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反思科学强国的崎岖路（III）（风闻调研委员会）

科大给贫困学生的助学金我是第二等，一个月只有14元人民币，却是全部的伙食费，困难时期饭也吃不饱。中午课没上完，肚子早已咕咕叫了。但是排队吃饭时，科大学生照样拿个小本背外语单词。严济慈先生和我成为忘年交。尽管我的衣服打满补丁，严济慈先生却多次请我去他家的四合院做客，谈天说地。他告诉我两件事，终身难忘。

一次中央研究院聚会时，胡适发表高论，说巴黎是个花都，怎么可能做学问？严济慈高声回答说，只有在巴黎还能做学问的人，才是真正做学问的人。胡适听了连忙给严济慈作揖。

二是法国的沙龙文化。巴黎的文学家，科学家都有名家聚会的沙龙。长辈常常带得意门生前往。年轻人旁听不久，就不难明白名家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分几个学派？你自己感觉哪个学派的论据比较充分。如果有一天，年轻人产生新的想法，说出来前辈们都觉得有理，你就到了创新前沿了。剑桥大学卢瑟福的学生卡皮查组织的学生俱乐部，后来出了狄拉克等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这种学风比国内的门户之见和论资排辈，更能促进科学的更新换代。后来我在北大担任主管科研的副主任多年，试图让研究生加入教授与外国学者的午餐会，却无法成功。

受严济慈先生的启发，我大学一年级当班长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学生研讨会，模仿格致中学的研讨班，参加的学生轮流报告自己课余研究的物理学基本问题，从相对论，量子力学，到宇宙学，和科学哲学等等。不料第二年就被批判为“裴多菲俱乐部”，并被撤销了班长职务。当时我并不觉得沮丧，因为因祸得福，多了课余时间可以读课外书和多学几门外语。这也成为文革期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暗指华罗庚，严济慈等老一代科学家）的修正主义苗子的新的问题。

中科大因为尖端科技涉及国防，学生的专业选择完全不尊重个人兴趣和才能，而是按家庭和社会关系的“密级”由行政干部分配，老科学家的伯乐没有推荐权。我报考中科大时选的是核物理的近代物理系，分配的却是固体物理的技术物理系。技术物理系的激光，半导体等尖端专业也不录取，只分到当时最传统的磁学专业。所以，我在科大和科学院的研究，永远是双轨制。领导分配的工作和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同时进行，国内科研的效率只有后来出国后的百分之几。前沿的基础研究只能在国外的科研中心进行，回国只能做应用的赶超研究，也就是逆向工程，以打破西方的技术封锁。中国科研体制的小农经济模式，和欧洲，苏联的近代科学模式相距甚远。

三年困难时期，我参加了两期农村的四清工作队。开始理解毛泽东要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脑力劳动要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道理。我从小体弱多病，四清时农村吃的是地瓜干，最好的食物是玉米面饼加大葱蘸酱。白天劳动，晚上开会，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却是我一生体重的最高峰，达120斤，远超后来留学美国的体重，掉到100斤以下。

更大的收获是社会大学，完全打破书本上的社会科学理论。我发现小农经济知识落后的中国，要应用马克思的理论指导实践非常困难。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都是马克思理论指导下的社会改革实验，执行起来和中国社会的多样性相距甚远。每次运动，都要求打击面为5%，实际上区域差距极大，很难一刀切。理论上阶级成分的划分依据的是马克思上个世纪的西方数据，例如雇工不得超过7人，这在当代只是一个家庭作坊的规模。农村雇佣的剥削量超过四分之一就是富农，缺乏劳力的中农在农忙时请季节工都成为阶级问题。结果我们村是抗日老根据地，根本找不到富农和地主，达不到5%的打击目标。四清工作队最终找到一位第一代老党员的赤贫雇农，因为感激一位富农寡妇的一饭之恩而定为路线错误，开除党籍，但是农民却认为他是好干部。因为他当大队党支书抵制浮夸风，即使被公社干部吊打也拒不报高产指标，才保住乡亲们能有粮食度过饥荒。问题是工作队的领导如果完不成运动指标，自己就可能被打成右派。所以，县级干部产生一批老运动员，运动初期扩大打击面，运动后期再等上级指令平反。多次运动下来，几乎多数人都挨过批判，造成文革后政治觉悟大减，经济欲望大增，给改革开放后的思想混乱，物质挂帅种下后果。如今中国要拨乱反正，不反思历史经验，难以实事求是地讲好中国故事。

1966年12月，中央文革号召长征和大串联，我和同班三个同学从北京出发，徒步翻越太行山和狼牙山，一个月后到达太原，被中央叫停。于是留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援建的太原重型机器厂做社会调查。我头一次发现重工业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不是阶级斗争，而是经济规模。即后来重新发现的“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市场规模限制”。太原重型机器厂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援建的大型企业，设备比西方留下的上海重型机器厂先进的多。但是建厂十几年，工人增加了几倍，生产能力却只有设计能力的几分之一。我从职工宿舍到厂长各级机构的调查，都找不到阶级斗争的证据，最后只能回到科学问题，问总工程师什么是“设计能力”的定义？回答是设计能力指大规模批量生产。中国的重型机械为国防尖端科技服务，一次订单只有几台，甚至一台，做好全套磨具，生产没有规模必然亏本。所以企业为了盈利，只愿生产普通机床才有市场。迫使政府下达“军工任务”逼国有大型企业亏本生产。中国计划经济代价高昂的原因是战时经济的技术更新很快，缺乏规模效应。中国经济看起来规模宏大，但是尖端科技的市场规模却非常小。这在改革开放后才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先进的机床可以出口占领国际市场。传统政治经济学空谈公有制的先进性，或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空谈私有制的效率，都回避了效率和规模相关的基本道理。文革期间的田野调查，成为我后来重新解读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起点。

【附注】照片一，陈平1983年摄于颐和园。这是大学时代最好的衣服，去严济慈家也是如此。

照片二，1966年12月，陈平与科大同学从北京徒步长征到达狼牙山。然后走到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