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四十年前我「考研」

​易中天3月15日在博客发表长文《四十年前我「考研」》，全文如下：

四十年前的1978，对于我是重要的一年。

这年9月，女儿出生。

差不多同时，我被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录取，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第一批研究生。

那时还没有建立学位制度，因此不叫硕士生，就叫研究生。由于招生和录取都在1978年，所以叫“1978级研究生”。写成“1978届”是不对的。届是毕业的年份，级才是录取的年头。

这里面很有些故事……

教育部的通知大约是一月份发出的，有三项规定特别重要：

第一条对我没什么意义，当时我才三十一岁。第二条就重要了，因为我只读过高中。不限学历，就能以“同等学力”参加考试。这四个字，常常被错误地写成“同等学历”，这也是不对的。学力不是学历，请不要写错别字。

各单位不得阻挠也很重要。1978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报名是要单位开介绍信的，而胆敢报名的差不多都是各单位的骨干。谁愿意放走骨干呢？没有这一条，估计很多人考不成。

三条政策，想得都很周到。

我不知道制定政策的是谁。但我知道，那时中央高层和各个部门的领导，都经验丰富老成持重，也都一心一意为国为民。

1978，真是个特别的时候。

报名很顺利，压力却是空前的。因为尽管有“各单位不得阻挠”的政策，我所在单位（乌鲁木齐钢铁厂二中）的领导还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如果考不上，就安心留在单位工作，直到退休。当然，在此前提下，他们也给了我最大的支持：除了正常上课，可以不参加学校的其他活动，以便有足够时间备考。

时至今日，我仍然很感谢他们。

不过，我毕竟是同等学力，而且这个学力还需要证明。

从报名到考试，却只有三个月的业余时间，而竞争者则是等待了十年之久的许许多多老大学生。

这就不能硬拼，还得有点策略。

当时一共考四门：政治、外语、基础课、专业课。

这里面最难的是外语。读高中时我学的是俄语，毕业后十几年没用过，33个字母都认不全了，怎么考？好在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丢了外语的人多了去，北京大学甚至干脆不考外语。于是我便给武汉大学的招生办写了封信，询问武大是不是也能像北大一样免试外语。

对方很快回信，全文如下：

我的神啊！这就是老天爷来帮忙了。

我又没有问成绩是否分记，你多此一举干什么？喜欢推理的我马上得出结论：外语成绩是分开计算的，分数线只按照另外三门课的成绩设定，上线就能参加复试。只有在分数相同的情况下，外语成绩好的才有优先录取权。

那么，为什么要为它费时间？

这成绩，俺不要了。

何况当时规定考外语可以带词典，总不至于交白卷。

那就考多少分，算多少分。

政治课也不怕。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我都读过，《毛泽东选集》更是读过不止一遍，基础好着呢。考试前一天，再请学校的政治老师辅导辅导，问问当前的时事政治问题，就OK了。

多出来的时间，全部给另外两门课。

基础课，是古代汉语。

专业课，是古典文学。

这个我有童子功，否则不敢报名，但仍然不敢掉以轻心，必须全力以赴。

我的办法，是编教材。

至今我仍然认为，这是应付考试最好的办法。你想啊，如果你连教材都编得出，还怕考试吗？

“自编教材真迹，翻箱倒柜找出”

所以这两门课，我考得非常轻松。

出乎意料的是政治课，没有什么选择题、填空题之类，每道问答题都是一篇小论文。这是很考人的。你得基础扎实，你得会写文章，更重要的是你得思维敏捷快手快脚。如果时间到了还没做完，前面写得再好也是白搭。

幸好，我很快。

当然，也很累。

走出考场，风清日朗。

那是1978年5月5日和6日，考试地点是乌鲁木齐一中。每人一张桌子，相互隔得很开。其实那时很少有人作弊，而且就算想作弊也不可能。考生与考生根本就不认识，报考的学校和专业也不相同，考题自然五花八门，一间教室之内很难有两张相同的试卷，谁抄谁呀？

其他方面就很宽松。可以看表，可以喝水，还可以抽烟。监考老师看着这群二十多岁到四十岁的考生，眼睛里透出来的都是鼓励和疼爱。

那时，整个教育界都有一个共识：

1978，真是个美好的时候。

自此，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