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能源与汇率——考察绿色能源产业有感

工业化的发展,关键是提升能源的使用范围、使用规模和使用效率。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的要求,意味着对早期工业化路径下的能源体系进行重构和升级。暑假里到长三角地区讲课,先后接触了几位企业家朋友,他们手头做的项目恰好都跟节能减排和绿色能源问题有关。

一家浙江企业的核心技术是光热发电和熔盐储能。他们在青海的德令哈有一个光热发电的样板工程,数千面大镜子把太阳光反射聚焦到一个高塔上,加热其中的熔盐;数万吨熔盐在摄氏两百多度到600度之间循环往复,收放能量;熔盐储能的效率据说与目前最优的抽水储能的效率一样高。光热发电的度电成本比光伏发电的成本明显要高,但其独特价值在于:用熔盐储能意味着可以等到傍晚用电高峰时期再向电网出售清洁能源,它向电网错峰供应的电力能卖得出价,也恰好弥补了光伏发电项目的储能调峰需求。所以,未来的太阳能发电很可能是光伏和光热项目按一定比例配套上马。

另一家江苏企业的老总是汽车材料专家出身,他对行业技术路径的判断非常精准。2020年秋季他跟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公司的年销售额约20亿,主要产品是润滑油和燃油添加剂之类的车用化工品;而当年十月,国家宣布电动车购车补贴逐步退出,就在行业最悲观的时刻,他以并购方式快速杀入锂电池正极材料行业,并大规模研发和建厂。今年的销售额将达百多亿,冲进了行业前三。

第三家企业的老总则专门跟“风”打交道,包括空调和风力发电。他正在试验高空风筝发电项目。现有的风力发电设备都是在风口上立起高塔,安装巨大的叶片;而他则制造巨大的风筝,让风筝在距离地表500-5000米的高度上反复升降,从而带来电能。据说这个高度的风力更大更稳定,但缺点则是它会影响航空飞行,所以需要相关部门的特别批准,在每个省划出一些几十平方公里的专用区域开发高空风电。另一个在研的项目是用新的技术路线取代车用空调的电热丝取暖,为电动汽车节省冬季取暖耗能的80%以上,如果他的产品成功了,那么纯电车在北方的销售空间将进一步打开。在北京开了6年纯电车的我,对冬季的里程瓶颈深有感触。

正是由于大量这样的创新型研发型企业家的努力与聪明才智,中国的能源生产、运输、储存、消费方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转型。中国的清洁能源度电成本已经降到了与煤炭发电差不多价格的水平,摆脱国家补贴也能生存发展,各地的相关配额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重要筹码。随着电力输送和储能体系的逐步成熟,我们正在建起地球上最大的绿色能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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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在欧洲工作时,我最担心的是欧洲人抢占绿色发展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以此抬高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的工业化门槛。但是在短短十几年里,中国已经化压力为动力,变门槛为台阶,在绿色能源的诸多方面后发而先至,抢得了整体优势。毛克疾在饭桌上说起过这样一个逻辑:以前的能源产业服从资源业逻辑,你这块土地上有没有石油天然气,主要取决于老天爷赏不赏饭吃,有油气资源的就是爷,啥都不会就会花钱。但是随着太阳能风能行业的日渐成熟,能源行业开始越来越服从制造业逻辑:谁能以更大规模更低成本更先进技术制造新能源设备,谁的能源成本就更低;反过来,谁的能源成本更低,谁就能制造更多的新能源设备;由此而形成一个循环和加速趋势。

我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命题:发展的含义并非物的堆积,而是人的能力的提升。通过不断地提高我们的研发和治理能力,我们把本来由老天爷决定的资源分布,替代为操之在我的绿色能源制造和运用能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包括儒家和道教,都有一种很了不起的精神,那就是人定胜天,我命由我不由天,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精神改变自己、改造世界,从而实现逆天改命。如今,我们正在能源领域实现这样的逆袭,通过“增益其所不能”而成为全球新能源领域的主导者。

在中国之外,整个原本向着一体化狂奔的世界正在分裂瓦解中。前几年的贸易与科技战,正在将全球科技与信息产业撕裂为两大平行体系;而俄乌冲突及其引发的全面对俄制裁,正在把全球能源体系撕裂为两大平行体系。欧洲和日本都成为明显的受损者,因为他们不得不加入到制裁和撕裂中去,导致其能源成本大幅抬高,国际收支状况明显恶化,汇率贬值,民众生活质量下降。我在欧洲工作的时候,五月份的一天由于阴雨而温度偏低,大概十六七度吧,我一摸暖气片,惊讶地发现大楼的后勤负责人已经打开暖气了。这样的奢靡浪费,估计在欧洲以后会越来越少。

全球产业的新趋势是,欧洲的许多大型制造业尤其是高能耗的产业正在向中国转移,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在湛江投一百亿欧元建设其全球第三大的一体化基地项目是其中最新一例。按照天风证券宋雪涛的研究,欧洲这轮向中国转移的产能包括有机化学,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汽车与零部件等传统优势领域。

随着中国人工、土地和环境成本的上升,大家原本以为中国出口占全球贸易的占比在2015年前后已经见顶,结果由于疫情、俄乌冲突叠加本土科技进步的共同作用,中国制造业供应链的比较优势再次凸显,出口占比再次进入上行趋势。注意,这还仅仅是出口的份额。如果考虑到中国本土巨大市场对本国制造业产品的消化能力,中国的制造业产出规模正在达到北美和欧洲两大供应链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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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种产业竞争力的消长趋势,最近三年来人民币、日元和美元指数的汇率走势出现了重大分化。美元指数是一揽子货币兑美元的加权平均价,其中58%是欧元,因此可以视为欧元与英镑加元瑞郎等货币的加权汇率水平。传统来说,一旦美元强势,印度卢比一贯是先跌为敬的,但是这一次由于站在两大能源阵营的中间两头通吃,做中间商吃差价,所以其货币相当坚挺,卢比兑美元仅从131贬到125。人民币是今年四月中旬才开始贬值的,此前实在太强了点。可见三、四月份的一些事情打击了跨境投资圈的信心。最近半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了10%,算是和光同尘,顺应美元的加息浪潮。但无论是从国际收支及其背后的产业竞争力来看,还是从人民币兑自身主要贸易伙伴的篮子货币的CFET加权指数(目前仍然处于102的相对高位)来看,人民币仍然是很强势的;一旦美元加息周期结束,人民币恐怕再次面临大幅升值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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