甚至设想过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案：把与西蔵接壤的特里-加瓦尔土邦（Tehri Garhwal）主张的领土划给西蔵以满足其主张，再另外从英属印度的直辖领土中割让一块给特里-加瓦尔土邦作为补偿——不得不承认，玩平衡术这件事上，英国人还是有点专业素养的。

▲波林三多争议地区，大部分都是后来被印度侵占的（制图：梦回糊涂）

印度独立之后，“盗亦有道”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强盗逻辑”。

尼赫鲁抛弃了过去英属印度在划界问题上妥协、顾全大局的思路，不知进退不加辨别地在整个中印边境都采取了最激进、最理想化的划界主张。这些主张一来大都缺乏现实依据和法理依据，一味在故纸堆乃至神话传说中寻找古老的“证明”，试图将其认定为“既定事实”；二来印度人自己从来都没有派人涉足过他们在地图上主张的某些所谓“领土”，就连中国在阿克赛钦地区修通了新藏公路都后知后觉；三来尼赫鲁单方面划定了中印边界后完全不允许中国提出修改意见，拒绝进行任何谈判，蛮横无理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正是这样的态度，导致了1962年的战争，也导致了中印边境争议迄今都未能解决。（详见《一文搞懂中印边界问题的前世今生》）

尼赫鲁之所以这么轴，一方面他受到了议会内部的巨大压力，无法独排众议做出让步妥协，必须死鸭子嘴硬一条道走到黑；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印度一直都以新中国的“恩人”自居——整个西蔵都让你顺利收复了，我在边境上占你点便宜咋了？

而且吧，印度在划界问题上还有一套歪理：由于地处低海拔平原，印度长期以来都强调自己处于“防守弱势”，地理上按照山脊线来划界的“公平”方案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公平”，他们永远要求更多的领土作为所谓“缓冲区”，所以老觉得自己应该理直气壮地多拿多占，恨不得把缓冲区推进到雅鲁藏布流域。

在边境问题上的蛮横，从某种角度来看，正是尼赫鲁理想主义的体现——他之所以敢于在边境上步步蚕食中国的领土，是因为他对中印关系有一种理想化的预期；哪怕1959年在西蔵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底线之后，尼赫鲁依然认定中国不可能越过喜马拉雅进行反击……后来的现实重重地挫败了他的理想主义，搞得他郁郁而终。

虽说中印边境争议无法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完全在于印度，然而大部分印度人却都深陷在自己的叙事中无法自拔——在印度方面的叙事中，他们对中国领土的蚕食只是在“收复无可争议的领土”，而中国的反击倒是成了“入侵”……1962年战争爆发后，他们觉得自己被中国“背叛”了，他们深信自己是“遭到侵略的受害者”——说好的“中印兄弟一家亲”呢？（此为印度当时对中印关系的宣传口号Hindi Chini Bhai Bhai）说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呢？于是乎，与中国签订《潘查希拉协议》在印度看来成了自己最大的失误——一来当初真不该承认中国对西蔵的主权，二来仿佛中国签这个协议的目的，纯粹是为了麻痹和欺骗印度，最后背刺了印度。

其实这种叙事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一方面1962年解放军达成战略目标之后迅速撤回到了1959年实控线之后，另一方面中国在跟其他比印度更弱小的邻国解决划界问题时，都展现出了极大的妥协和让步——比方说在与缅甸划界时，基本遵照了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而在与巴基斯坦划界时，甚至悍然割让了罕萨（Hunza，也叫洪扎）！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巴基斯坦的罕萨才是真正的“中国故土”，曾是新疆喀什噶尔的附庸，从未被英属印度或克什米尔土邦吞并，结果1963年我们自己将罕萨拱手送给了巴基斯坦——因为中国在当时与邻国划定边界的基本原则是“尊重现状”，轻而易举就解决了可能比中印边境更复杂的中巴边境争议。

▲中国跟缅甸划界时，划给缅甸的比麦线的主张要更多。黄色区域的领土，其实都是在麦线中国一侧的，而现在成为了缅甸领土。（制图：梦回糊涂）

▲原来的克什米尔土邦，并不包括现在的巴控克什米尔北部罕萨等地

▲中巴边界与原来清朝疆界相比，有较大让步。图中上色地区原来都属于中国或中国的附属，如今只有克勒青在我国境内（制图：梦回糊涂）

然而印度对中国的诚意视而不见，死钻牛角尖认定自己被坑了。1962年战争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爆发之后，曾经警告尼赫鲁防备中国的帕特尔，顿时被“封神”。

帕特尔真有那么神吗？——并没有。事实上帕特尔的警告大部分都是充满敌意的误判——

他认为中国比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危险十倍；

他认为中国存在“领土收复主义”和“共产帝国主义”；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会联合印度共产党给印度制造内乱；

他认为中国对缅甸以及周边其他国家存在明确的野心与目标……

帕特尔“认为”的事情，显然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然而这些在方方面面都要防范中国的主张，正是苏杰生所谓的、莫迪政府所奉行的“现实主义”。目前莫迪政府反华排华的行为，似乎也确实在不遗余力地贯彻帕特尔的精神——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

所以大家看，解读苏杰生的言论是多么的有必要。假如不了解帕特尔其人，就不会知道人家居然把我们想得这么坏——莫迪政府对中国的恐惧和防范，实在比我们以为的要严重得多。

其他几个问题都说清楚了，我最后再来讲讲所谓的“把中国的利益放在首位”是怎么一回事儿。

大家应该都知道，印度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觊觎已久，成天想要搞联合国改革，跟日本、德国、巴西这几个想要“入常”的国家一起组成了“四国联盟”，互相支持打气，进行国际游说。

要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当然没那么容易，因为现有的“五常”拥有“一票否决权”，通过任何新的决议前提是不能有“五常”的反对。目前的“五常”里头，俄罗斯表示支持印度入常，美国愿意接受印度入常，但不愿意让印度有“一票否决权”，英法两国态度模糊，只有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印度入常，否则对不起巴铁小伙伴。印度对此简直扎心，觉得中国忘恩负义——当年印度那么积极地支持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简直是白瞎了，如今中国却成了印度入常最大的绊脚石。

更为让印度人感到愤愤不平的是，尼赫鲁居然拒绝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递来的橄榄枝，放弃了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机会——而其原因正是因为尼赫鲁一心要为新中国“谋福利”。

根据尼赫鲁的传记、美苏的解密资料、印度官方资料，1950年代新中国参加抗美援朝后跟美国撕破了脸，一时半会儿恢复联合国席位无望；而中华民国又只是一方退守海岛的小政权，难堪常任理事国之重任……放眼寰宇印度作为第三世界仅次于中国的大国，似乎应当有资格胜任常任理事国。1956年8月美国通过驻印大使向尼赫鲁表示，打算改革联合国，让印度成为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1956年正值中印蜜月期，尼赫鲁的理想是跟中国肩并肩成为第三世界领袖，于是果断拒绝了美国的拉拢，表示“印度应该在联合国拥有与实力相应的席位，但这也应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合法席位的前提下”——连新中国都还没进联合国呢！印度怎么可以当常任理事国呢？

后来中苏交恶，苏联跑去拉拢印度，通过联合国代表向正在纽约参会的尼赫鲁表示，愿意支持印度代替国民党政权成为新的常任理事国——尼赫鲁还是那套说辞，这事儿得以新中国恢复常任理事国席位为前提。

尼赫鲁对于美苏的回应看起来似乎很讲“江湖义气”，但他的做法其实很明智。那样的提议无论来自美国还是苏联，都只是为了拉拢印度并离间中印关系而开出的空头支票。何况尼赫鲁作为不结盟运动的领导人，至少在明面上不该加入美苏任何一方阵营。

在此我必须说明，关于这段历史的真伪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印人党为了打压国大党和尼赫鲁而虚构出来的黑材料。但无论真假，这一历史叙事现在都已经在印度深入人心，印度人才不会去细想，就算当年尼赫鲁接受提议，印度也根本不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他们只会觉得尼赫鲁让印度失去了成为常任理事国的机会，形成一种“国大党误国”的认知，并加深对中国的怨恨。

通过分析解读苏杰生的新书以及公开言论，不难发现印度在中印关系的叙事中，充斥着各种“甩锅中国”的论调——领土争议是中国的错，1962年战争是中国的错，无法成为常任理事国是中国的错，尼赫鲁犯傻搞“中国优先”自然也是中国的错……中国忘恩负义算计印度，一切都是中国的错，只要怪罪中国就一定没有错。

这种甩锅叙事非常符合目前印度朝野上下的排华仇华情绪——印度经济落后是中国的错，中国将大量廉价商品倾销到印度，伤害了印度的工商业发展；而在国际市场上，中国霸占了本该属于印度的“世界工厂”生态位，是“印度制造”最大的竞争对手；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侵犯了印度的“主权”；中国为了维护巴基斯坦的利益反对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反对将参与袭击印度的巴基斯坦武装分子列入恐怖分子名单；中国西蔵边境地区的经济和基建发展给印度的国防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都是中国的错！

苏杰生因而认为，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必须吸取历史乃至当下的教训——可问题在于，假如把问题的根本症结找错了，又能够吸取得到什么有用的教训呢？最要命的是，印度已经陷入了“疑人偷斧”的悖论——由于预设了中国的负面形象，中国无论做什么，印度都会进行负面解读，从而加深负面印象。比方说印度的中国公司一定是来搞乱市场的，印度洋上的科考船一定是来搜集情报的……整个印度对中国可谓草木皆兵。

不明事理的印度人在这种“甩锅”的叙事宣传下或许会被对中国的仇恨情绪所淹没，而相对明事理的印度人大抵会有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惆怅吧。

真正明事理的人则应该意识到——印度自身的内部问题远大于外部问题，其根本症结在于从未经历过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封建土邦时代残留的社会阶级和意识形态、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依然统治着这片土地……所以你会发现民主制度与印度显得格格不入，甚至在世俗化了这么多年之后，还能隐隐看到政教合一势力抬头的迹象……关于这些问题，我之前在《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印度的改革究竟行不行？》、《浅析印度国族认同构建悖论》、《是什么让莫迪成为了莫迪？——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简史》等文章里都已详细论述过，本文就不再展开了。

我最喜欢的关于印度的小说《项塔兰（Shantaram）》中有这么一句话：“没有爱，印度不可能存在。”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项塔兰》的作者曾是一名逃犯，在1980年代流亡印度近十年，后来以他的亲身经历写下了这部自传体小说。他在印度生活期间，接触了各种各样不同族裔、宗教、阶层的人，他认为散装的印度之所以能够凝聚成为一个国家，是因为这些差异化巨大的人群之间能够彼此包容、懂得相爱——

“他们有十几亿人，竟能够相当平和地生活在一块，原因就在这里。当然，他们并不完美。他们知道如何打仗，如何相互说谎、欺骗，知道我们做的所有事。但印度人知道如何相爱，这点是世上其他民族比不上的。”“印度的面积大概是法国的六倍大，但人口是法国的将近二十倍。二十倍！相信我，如果有十亿法国人住在那么稠密的地方，肯定会血流成河。血流成河！而大家都知道，我们法国人是欧洲，甚至世界上最文明有礼的民族。没有爱，印度不可能存在。”

然而当下的印度却似乎是建立在仇恨之上的——对内散播对穆斯林的仇恨，对外宣扬对中国的仇恨……仇恨让莫迪得以崛起，仇恨也成为了许多荒谬逻辑能够得以成立的根本——利用仇恨引申出所谓的“安全问题”，再用“安全问题”为借口来实行集权与管制……

仇恨在短期内或许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但从长期来看，宣扬仇恨者，终将会被仇恨所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