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中国从来就不是普通经济体，外界眼中的弱点恰是强项

3月14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一篇来自卡内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世界银行前驻华大使黄育川先生的文章，题为《中国从来就不是普通经济体》。

文章阐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质，以及外界对这种“不平衡”的误读。黄育川认为，无论是中国征服世界的思路，还是中国经济扭曲崩溃的思路，都是错误的。

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成为大国的发展中国家，一直超出人们的预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采用了错误的“对标”来类比中国，而事实上中国经济有其内部发展的逻辑。

外界以“经验论”质疑中国的弱点，恰恰在中国国内成为其特定时期内发展的优势，比如“不平衡”、高涨的债务率等等，这些用词放在中国更像一个“中性”用语，也不像外界评论得那么可怕。

黄育川还认为，如今中国进入一段更深入的改革时期，可以预见一段时间内中国不会是一个普通的国家。

其实，观网的老读者们对黄育川应该不陌生，观网左栏曾刊发过不少黄育川先生对中国经济的解读文章。

去年10月，观网曾对黄先生做过一次采访。他表示，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同维度的，是全方位的。中国的经济实力能走到今天这样好的局面，是因为其经济政策本身在不停地演进，针对不同阶段的问题出台相对应的政策。

当时，黄育川还专门重新解读了中国“不平衡”的问题。他表示，一百多年前，美国人还自认为本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时候，经济发展也是很不平衡的。但能做到“不平衡”很容易吗？能做到向好的方向前进的不平衡恰恰是最难的，甚至是很多西方国家所梦寐以求的，这一点上即使不少中国学者也没有认识到。然而，现在很多美国经济学家眼里，中国的不平衡性表现，简直令人有点不可思议，这种不平衡性也是很多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

黄育川

 下文摘编自纽约时报中文网，黄育川：《中国从来就不是普通经济体》。

中国过去几十年非凡的增长催生了两大分析思路。一派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经济大国，准备征服世界。另一方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变得非常扭曲，因此必然会崩溃，或者至少像一位美国前财政部长所说的那样，“退回到中等水平”。

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一方面，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经济体。近40年来，它的平均增长近10%，创造了历史纪录；它是第一个成为大国的发展中国家。那么，凭什么认为它不能一直超出人们的预期？

事实上，有些人心目中中国经济的弱点反而是它的优势：不平衡的增长与其说是风险即将来临的证据，毋宁说是工业化成功的标志；急剧上涨的债务水平是金融深化、而不是肆意挥霍的标志等等。

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核心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会持续且精准地按照所需要的方式去打破常规。但这也取决于中国政府是否能在国家干预和市场力量之间取得适当平衡。

需要指出的是，中央集权有其益处，比如，拥有权力的人至少在理论上有能力迅速纠正路线，这使得中国领导人近年来可以让中国经济保持在更可持续的增长道路上。去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出现反弹，外汇储备恢复了，工资也上涨了。中国政治上的若干改革，让领导人能有更多时间和余地来推动更繁荣的现代化强国的构想。

而外界对中国未来的怀疑往往针对它不断增加的债务。目前，中国整体债务对GDP的比例超过250%，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一般的水平：高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低于大多数高收入国家。不过，比较令人担忧的是，这个数字在过去十年里增长了100多个百分点，几乎翻了一番。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曾警告称，有过如此迅速上升的债务比率的其他经济体，比如几十年前的巴西、韩国以及最近的几个欧洲国家，最终都陷入了金融危机。那么，为什么中国会有所不同？

这其中一个原因是，债务并非生而平等。

正如一些乐观主义者指出的，中国的债务是公有的，而不是私有的，这意味着风险主要由国家承担，而国家拥有更多的资金。借款主要是向国内，而不是外债。尽管抵押贷款出现激增，但中国家庭的总体债务负担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相对简单，没有出现十年前几乎搞垮美国经济的那种外来资产证券化。

另外，中国的负债率看上去比实际情况更吓人，也是因为外界常常误解它的性质。

中国的银行不再仅仅服务于国有机构，现在它们也服务于私营部门，特别是从19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国有住房私有化之后，形成了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商业地产市场。在2005年至2013年期间，有多达三分之二的信贷扩张（包括通过非官方或所谓的影子银行业务）进入房地产相关资产，推动了土地市价的确立。因此，信贷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金融成熟度的提高，而不是房地产泡沫或浪费投资。

不过，从官方数据上看是另一番景象。根据我的计算，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增长了六倍，但是房地产交易不包括在国内生产总值评估中，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债务水平出现激增而GDP没有。

繁忙的港口/资料图

当然话虽如此，高负债水平也确实体现了一些弱点。正如我以前在书中详细描述的那样，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没有跟上社会支出的步伐，促使这些地方当局从银行借款，为公共服务提供资金。这也许反映了被掩盖的财政问题，值得引起警惕。

一些中国观察人士还担心，除非消费取代投资，成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否则中国的高速增长无法持续。对此，也有部分中国国内舆论似乎认同这个观点，提出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异常高，消费所占的比例异常低。

但这么说误解了中国“不平衡增长”的本质。

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化。过去四十年里，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从不足20%上升到近60%。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脱离劳动密集型的农村劳动，转向城市里资本密集型程度更高的工业岗位。因此，进入投资领域的国民收入比例确实越来越高。但同时，企业利润也在增加，从而促使工资上涨，刺激消费。实际上，尽管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了，但中国的个人消费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主要经济体都快几倍。

大规模的城镇化的同时也会伴随户口限制等方式，政策仍有意对集中流向大城市的人口进行分流，转移到小一些的城市，这一做法也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干扰。正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所指出的，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远高于小城市。

另外，还有​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利润率持续下滑的国有企业也是一大问题，如何改革国企仍值得探索。

当然，最终中国经济将不得不变得更加平衡，中国也很清楚这一点，这是个棘手的任务。中国的方案是让国家在经济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此外，反腐也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为了有效地打击腐败，一些切实可行的改革会有所帮助，比如制定一部民法典来定义可接受的商业惯例、基本的产权和私营企业的地位等等。

即使如外界所认为的那样，中国经济的辉煌时代也许结束了，但要知道在未来十年里哪怕是6%的增长率也是惊人的。按照这个速度，中国经济到2030年将翻番，并有可能成为全球以名义美元计算的最大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了。)

中国迄今取得的非凡成功，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的实用主义，以及行动派和改革派人士的努力。现在中国社会仍在进一步的改革中，这表明政府有意解决国内的社会和经济需求。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可能都不会成为“普通国家”。

【黄育川是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著有《破解中国之谜：为什么传统经济智慧是错的》(Cracking the China Conundrum: Why Conventional Economic Wisdom Is Wrong)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