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女生讲战略轰炸机：一位思政教师的教学体会

    在本网看了上海财大的曹东勃老师讲自己思政课教学体会的文章，想起了我的一次教学经历：

    好些年前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公共课上给某系同学讲“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时候，我拿这个原理分析了自己在军事刊物上看过的一篇文章： 

    设计战略轰炸机的时候 ，轰炸机的载弹量和轰炸机的航程是一对矛盾。

    一般来说，载弹量越大，同样时间内耗油量就越大，那么航程就会越短。

    航程，意味着打击范围（真正的战略轰炸机都要求1万公里以上的航程）；

    载弹量意味着打击力度（战略轰炸机大概需要20-30吨的载弹量），这两者都是轰炸机最重要的性能参数。

    可是，当它们之间呈这种负相关关系的时候，意味着两者不能兼顾时，一定要有所取舍。

    那么，在这一对矛盾中，到底优先考虑航程还是载弹量呢？ 

    这就要看矛盾双方中谁是主要方面了。

    战略轰炸机是一种战略进攻性武器，它的主要任务，是对敌方重要战略目标进行轰炸，很多时候还是携带核弹进行核轰炸。

    这个主要任务规定了谁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战略轰炸机在平时或者一般战争中是不会轻易出动的，一出动进行战略轰炸往往就是较大规模甚至事关国家存亡的战争。平时战略轰炸机主要是对主要的潜在敌对国家起一个威慑作用。 

     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到底是轰炸机的航程远，能够把敌国全境覆盖在轰炸范围内，威慑作用更大呢，还是多带几吨炸弹，能把敌方某个城市的房子多炸塌几座的威慑作用大呢？ 

     很显然是前者：

     假如中国拥有航程足以覆盖美国全境的战略轰炸机，就可以让美国全国上下都必须高度戒备，因为你不知道炸弹会落到哪个城市，哪怕就是只落一颗下来，这想想也是非常可怕的，对吧？——何况这落下来的有可能是核弹——这就使得美国统治者对华采取战争挑衅行动之前会有非常大的顾虑。换言之，只要你的轰炸机能够在任意地点把炸弹投到敌人头上，这就是非常强有力的威慑，而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威慑力就会小很多，至于你是能投10吨还是20吨炸弹，那造成的威慑效果差别并不大（如果考虑到核弹头小型化的趋势，这个差别就更不足道了）。 

     这就可见，战略轰炸机的航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为它决定着战略轰炸机对对方真正的威胁程度，决定着战略轰炸机能不能完成自己最主要的任务。

     文章告诉我们，这还不止是一个平时威慑的问题：
到了真正发生战争的时候，航程足够远的轰炸机如果载弹量不足，这个缺陷是可以弥补的——很简单，单架轰炸机载弹量不足，那你一次多出动几架轰炸机，轰炸的强度不就有保障了吗？而反过来，如果载弹量足够，航程却不够，这个缺陷可是很难弥补甚至无法弥补的——飞不到就是飞不到，一架飞不到，一百架还是飞不到。

    尤其是我国在海外没有空军基地，我们的战略轰炸机大概率必须从本土起飞，一次性飞到目标上空执行轰炸任务，而既不能从海外基地起飞从而缩短了到目标之间的实际航程，也不能中途到海外基地降落重新补给再起飞，这就更要求我国的新一代战略轰炸机必须有足够的最大航程。 

    所以，设计战略轰炸机的时候，都是优先考虑航程，再考虑载弹量。理由就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航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可以说它决定事物的性质，决定着这个型号的战略轰炸机到底能不能完成任务，到底是不是名副其实的战略轰炸机。 

    所以我们掌握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原理，面对各种矛盾，就要学会这样去分析，抓住事物的根本性质、根本趋势（例如，战略轰炸机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武器装备？它在战争中以及在平时，究竟是怎样完成自己的任务的？），由此而把握住这个根本性质和趋势到底是有矛盾的哪一个方面决定的。 

    这个案例虽然是临时想起的，但我解释得还算清晰。

    可是，当时的教学效果却并不好，同学们似乎还是感觉很茫然，很多还是昏昏欲睡的样子，我那么条分缕析口角生风，好像都是自娱自乐白忙活了。

    那时我想，这可能是因为：
听课的大多数同学是女生，对于这种军事上的案例，似乎不太感兴趣，而且也不容易理解。

    所以我曾想，也许对女生举例解释这个原理的话，就应该讲： 

    结婚，当经济基础和感情基础不能兼顾的时候，到底是先考虑经济基础还是感情基础？ 

    或者像很多影视剧一再出现的情节那样：生孩子难产，到底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
是不是只有这些例子，女生才愿意并且能够理解呢？ 

    问题是，老是家长里短地熬这种“鸡汤”，并不能够达到我心目中思政和哲学教学的主要目的。

    可是转念一想：原因也许不在于我说什么，而是我怎么说的。

    其实，本文一开始我的回忆，是用我现在的语言方式复述当时我讲的那些东西——我当然不可能记得当年自己到底是怎么说的了，但至少肯定没有这么多设问句来提起大家的兴趣，而是大体采取了一种平铺直叙自说自话的方式。 

    现在我上课的时候仍然会用我领会的哲学理论去分析我我认为更有意义的那些问题，去举很多我自己感兴趣的知识领域里的例子，其中大部分问题——比如政治、军事、历史之类——也许一般人认为是男同学才更愿意去了解的，而我们学校的同学绝大多数是女生。 

   可我还是认为，她们的视野应该打开，应该知道用哲学分析问题，用自己学到的理论，上天入地去解剖、判断、预测这个丰富多彩、浩瀚无边的世界。 

    我为什么老是和一群女生讲战略轰炸机之类呢？ 

    答案是： 

    我是教哲学的，而哲学的一个重大的意义，正在于通过那些普遍的范畴、原理，把一些原来你并不熟悉甚至极为陌生（乃至反感）的事物、问题、领域拉进你的视野，让你发现：这些看似离你很远的和你格格不入的东西，其实是和你有关的，也是你完全可以理解和驾驭，能够有系统有步骤地加以掌握的，因为哲学能够用它的那些范畴、原理、方法，在这些对你来说陌生的东西（比如威力无比的战略轰炸机） 和你熟悉的那些事情（比如个人感情的取舍）架起一座桥梁。

    当然，学了哲学，并不等于你就完全懂得了战略轰炸机，或者你就能够当飞机设计师了（谁如果让我去设计战略轰炸机，我会说：“可以，只要你敢开。”），但你如果尝试着用哲学去分析过（比如说）战略轰炸机的问题，分析过一篇讨论战略轰炸机的科普文章，而不是一天到晚用它来谈论那些没有什么信息含量的“谈恋爱”、“生孩子”之类的人尽皆知的老生常谈的问题，那会意味着什么呢？ 

    那意味着： 

    当以后你真的需要把自己认知的触角伸展到一个你本来不熟悉的领域（不一定是战略轰炸机，也可能是别的什么科技，也可能是经济学、语言学、法学、新闻出版、文创产业、行政管理等等一切领域）的时候，你会进入得更快，更好，更善于把握方向，总结经验，更少走弯路，而且也能更敏锐地抓住问题的全局、实质和关键，作出别人可能需要更长时间付出更大代价才能做出的突破。 

    那意味着： 

   长期这样去进行思考、分析、拓展，你对自己的认知能力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信心，你会发现自己的心胸和格局发生了变化：你所学的哲学随时可以把你已经熟悉的那些经验迁移到你不熟悉的领域，为你在那些新领域的探索建立一个初步的“前进基地”（哲学是方法论，不是金科玉律，这些前进基地当然是可错的，可调整的，但有一个基地为依托总比没有要好得多）； 

   更重要的是，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新情况、新问题，你的整个心智都处于一个随时可以领命出发，随时可以“有序激活”的既协调，又开放的状态。

   而这当然意味着：你的效率和创造性会大大提高。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我感到，同学们（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似乎都越来越能理解和接受我的这些想法了。

    一个原因也许是，当了这么些年老师之后，我在说话方式上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不再老是那样“自顾自”，往往也能够根据同学们的反应加以调整。——像刚才我写的这些话，有时我会在课堂上直接讲出来，提醒同学们注意。  

   但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广狭、心智的高低，其实和性别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同学本来就是有志气、有悟性和求知欲的人。只要是认认真真地对同学们讲授那些确实有意义的知识、理论、思想、经验，哪怕表达上一时有些缺陷，同学们最终都是愿意并且能够接受的。

   之所以这样肯定，是因为我仍然会用战略轰炸机来讲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用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来讲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用毛主席的军事决策讲局部和整体的关系；

    以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来讲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和主要矛盾的变化；

    以新中国工业化的路径选择来讲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以及“现实性”和“可能性”等等范畴；

    以徐特立、彭德怀等同志在血雨腥风的年代找党、入党的惊心动魄的经历，来讲什么是主观能动性；

    以解放战争时广大战士的诉苦运动以及广大农奴在号称“佛国乐土”的旧西藏受到僧俗贵族残酷剥削和野蛮压迫的种种血淋淋的事实，来讲什么是无法掩盖的阶级矛盾，什么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辩证关系；

    ......

   讲台下面坐的仍然是一大群女生。

   然而事实证明，这些完全不是“心灵鸡汤”，而且似乎完全不是女孩子该感兴趣的东西，她们是听得进的。

   而且从她们的表现包括课后交流，可以看出：

   正是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辨析，才让她们感受到了哲学理论真正的分量和力度。

   我一直认为：其实当代大学生（哪怕是女生）并不需要（实际上也并不喜欢）思政老师去刻意迎合。

   在网上和一些兄弟院校新老师聊各自的教学经验的时候，我也曾拿自己那次讲“战略轰炸机”为例说：

   “讲思政课，也要有习总书记讲的战略定力。不要因为一两次课效果不好，而全盘动摇了对自己教学内容的信心，就挖空心思去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要根据学科本身的要求而不是你认为的学生的一时情绪来安排教学内容以及选择各种教学材料。教学方法、说话方式，当然应该亲切、有互动性，引起学生兴趣，给学生思考、咀嚼的余地，但更关键的是，你得给他（她）们值得咀嚼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概念、原理（例如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其实是从革命斗争（广义的革命斗争，包括毛主席讲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这三大社会实践）的伟大实践而不是谈恋爱生孩子之类的日常行为中总结和提炼出来的。因此，那些伟大的斗争实践才是最典型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例，我们讲课的时候不能弃皓月而就腐草。

   而且，伟大斗争中也有细节，有个性，有人情。

   比如我讲过一个故事：

   彭德怀同志和黄公略同志是多年挚友，但在平江起义前黄公略找到彭德怀部队，几个好友一起吃饭，彭德怀谈到了平江起义的准备工作，黄公略想试探彭德怀，故意吹捧蒋介石：“我们蒋校长这么英明伟大，是革命领袖，是中国的希望，你们怎么能说他是新军阀，要打倒他？”彭德怀大吃一惊说：“黄公略呀黄公略，当年你跟我讲了那么多革命道理，没想到你现在变成蒋介石的走狗。好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因为已经把起义的事告诉了他，怕他告密，彭德怀立即下令将他勒死。幸亏李灿等人一边勒他，一边发现黄公略拼命挣扎，用手指着自己穿的皮鞋，用刺刀割开一看，鞋底是广东省委的介绍信，黄公略正是上级派来协助指挥起义的人。他们急忙松开黄公略，黄公略一边喘气，彭德怀一边生气，大骂：“黄麻子你个混账，怎么开这种混账玩笑？！”黄公略说：“老彭，我们这几年不见，现在到处在捕杀共产党，我不试你一下，谁知道你是红是黑，你小子下手可真够狠的......”

    后来黄公略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牺牲了，彭德怀悲痛不已，解放后他一直关心照顾黄公略的女儿黄岁新，把她当做自己的亲女儿一样。

   ——我在课堂上告诉大家，彭德怀险些错杀黄公略,这是个误会，但这就是革命者在“兄弟气”和“阶级立场”之间进行的义无反顾的选择。如果黄公略当真是蒋介石的走狗，彭德怀是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结果他的。

    而一旦知道了对方是革命战友，彭德怀就会把这份既是共同理想又有个人感情的友谊记得格外长久，哪怕战友已经牺牲，也铭刻在心。后来领导建设三线，他凭吊在遵义战斗中牺牲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慨叹道：

   “七尺男儿，洒尽一腔热血，真乃人生快事！”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人情味。

   这就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基础上的党性、阶级性，也是共产党战斗力的源泉。

   没有这样的觉悟，没有这样钢铁般坚定的信念和意志，山河破碎风雨如磐的中国是无法挽救的——这就是先进的社会意识的巨大意义，以及它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这些细节、个性、人情，正因为和伟大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才那样鲜明生动，那样震撼人心，让我们深刻领悟到真理的力量。

   我认为，如果想讲出思政课的个性和人情味，应该在这些地方多下功夫。

   至于思政课如何联系当前的社会现实，是不是一定要去搞很多社会调查，对很多社会热点问题直接发表看法，乃至于回应学生的许多个人问题和困惑，我认为这要根据不同课程、不同学校、不同教师、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来。

   思政教师不是万能的；

   而且学生也知道思政教师不是万能的；

   谁如果想要当“万能”的思政老师，结果就是连自己最该做的事也做不好。

   有位已经毕业的学美术的女生在做文创产业，曾经在网上向我倾吐她从事那份工作的很多困惑。

   我听她讲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只好说了些“现在建设文化强国，你这一行一定有前途”之类的“大道理”勉励她，然后抱歉说：

   “可惜你们这一行我一点都不了解，没法给你什么具体建议。你看你跟我说了这么多，我其实什么忙也帮不上。”

   她回答了一番让我印象很深的话：

  “其实在学生心目中，老师就像一座灯塔，虽然您没谈什么具体的建议，跟老师说一下话，我们心里总觉得踏实了，有方向感了。这就是老师的价值啊。”

   其实我认为，在大学思政课上，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还是应该以“守正”为本。老师书卷气、理论性比较浓一点，“望之俨然”，讲的“大道理”比较多一点，显得不那么懂“人情世故”，这没什么不好。因为学校就是这样的地方，这种风格是自然的，正常的。思政教师在学校里就是要着重用这些东西把学生心中高尚的、美好的、超越性的那一面调动起来，构成他人生的原则和底色。

   这些工作，思政老师不去做，谁做？

   学生不是傻瓜，你培育了他做到“内方”，他以后的人生阅历自然会不断告诉他如何去“外圆”——而这不是老师能够预先替他想好的，因为你不能替他去生活。人在学习阶段，并不怕单纯一点、理想主义一点，而最怕学了一堆好像很“社会”的东西，其实又并不真的理解这个社会，那反而真的会把这个人废掉。 

   总之，思政课应该充实内容，改进方法，但我要着重指出：

  “大道理”该讲就是要讲，而且必须理直气壮，甚至义正辞严，讲够，讲透，而不要一听见谁说“你讲的都是空洞的大道理，有什么现实性？”就怀疑自己好像犯了什么错误，要知道“遇冷”、“受嘲”的时候，往往正是考验你的坚定性的时候。而只要信念坚定，工作方法你自然会调整，也自然会知道“调整”的度——那么，这种调整就是主动的、合理的调整；而信念不坚定的人，他“调整教学方法”不是为了把该讲的东西讲好，而是因为害怕嘲笑，因为想要博得他以为的“喝彩”，那样一来，就会在精神上陷入极大的被动，他的“调整”就会变成无原则的妥协和无底线的庸俗化。

  这是思政课应该坚持的品位，和应该发扬的一种诚拙的韧性和战斗性——老师敢于坚持这种风格，我相信本身对学生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教育。他们或许一时不那么理解，但这没有关系，到了将来，到了他们自己需要踩着那些庸人、敌人的冷嘲热讽和明枪暗箭前进的时候，就一定会理解：这其实是一种成大事者必须具备的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