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斯洛文尼亚前总统剑桥演讲：“一带一路”的全球视角

【文/达尼洛·图尔克（Danilo Türk），斯洛文尼亚前总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外籍高级研究员。】

本文由人大重阳团队根据图尔克于2018年1月31日在剑桥大学耶稣学院《“一带一路”论坛》上的英文演讲翻译而成。

“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与您独家分享这一全文实录；本文删减版发表于3月20日《环球时报》，标题是《世界多极化呼唤全球合作新框架》。

“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和欧洲视角

我很荣幸能有机会在这所著名学府，以这个时代最深远的现象之一为主题发表演讲：中国之和平崛起与雄图——“一带一路”倡议。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以联合国政治事务部助理秘书长、欧盟成员国总统、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外籍高级研究员的身份与中国接触，并有机会参与到关于中国的一些国际研讨中。

一、中国进入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是重要的发展战略。

中国的崛起通常被理解为具有重大全球意义的变革性发展。这种转变有很多方面。而我要强调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成功地使超过8亿人脱贫。这改变了中国和全球发展的景象。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0-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大部分目标的成功都是基于中国历史性的进步。

重要的是，这一进程是稳定的。中国的每个五年规划的目标都已经实现。这使中国及中国的政策方针产生了极高的可信度，中国在这方面得到了极大的赞赏，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主要国家的施政情况远远不能令人满意。

今天，2015年通过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将在2015年至2030年期间实现，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全球发展与中国发展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才显得极为重要。

最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使中国与全球发展的关系以一种明显清晰的方式呈现。作为最杰出的国际观察家之一，陆克文适时地强调：“中国，打破了其3000年的王朝历史，已经迅速的对外发展，因此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落不受它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的核心战略。

同时，认真研究习近平主席去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历史性讲话，可以看出其关注的重点在国内，与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社会的需求有关。关键概念是“新时代”，而融入世界是一种衍生物或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当然，“新时代”与世界的“共同未来”紧密相连。但它的核心以及习主席在十九大讲话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致力于完成国内任务。

“新时代”需要解决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主席明白，随着小康水平逐步实现，越来越广泛的新需求和额外需求也在增加，而且这些未来需求结构目前还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反过来又增加了国家的责任，需要了解不断变化的需求动态，并为未来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接下来的任务十分艰巨：提升产业价值链(从产品到品牌)、削减过剩产能和促进创业(发展中小企业)、鼓励创新和改善环境(让中国再次变得环境优美)、解决人口老龄化(特别是在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方面)、改善年轻人的教育和住房需求等。

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主要任务相对应，“新时代”将需要采取果断措施根除腐败，扩大有序的政治参与范围。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对国家和市场以及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基本关系进行认真的平衡和重新定义。未来不一定是过去的延续。然而，中国决策者在过去三十年中取得的公信力，使得他们充满自信并有实际能力继续砥砺前行。当然，这不是另一个“大跃进”，而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前进道路。

“一带一路”倡议是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这是对中国对外发展道路的愿景，这是为了应对中国国内需求以及新的全球战略需求。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其需求庞大，有雄心壮志和宏大发展项目很正常。审慎乐观的观察者会说，远大的抱负会带来巨大的机遇。

二、国际体系处于多极化进程中，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不过，在对“一带一路”进行进一步评论之前，我们有必要看一下其实现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环境。

世界形势在过去三十年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变化产生了一个多元化的国际社会，一个多样化﹑强大的和竞争性现代社会。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三十年前所提出的“历史的终结”早已不复存在。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样，乐观的认为全球化即“世界是平的”。即使是曾经强大的“文明冲突”理论，对于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来讲，也显得简单和无用。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极世界。但是，今天的多极化已经不是比传统的强权政治和权力均衡。中美俄之间的博弈虽然主宰着世界的安全格局，但多极化其实更加深入。现代化、国内秩序和国家合法性的多样化，最终带来了国际秩序的多样性。

有趣的是，今天的多极化巩固了一些基本的国家地位。国家的合法性取决于有效的治理，而不一定是自由民主的理想。国家主权并未过时，人们只需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国家主权并非过时，而只是需要更清晰的理解，即主权意味着有效、负责的治理，还需补充法治的强化这一点。直到最近还被许多人视为普遍愿望的自由民主理想，由于自由民主制的失败而被大大削弱了。世界主要的民主制度已经成为他们自满的牺牲品，似乎陷入了剑桥大学杰出政治学者大卫·鲁西曼（David Runciman）所恰当形容的“信心陷阱”。

目前民主制度的功能失调已成为一些民主制度的特征，例如：“资本”在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真人秀政治”的无所不在，恐惧政治与地方主义的蔓延。结果，自由民主已经失去了很多以前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显然不准备学习自由民主主义用于自身发展。自由民主制度必须得到修正，才能成为众多模式中可取的现代发展模式。

另外，今天的政治决策者必须了解国际硬实力正在发生变化。中国的崛起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正在增强。它在南海日益壮大的力量，印度洋和阿拉伯海周边的存在，在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的港口以及在吉布提的一个小型的海军基地的投资，为其陆地实力提供了补充。

这种进步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为此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

在一部杰出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修昔底德曾分析过伯罗奔尼撒战争，这个战争是由于斯巴达担心雅典的崛起而引发的。艾利森教授研究了过去几个世纪的一些类似情况，并得出以下结论：在历史上，许多这样的情况以战争告终。今天，遵循这种模式将意味着一场巨大的、全球性的破坏性战争。我们务必避免这种情况。艾利森教授本人强调了摆脱这种陷阱的道德义务。

显然，我们在修昔底德的作品中找到了线索。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第一卷第23段中，修昔底德描述了战争的原因，即斯巴达面临雅典日益增长的实力所产生的恐惧感。但是，他并不认为战争是必然的。读者可以读一读斯巴达国王阿齐达莫斯在第一卷第78-85段中所提出的反对战争的论点。这种论点今天依然可以用来反驳任何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确定性观点。

那么，今天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既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关系呢？简单的答案是：遏制。但是，这个答案也有严重的缺陷。为了让人信服，遏制必须包括战争的可能性。这就形成了一种看似稳定却永远在战争边缘徘徊的冷战格局。

我们势必有更好的选择。重要的是，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间关系”和谋求“双赢”的愿望。虽然这种积极的语言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和平与公平的合作，但是西方评论家，特别是那些在西方政治思想中遵循现实主义传统的人，倾向于把这看作是中国对美国提出战略平等的要求。

中国十九大曾经强调，中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却又被西方国家视为中国掩盖野心的巧言妙语。而在中国，这一目标将可能被严正以待，并切实作为积极推动国际体系转变的方向。

在这方面，一个术语的细微差别至关重要。最初使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被“共同未来”所取代。据中国学者解释，“共同未来”这个术语指的是由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共同努力，避免了“共同命运”这个词的命运注定论解释。

三、积极重塑国际新秩序，构建全球合作的新框架

这些术语元素反映了一个复杂的现实。正如已经提到过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现代社会。它们以各种方式相互作用，有时对抗，但往往趋向合作。两极逻辑和摩尼教的思想形式已经无法解读我们的时代，更不用说帮助我们制定合理的政策。

例如，把美中关系视为零和博弈是错误的。现实中利弊总是并存，而且总是有不止两个与制定特定政策有关的参与者。

新加坡著名外交家兼学者比拉哈里·考斯坎（Bilahari Kausikan）最近解释说，未来全球合作的新兴架构很可能由多个重叠的框架构成。竞争将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竞争不仅会造成紧张局势，也会创造机会，开创新的合作可能性。

中国一直是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其有能力作为这个秩序中负责任的一员，在注重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愿意分担负担。因此，中国今后的目标不是要扰乱现有的秩序，而是要加强其对现行秩序和制度的影响力。

此外，中国已经显示出统筹兼顾的能力。亚洲基础设施发展银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十多年前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是另一回事。而且，这也伴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机构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当今国际体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一些重大变化往往是区域性的，而不是在全球性的。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至少就目前来说，联合国等全球机构的重大改革纯属空谈。现在根本就不是进行如此深入的改革的时候，我们没有在经历“旧金山时刻”。行政区划弱化了全球性机构的有效性，阻碍了全球层面的重大结构改革，真正能取得进展和成效的改革可能发生在区域层面。

四、“一带一路”为沿线地区提供新的发展前景

回到“一带一路”倡议，这一长期的政策定位切实地考略到地理和历史的现实情况，力求为新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提供新的发展前景。

自然，我们无法保证这个愿景一定实现，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如何回应有关地区的需求。更明确地说：“一带一路”倡议将在符合各方需求和文化认同范围内取得成功。

“一带一路”的关键要素是互联。首先是交通基础设施例如投资铁路、公路和港口等的互联，但不限于此。至少在概念上还包括例如水利和通信基础设施互联、民心互联等。“一带一路”要取得成功，必须特别关注投资领域的实际需求、政治法律环境和文化差异。作为一种发展战略，“一带一路”首先要满足这些基本要求。

这些基本设想可以在东南亚、中亚和中东欧三个地区得到检验，在那里已经取得了系统性的经验，这让我们对于“一带一路”目前和将来的发展模式有了具体理解。

东南亚最有意思的发展之一是湄公河流域的六个沿岸国家：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之间的合作。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渔资源的湄公河，其重要性可谓一目了然，有6000万人依靠河流及其资源谋生。此外，沿岸国家的水电发展建设是沿岸国家的重要规划，未来将沿主流建设11座发电站，沿支流建设80座发电站。水上交通仍然是河流使用的重要因素。

湄公河流域管理任务的日益复杂要求管理机制的发展。除湄公河委员会之外，一些地区性机构和银行也参与其中。作为上游河岸国家，中国向来保持谨慎，且并未充分参与，自2014年澜湄合作机制启动后开始积极参与。未来三年，这对河流管理体系历史来是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澜湄新型合作将发展成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合作。三个星期前，也就是2018年1月10日，澜湄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在金边举行，将合作推向高潮。会议结束时，通过了有关于沿岸合作现代化、扶贫以及建设“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举措的的五年计划。

显然，中国的新举措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凸显了一些基本河流管理问题的持续相关性。其中包括不同河流利用形式之间的平衡问题，尤其是在利用河流进行能源生产、航运，捕鱼和灌溉等重大项目时的环保问题。媒体和民间社会组织已经表达了对环境的关切。

湄公河和东南亚的重要性超出了他们的地理空间。澜湄新型合作将成为亚洲流域合作和“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试点。

中亚地区的水务合作及其相关问题仍然是战略发展的重点。中国有潜力在技术上、财政上和政治上为建立中亚五国未来所需的区域水合作系统作出巨大贡献。

从政治角度看，除了近年的塔吉克斯坦之外，中亚成功地避免了重大武装冲突，这是重要的成绩。此外，乌兹别克斯坦最近的政治变化以及五国之间的政治趋同使得该地区具备更强劲的发展活力。这种政治氛围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同样，我们期待俄罗斯牵头的欧亚经济联盟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彼此合作。

从经济角度看，“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显示出一些初步的合作成果，特别是在运输路线和能源方面。在道路和铁路改造，电网恢复和中国工业生产向中亚地区的转移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但是一些根本的障碍依然存在。根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2017年5月发布的《重塑欧亚空间——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智库的共同观点》研究报告，这些障碍包括关税高、农产品配额高、技术性贸易壁垒、金融合作薄弱等。换句话说，有效的经济合作的基础还有待建立，我们期待中国的积极措施。

如同欧盟所意识到的，中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不断改进中亚的各项政策。其中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和欧盟在中亚的角色是否会相互靠拢。这当然是中亚国家所期望的。欧亚外交咨询委员会最近一份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文件称：“中国对硬基础设施（道路、铁路和能源）的重视，加上欧盟对软基础设施（如治理和教育）的重视将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中亚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五、“一带一路”倡议为欧洲搭建互联互通的桥梁

我们希望如此。然而，“一带一路”倡议也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在欧洲，人们的怀疑与希望交织在一起。事实上，欧洲关于“一带一路”的观点不唯一，存在几种观点，有些相对直接和明确，有些相对模糊和复杂。

去年5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一直普遍采取谨慎态度的欧盟认识到了“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互联互通潜力，并普遍欢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实施多边政策以及可持续发展。

与此同时，欧盟已经制定了一些原则，即必须遵守的条件，以确保互联互通的实现。它们包括接受市场规则和国际标准，以及透明度、可持续性以及“利用多边银行经验”。后一种原则明确地指向了新的亚洲基础设施发展银行，建议其利用旧的多边金融机构的经验。

像欧盟这样一个成立已久且有严格管理体系的机构，以谨慎的态度对待“一带一路”这样一个新事物，并强调国际经济和金融合作的既定原则和规范，并不奇怪。不难想象，欧洲的准则和标准将界定在“一带一路”项目内的合作范围，这些项目将在欧盟成员国的领土上进行。

这在跨欧洲发展中尤为突出。他们要求所有新项目都要符合发展计划，包括主要交通走廊、技术标准、海关程序和对货物、能源和信息畅通无阻等相关要求。

这只是一方面。欧洲是个复杂的地方，一些细微差别可以区别个别成员国的做法。最近，马克龙总统在中国访问时强调了互惠原则，这显然是经济合作的基本原则，但对像法国这样的大型进口国和出口国来说，这项原则似乎比其他欧盟成员国更重要。

在中欧和东欧，有一些国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对于已宣布会致力于克服冷战所带来的分歧的欧洲，与它们的合作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价值。

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前由中国发起的“16 + 1”模式为欧洲带来了重要的创新。欧洲现在摆脱了早期的分裂并且必须充分合作，这将逐渐减少欧洲大陆的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当然，这是一个漫长过程，不完全依赖于“一带一路”。然而，决心寻求融合是符合欧盟及其成员国、欧盟以外的中东欧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的最佳利益。

对互联互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是这一长期转变的重要开端。回想过去两年来比雷埃夫斯港的经验，中国远洋运输集团（这是一家中国国有企业，负责航运和物流）收购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 port)，在2016年10月收购完成后的一年内，该港口的载货量增加了12.1%。仅此一项就为阻止希腊经济衰退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在比雷埃夫斯的投资将使希腊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0.8%，并在2016年至2025年间创造31000个新就业岗位。

但这还不是全部。比雷埃夫斯(Piraeus)的交通扩建将需要在希腊、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的铁路进行现代化投资，贝尔格莱德和布达佩斯之间的高速铁路线路铺设计划已经完成。这种联通将使两个欧盟国家（希腊和匈牙利）和两个有报负的国家（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受益匪浅。

当前，“一带一路”在欧洲已经开始取得初始性宝贵经验，例如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附近）、挪威(纳尔维克)和即将投建的克罗地亚地区(Pelješac)等地桥梁建设方面的经验。欧盟标准在建筑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应用很快也将在欧盟新成员国的一个重要项目中试用。

从更大的涵义上讲：建立桥梁是一种很好的政治隐喻，尤其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世界上没有多余的沟通桥梁，而是需要更多的联系。“一带一路”倡议及其中心思想“互联互通”作为一项建设工程在技术意义上与桥梁建设密切相关。

任何一项建设，桥梁工程必须遵守相关的技术标准、正确的选址、正确的材料选择。所有这些都是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必要措施。毫无疑问，只要满足这些要求，“一带一路”将有利于构建本世纪的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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