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依法治国需要坚强的领导主体

郑永年(Zheng Yongnian)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中国发展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改革的领导主体，更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领导主体。

纵观人类社会的法治发展史，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部好的宪法或者法律，不光是要文本写得好，更需要在社会实践中执行得好。因此，法治建设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主体，唯此方能避免出现只有文本和制度而没有法治实践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法律很自然地体现其意志，表述为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完善的法律体系有助于司法实践的开展。法治意味着，在法律到位之后，司法必须重视专业主义精神。中国共产党现在不仅强调法治建设，更是把规范司法行为、减少党政干部干预司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2014 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防止司法地方主义，减少和切断官员干预司法过程的要求，进一步推动中国依法治国建设向前发展。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依靠法治。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要领导人民立法，更要带头遵守法律。一个拥有 8900 多万名党员的政党，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有效地实现自我治理，继而实现政党的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主席曾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作为先锋队领导依法治国。在东亚文化背景下，推动者的示范作用对于法治建设尤为重要。法治如果不能有效严格适用于“关键少数”，那么必然会产生“法不责众”的社会现象。

法治好不好，要看是否符合本国的发展需要，而不是光看形式。任何国家的法治建设道路都具有本国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上并不存在统一的“宪政”模式。西方的法治体系是西方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推行的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宪政”模式，实际上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并不具有普适性。就权力约束的本质而言，中国共产党需要的是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

例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关于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就是西方制度中所不具有的。当然，发达国家法治建设中的技术优势，对中国依法治国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性。因此，坚持正确的思维导向，用发展的眼光审视法治进程，并在此基础上秉持开放包容精神，对于中国共产党依宪治国和依宪执政具有重要意义。

2015 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关键之年，也是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按照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的方向，坚实推进改革步骤，尤为重要。同时，将法治建设和反腐败紧密结合非常重要，这既是法治震慑，更是法治教育。历史经验证明，在法治建设中，坚定执行是一场输不起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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