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在神话的光芒之下

文/刘宗迪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经略导言】昆仑，在《山海经》中原本是一座传说中的神山。正是恢弘瑰奇的昆仑神话，激发着世世代代的探险家到中国的西部去寻找昆仑山之所在，才有了新疆和青海的两座昆仑，双峰并峙，遥相呼应，现代地理学也才能把地图上联结起这东西两昆仑的山脉称为昆仑山脉。茫茫昆仑，被地理学家成为中国大地的群山之祖，被堪舆家视为华夏风水的龙脉之首，归本溯源，这道龙脉的源头，却在古老的神话之中。

昆仑山最早是《山海经》中记载的一座深山，其方位所在至今难考。张骞通西域，汉武帝据其报告将新疆和田的南山命名为昆仑，这是昆仑的位置第一次在现实地理中被确定。唐代与吐蕃交涉密切，青海黄河源头之山被命名为真正的昆仑，元代的河源地理考察，进一步确认了唐代对昆仑地理的认识。

清代，昆仑概念被引申，泛指葱岭以及由之分支的广袤的青、藏和新疆群山。清末，来华探险的俄国地理学家将从新疆昆仑到青海昆仑的山脉命名为昆仑山脉。昆仑之所在变动不居，归根结底源于不同时代的政治、地理情势导致人们对《山海经》中昆仑记载的不同理解。

一、西域昆仑

西汉元朔三年，亦即公元前126年，为联络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而奉命出使西域的张骞，在经历九死一生的艰难旅程之后，终于回到都城长安，此时已经离他登程西行的建元二年（前138年）过去了整整十三年。张骞虽然未能完成联络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的使命，但他此行越流沙，过葱岭，西至康居，南下大夏，周游西域列国，广泛了解了西域的山川形势、风土人情，他回国复命之际，必定是将此行的见闻详细禀报当时的天子汉武帝，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中国历史上第一篇详细记载西域的文献，就是基于张骞的报告而作。

司马迁说，张骞在向汉武帝禀报西域见闻时，提到他曾到达河水源头，河源出自于阗国的高山，那山上盛产玉石，张骞还采集了一些玉石带了回来。汉武帝闻言，根据古代图书的记载，将于阗的这座河源之山命名为“昆仑”。这是“昆仑”的位置第一次在地理版图上确定下来。

“昆仑”是传说中的神山，《淮南子·地形训》说，昆仑山在中国的西北，是河水、丹水、弱水、洋水四条河流发源的地方，昆仑山高达一千余里，上面有玉树、珠树、璇树、绛树、碧树、瑶树、琅玕等各种用珠玉珍宝装饰而成的树木，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山顶上有一座九重宫殿，宏大壮观，瑰丽无比。宫殿四面一共有四百四十座城门，每座门相间四里，西北方的城门叫阊阖门，阊阖门常年敞开，以便通风，阊阖门内有倾宫、璇室、悬圃、凉风、樊桐等殿。昆仑上的宫殿是众神居住的地方，山上生长着不死树，吃了它的果实就可以长生不死，山上流淌着丹水，喝了也可以长生不死，因此，尘世之人只要登上昆仑就可以成为不死的神仙。

《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集合其门下宾客所撰，刘安是汉武帝刘彻的叔父，书写成后还进呈给了汉武帝，因此对于《淮南子》中所描绘的昆仑胜境，汉武帝肯定是耳熟能详的。西汉时期神仙道教盛行，刘安、刘彻都热衷于求仙，企求长生不死。刘安因为被控谋反而畏罪自杀，但传说中刘安并没有死，而是服了仙药变为升天了，连家中鸡狗鹅鸭生也都吃了他剩下的药渣而跟他一道升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说就是由此而来。

汉武帝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寻访神山仙境、求取不死药，肯定对于昆仑仙境念念不忘，说不定张骞出使西域，除了外交使命，还有一个寻访昆仑求取仙药的秘密使命吧？因此，当张骞回到长安复命，报称自己找到了河水的源头，并从河源之山采集玉石带回，汉武帝就立刻相信那就是传说中生长着不死药、流淌着长生水的仙山昆仑。

汉武帝把张骞到达的河源之山命名为昆仑，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典可据的。《淮南子》说得明白，河水源自昆仑，因此，河源所出，是寻找昆仑山的重要线索。但汉武帝的根据不仅限于他叔父刘安的书，还有更古老更权威的书，这就是《山海经》。在先秦古书中，最早且最为详细地记载昆仑山者，非《山海经》莫属。此书的《西山经》、《海内西经》、《大荒西经》等篇都有关于昆仑山景观的详细记载，其中以《海内西经》的记载最富神话色彩，较之《淮南子》所记，又别有一番风情。

它说昆仑墟方圆八百里，高万仞，山上的宫殿，是天帝和众神在下界的都城，宫殿每一面有九座城门，城门和井栏都是用玉石砌成，每座门前都有九首人面虎身的开明兽把守。宫殿的四周，有凤凰、鸾鸟、蛟、蝮蛇、蜼、豹、诵鸟、鶽、视肉等各种奇禽怪兽，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琅玕樹等各种珍宝异物，山上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等巫师专门掌管不死药，河水、赤水、黑水、青水分别发源于昆仑的四隅……。

《西山经》也说河出昆仑，昆仑周围的几座山如槐江之山、乐游之山等都出产玉石。总之，根据《山海经》的记载，河水所出，盛产玉石，是昆仑山的两个重要特征，也是寻找昆仑山的两条重要线索，张骞所涉足的于阗之山与此完全吻合。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说，汉武帝“按古图书”，名此山为昆仑，他所“按”的古图书，很可能就是《山海经》，因为除了《山海经》，记录昆仑景观如此详细的古书，没有第二本。

然而，虽然张骞的报告跟书上关于昆仑山的记载都能对上号，但他找到的却并非真正的昆仑山，张骞错认了河源，汉武帝上了大当。

于阗国遗址

张骞西游经过的于阗国，位于今新疆和田，是西域的一个古国，地处塔里木盆地南缘、昆仑山脉北麓，正当丝绸之路南线之要冲，是中西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在历史上曾繁荣一时，其人民因能歌善舞而闻名中土，著名的和田玉就产于此地。于阗确实是一条大河的发源地，但那条河并非河水，而是塔里木河。

塔里木河是新疆的内陆河，也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河，主要有四个源头，即发源于天山南麓、流经阿克苏的阿克苏河，发源于帕米尔高原、流经喀什的喀什噶尔河，发源于昆仑山脉与帕米尔高原之交、流经叶城、莎车的叶尔羌河，以及发源于昆仑山脉、流经和田的和田河。根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在汉代，人们至少已经了解了其中的两条，即叶尔羌河和和田河，当时称为葱岭河和于阗河。

《汉书》所说于阗河发源的于阗南山，或即和田城南部的喀拉塔什山。上述四条支流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合流为塔里木河，沿天山南麓东流至盆地东南的罗布泊。至于黄河，则发源于青海南部、巴颜喀拉山北麓。在今天的中国地形图上，和田河源头在昆仑山脉西端，而黄河源头在昆仑山脉东端，两者相距有三、四千里，可谓风马牛不相及。

汉代长期经营西域，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府，东汉设西域长史府，与西域诸国交往密切，丝绸之路上使节、客商来往频繁，因此，汉人对于新疆的山川形势包括塔里木河的水道地理十分了解。相反，当时的黄河源地区还在西羌的控制范围之内，汉朝鞭长莫及，直到西汉末年，汉朝的势力范围才到达今天的西宁，加之黄河源地区山高谷深，非交通孔道所经，汉人对黄河源头地理的认识尚十分模糊。张骞和汉武帝因为于阗河源头与古书关于昆仑的记载相吻合而将于阗南山误认为昆仑山，虽说南辕北辙，错得离谱，但也算事出有因，有情可原。

塔里木河是一条内陆河，流到盆地东端的罗布泊就终止了，汉人对此心知肚明。《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都明确记载，于阗河最终流入罗布泊（当时叫盐泽）。既然于阗河在盐泽就终止了行程，那它又怎能跟河水拉上关系呢？又如何能成为河水的源头呢？于是，司马迁在撰写《大宛列传》时就面临一个难题：于阗河源和昆仑山是当朝天子认定的，天子一言九鼎，不可妄加非议。但于阗河又确实在盐泽绝流，与中国的黄河风马牛不相及。

既要实事求是，又不能悖逆圣意，为了调停这一矛盾，司马迁自有“高招”，他独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 “潜流说”：于阗水东流到盐泽后，潜于地下，继续向南流，然后在南方又从地下涌出，继续东流，就成了中国的黄河。如此一来，既照应了事实，就维护了天子尊严，此说一出，昆仑在于阗的说法越发显得牢不可破了。

司马迁的“潜流说”，用今天科学地理学的眼光看，自是不值一驳。且不说罗布泊距离黄河源头有千里之遥，就算河水能够潜行，也不可能一鼓作气地在地下游走如此漫长的距离，除非当初大禹治水时，预先在罗布泊与黄河源之间铺设了一条巨大的地下管道。其实，就算铺了管道，罗布泊的水也不可能流到黄河源：黄河发源青藏高原，海拔4600米，罗布泊地处塔里木盆地，海拔才780米，就算在两者之间有一条地下管道的话，也是黄河之水倒灌到罗布泊！

黄河源远流长，纵横蔓衍，九曲十八弯，加之河源地区不在版图之内，古人受交通和测绘条件的限制，要实地考察其真正源头并不容易，正因为无法实地考察，所以只有相信书本和权威。于阗昆仑说和盐泽潜流说用今天的眼光看尽管荒唐，但在当时，此说既有《山海经》等古书作为典据，又有汉武帝为之钦定，因此，古人一直对此说深信不疑，流传两千多年未被推翻。即使在唐代的刘元鼎、元代的都实通过实地考察获得关于青海河源地理的准确认识并在青海河源指定了昆仑山之后，新疆昆仑说的地位也未受到根本性动摇。

二、青藏昆仑

汉代之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战乱，江山破碎，疆域分裂，中原王朝无力暇西顾，更顾不上对河源地理的考察。直到唐朝，天下重归一统，西域复入版图，对于河源和昆仑的认识才较之汉代进一步深入。而由于唐代战略和外交中心的转移，也导致了对河源和昆仑的定位为之一变。唐代时期，吐蕃势力崛起于青藏高原，与唐朝围绕着青海和西域展开了长期的角逐，时战时和。唐朝和吐蕃前后八度会盟，为了和亲，把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

唐朝派往吐蕃的会盟与和亲使者，大多取道青海，因此大大增进了对河源地区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的认识。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吐蕃使者论讷罗到长安请和，唐朝派大理卿御史大夫刘元鼎作为使节，前往逻些(今拉萨)会盟，往返均途经黄河源地区。刘元鼎一路凭吊战场故垒，观察山川形势，归长安后，撰写《使吐蕃经见纪略》，描述沿途山川风物，尤其对河源的地理状况做了细致的描述。刘元鼎将他途径的紫山，视为黄河所出，认为就是古书中所说的昆仑山。吐蕃人称紫山为闷摩黎山，据考，闷摩黎山即今天的巴颜喀拉山，此山正是黄河正源所在，这是历史上昆仑山首次被坐实于黄河源头。

元代对河源进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专门而全面的考察。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忽必烈任命蒙古人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带领探险队勘察黄河源，并计划在河源建城置驿，以便商贾通航互市。都实自河州（今甘肃临夏）宁河驿出发，翻越陇南崇山峻岭，溯河而上，历时四个月到达河源地区。同年冬返回大都复命，将考察情况绘图上报。后来，元人潘昂霄根据都实之弟阔阔出的转述，写成《河源志》，详细记载了黄河上游的各条支流和沿线山峰情况，这是有史以来第一篇详细的河源探险报告，明人纂修《元史》时，将这篇文章抄进《地理志》后作为附录。

《河源志》认为汉使张骞以河源于阗南山固然差之千里，唐代刘元鼎以河源吐蕃闷摩黎山亦未得其实，都实所探，方为河之真源。都实将黄河的源头追溯到星宿海，当地人谓之鄂端诺尔，“鄂端”意为星宿，“诺尔”意为海。所谓星宿海，是由上百泓泉水组成的湖沼，登上俯瞰，在阳光照耀下，水光闪耀如同群星璀璨，故名星宿海。

星宿海东北有一座常年积雪的大雪山，当地人称为亦耳麻不莫喇山，是周围群山中最高，都实认为那就是书中所记载的河源昆仑山。亦耳麻不莫喇山即现在地图上的阿尼玛卿山。阿尼玛卿山位于青海果洛州玛沁县西北部，海拔6282米，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雪峰雄峙，冈峦磅礴，主峰玛卿岗日正处黄河第一个大拐弯当央，虎踞龙盘，气势恢宏，此山与冈仁波齐、梅里雪山和尕朵觉沃并称藏传佛教四大神山。

看来，都实将阿尼玛卿山指定为昆仑山，无论从其地理形势看，还是就其文化意义而言，都能与古书中关于昆仑的记载拉上关系，算是实至名归，自古以来关于昆仑山的探寻，至此似乎可以告一段落，关于昆仑的纷纭聚讼，也可以尘埃落定了。

三、清代的昆仑

清代历朝都十分重视新疆经略，西北史地研究也因此盛极一时，清代很多学者都对新疆山川做过实地勘察和精审考证，因此，清代朝野关于新疆山川地理的知识较之以前大为丰富和准确。按理，清人应该不难发现黄河伏流说之谬误，并进而推翻新疆昆仑说，因为自古以来昆仑的位置就是依据河源而定，伏流说被揭穿，则于阗河源说不成立，于阗河源说不成立，则新疆昆仑说也就不攻自破。

但是，可怪的是，清代学者对于新疆河源说、新疆昆仑说之执念较之前人却有过之而不及，对荒唐的黄河伏流说也深信不疑。例如，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为此专门撰有《昆仑河源说》、《昆仑辨》等文，即引经据典，博为考证，力主昆仑在新疆，张骞所发现、汉武帝所命名之昆仑，才是《山海经》、《禹贡》等古书中所记载的真正的昆仑，而其他地方的昆仑，都是后人的误解。

星宿海

康熙皇帝勤政而好学，他受西方传教士影响，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颇具有实证求真的精神。康熙四十三年，康熙派遣侍卫拉锡等人上探河源。拉锡奉命对黄河源头的地理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并绘成地图进呈康熙。拉锡的实地勘查证明，唐、元时期所探查的星宿海确为黄河真源，康熙皇帝为此还专门撰写《星宿海》一文，载于其所著的科学札记《几暇格物编》首篇，文章开门见山就说：“黄河发源星宿海。……朕尝遣侍卫西穷河源，至星宿海，蒙古名鄂敦他拉（鄂敦即星，他腊即野）。地上飞泉杂涌，成水泡千百，从高下望，大小圆点烂如列星，故名星宿海。”

康熙年间初修《大清一统志》，即以星宿海上源之巴颜喀拉山为昆仑山，巴颜喀拉山的蒙古名为枯尔坤，“昆仑”盖即枯尔坤的音译。康熙《一统志》认为，元代都实虽探得黄河之真源星宿海，但都实指认亦耳麻不莫喇山（阿尼玛卿山）为昆仑山却不妥，因为阿尼玛卿山在星宿海下游数百里，并非河源之所在，唐代刘元鼎所指认的闷摩黎（巴颜喀拉山）在星宿海上游，才是真正的昆仑山。

康熙时期的河源考察，进一步证明了唐人、元人的河源说，并且得到天子的首肯，按理应该成为定论，从而对自古聚讼不已的河源和昆仑问题做一了断，谁知到了乾隆时期，河源和昆仑问题又横生波澜。

于阗河

乾隆四十七年，因为黄河下游泛滥，乾隆皇帝派大学士阿桂之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再次往青海探察河源并祭祀河神。这一次的河源探险队较之拉锡走得更远，对河源的考察进一步深入。阿弥达发现，历来被认为是河源的星宿海并非黄河的最初源头，星宿海之上更有源头，星宿海西南有一条河，当地蒙古语称为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他认为这正好证明此河就是黄河的上源。阿勒坦郭勒（黄金河）河源有一巨石，高数丈，石壁皆为黄赤色，石上有喷泉，化作瀑布百道泻下，其水皆为黄金之色。当地蒙古人称此石为阿勒坦噶达素齐老，蒙古语中，“噶达素”意为北极星，“齐老”意为石头，所谓“阿勒坦噶达素齐老”，即北极岩。阿弥达认为他终于找到了黄河的最初源头。

阿弥达的考察再一次从地理学上毋庸置疑地证明了黄河源就在青海，而与新疆的于阗河风马牛不相及。但乾隆皇帝的做法却十分耐人寻味，一方面他肯定阿弥达考察超迈前世，并以自己的臣下发现了较之前人更远的黄河真源而倍感自豪，另一方面，他却仍然坚持河源伏流重发之说不放，坚持认为于阗河才是黄河的最终源头，于阗南山才是真正的昆仑山，于阗河水在罗布泊潜于地下，伏流千余里之后涌出地面，于是就形成了阿弥达所发现的阿勒坦噶达素齐老喷泉。

乾隆对自己的发现颇为自得，不仅亲制《御制河源诗》以记其事，而且还命四库馆臣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纂修《河源纪略》三十五卷，对从于阗河从于阗南山发源经罗布泊到青海河源的黄河上游山川形势、河流支脉详加考证，绘成详细地图，以图对河源和昆仑问题盖棺论定。康熙敕修的《大清一统志》中原本认定巴颜喀拉山为昆仑山，在乾隆年间重修的《一统志》中也被推翻，认为前志“以枯尔坤山即为黄河所出之昆仑山，则近似而未得其真。”

英明圣武的乾隆皇帝一口咬定昆仑在新疆，执著于汉代的盐泽潜流说，实在耐人寻味。康熙（以及清代学者）之所以热衷于新疆昆仑说和盐泽潜流说，当有其政治上的考量。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军击溃准噶尔，控制了新疆东部。18世纪初，乾隆先后出兵平定准葛尔叛乱和“大小和卓”叛乱，西域全归清朝版图。乾隆即取“故土新归”之意，将西域命为“新疆”，新疆正式成为清朝的一个行省。

为巩固对新疆的控制，乾隆不仅排重兵镇守，而且大兴屯田以安抚百姓。可以说，新疆的统一和安宁，一直是乾隆最为关注之事。在昆仑和河源问题上，乾隆一反乃祖康熙的做法，摈弃唐代、元代所发现的青海昆仑和河源，而重提张骞和汉武帝所认定的于阗昆仑，并津津乐道于盐泽潜流说，置唐、元关于河源地理的调查结果于不顾，竭力主张于阗河与黄河一脉相承，旨在为清朝对于新疆的主权寻求地理学的依据。如果能够证明黄河的源头不仅在青海，而是与新疆的塔里木河一脉相承，那么，塔里木河与黄河、新疆与内地，将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理整体，西域自古就是禹贡九州、中华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此亦可看出，地理学从来就不是对自然山川客观的记述和呈现，这种记述和呈现总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渊源和政治背景，山川的命名体现和勾画，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权力。正因为黄河和昆仑自古就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因此，把昆仑山和黄河源安放在哪里，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学和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四、从昆仑山到昆仑山脉

被称为“昆仑”的山，除了上述的新疆昆仑和青海昆仑，还有好几座，这些昆仑山虽然不如新疆和青海的昆仑那样著名，不过，它们被称为昆仑山，也都跟《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古书的记载有关，并且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

昆仑山曾被认为就是佛经中的须弥山。东汉以后，佛教传入中国，佛教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也改变了中国的世界观和地理观。佛经中有座山神山叫须弥山，须弥山位于大地的中心，日月星辰围绕须弥山而运转。山上有用金银、水晶、琉璃筑成的宝殿，是长生不死的诸天众神居住的地方。山上花果繁盛，香风缭绕，有无数的珍禽奇鸟，栖息于珠宝装饰的宝树，婉啭相合。须弥山上有阿耨达池，有四条河流从此池发源，分别流向须弥山四方，东方为恒伽河，南方为新头河，西方为婆叉河，北方为斯陀河，分别注于四方之海……

比较佛经中须弥山和《山海经》、《淮南子》中的昆仑山，几乎是出自同一个模子，因此，佛教信徒很自然地认为中国的昆仑山原是印度须弥山在中国的翻版，印度的须弥山才是真正的昆仑山。北朝郦道元《水经注》在叙述河水之源和昆仑山时，就引用了佛家的说法。不过，佛经中的须弥山跟《山海经》、《淮南子》中的昆仑山一样，也只是虚无缥缈的神山，传说中的须弥山究竟在哪里？佛徒和佛教学者也见解各异，其中最流行的说法是认为喜马拉雅山即印度人所谓的须弥山。

清朝疆理西藏，崇尚藏传佛教。康熙五十六年，西藏喇嘛楚儿沁藏布喇木占巴来京晋见，声称冈底斯即昆仑山，冈底斯山发源四条河流，正与佛经记载相合。康熙皇帝闻言，特派理藩院主事胜住等与喇嘛同归西藏，“所在量测星野，图画地形，于江河诸水无不尽得其源委”（《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八）。

胜住认为冈底斯山确与书中记载的昆仑相合，康熙因此指定此山为昆仑。清代地理学家徐松（1781年－1848年）撰《西域水道记》，即采取此说，以冈底斯山为昆仑山。不过，康熙本来已经将黄河源头的巴彦喀拉山指定为昆仑山了，现在突然又从藏南冒出一座昆仑山来，岂非自相矛盾。想来康熙指定冈底斯为昆仑，只是为了迎合藏传佛教以加强西藏与朝廷的关系而已。

魏源也认为释典之须弥山即汉籍之昆仑，但他认为葱岭才是佛书所谓须弥山。其《海国图志》卷七十四有《释昆仑》长文一篇。魏源认为，昆仑是河源之山，因此，找到真正的河源也就找到了真正的昆仑，而佛典说河出须弥山上阿耨达池，魏源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葱岭上有大龙池的记载，认为大龙池即回语所谓哈拉淖尔，塔里木河即源于此，故葱岭是河源，而且葱岭盛产玉石，合乎《山海经》等书的记载以及张骞的说法，所以葱岭才是真正的昆仑。他在《书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后》一文中说：“昆仑之为葱岭无疑，其地多产玉，又上有龙池，故玉山瑶池之说，尚非无因。”说得可谓干脆利落。

祁连山

甘肃酒泉的祁连山在历史上也曾被认作昆仑山。《晋书•张轨传》记载，西晋永和元年（345年）酒泉太守马岌上言凉州牧张轨，称酒泉南山即昆仑山，当年周穆王西游拜见西王母，即在此山。并说此山有石室玉堂，珠玑镂饰，瑰丽若神宫，建议张轨建庙供奉西王母。根据《山海经》的记载，西王母就住在昆仑山上，而《穆天子传》则说，周穆王曾经见西王母于昆仑。

酒泉南山即祁连山，祁连山远离黄河源头，不仅从地理学上很难跟昆仑拉上关系，也没有任何古书中提到周穆王见西王母就在酒泉南山，马岌之说纯属编造。酒泉太守马岌是凉州牧张轨的下级，马岌说仙山昆仑和西王母石室在酒泉，把昆仑搬到凉州，纯粹是为了拍张轨的马屁。

除了上述昆仑，在明、清的《一统志》志中，还记载了数座名为“昆仑”的山，昆仑山几乎遍布九州各地，其中，见于记载的在山东的昆仑，就有两座，一座在文登，一座在淄博。不过这些昆仑山除见于地方志记载外，几乎名不见经传，影响不大，因此可以置而不论。

纵观昆仑的变迁史，历史上最著名的昆仑，非新疆昆仑和青海昆仑莫属。新疆昆仑为汉武帝所名，历史最为悠久，青海昆仑为黄河真源，似乎证据确凿，所以新疆昆仑和青海昆仑各自都有不少的拥趸。但是，真正的昆仑山只能有一座，两座昆仑，互相打架，总要有个了断。所以清代以来，尤其是随着西北地理学的发展，不断有学者著书立说，试图调和两说，从地理学上把新疆和青海的两座昆仑合二为一。

新疆昆仑和新疆昆仑远隔千山万水，相距数千里，地理学家要把两者合二为一，难道有移山大法？地理学家自然不会移山搬海，不可能把新疆的昆仑搬到新疆。不过，地理学有一招比移山大法还管用，那就是“山脉”的概念。“山”只是一个孤零零的“点”，而“山脉”则可以是绵延数千里的“线”或者“面”，所以，如果不是把古书中的昆仑理解为一座山，而是理解为一道山脉甚至是一片山系，东西两座昆仑之间这场打了千百年的官司，不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吗？

随着清廷新疆经略的推进，清代地理学家对西北地区的山川脉络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横亘于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之间那片广袤的山系构造逐渐呈现出来，这道山脉气势磅薄，逶迤连绵，从西部边疆的葱岭（帕米尔高原）一直到青藏高原东端一脉相连，恰好把处于山脉东、西两端的新疆昆仑（于阗南山）和青海昆仑（巴颜喀拉山）联系起来。

在这种全新的地理认知格局下，新疆昆仑和青海昆仑不再是毫不相干的两座孤立的山峦，而成了同一山系的组成部分。而且帕米尔高原作为世界屋脊，西域的各大山系，都经由它连结在一起，一旦认识到各大山系之间同条共贯的脉络，不仅新疆与青海的昆仑，其他地方被指定为昆仑的山，例如新疆的葱岭、西藏的冈底斯山、甘肃的祁连山等等，都可以被纳入同一个昆仑山系之中。

于是，“昆仑”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地理概念，绵延于新疆、西藏、青海之间的群山，都可以被纳入昆仑的名下，从此，地理学家们再也不用担心现实中的昆仑山无法满足古书中关于昆仑的记载了。古书中说，昆仑是黄河之源，昆仑出产玉石，昆仑山上有瑶池，昆仑周围有流沙、弱水、黑水，周穆王曾在昆仑山谒见西方女王西王母……任古书上把昆仑说出花来，在那一片绵延新疆、西藏、青海的崇山峻岭中，总有一座山能够满足这些条件中的某一条。

这种把昆仑概念的扩大化，可以在很多清代学者的笔下见到。比如曾被嘉庆皇帝流放伊犁的著名学者洪亮吉（1746年—1809年）说：昆仑之首在西域。……自贺诺木尔至叶尔羌，以及青海之枯尔坤，绵延东北千五百里，自嘉峪关以迄西宁，皆昆仑也。华言或名敦薨之山，或名葱岭，或名于阗南山，或名紫山，或名天山，或名大雪山，或名酒泉南山，又有大昆仑、小昆仑、昆仑丘、昆仑墟诸名，译言则曰阿耨达山，又云闷摩黎山，又名腾乞里塔，又名麻琫剌山，又名枯尔坤，其实皆一山之名也。”（孙璧文《新义录》卷八引）这等于把今天地图上的帕米尔高原、昆仑山脉、巴颜喀拉山、天山山脉、祁连山脉等都囊括于“昆仑”的名头之下了。

新疆巡抚、陕甘总督陶模之子陶保廉（1862－1938）于1891年、1896年两度随父游历西北陕西、甘肃、宁夏、新疆数省，后将其见闻撰为《辛卯侍行记》一书，详细记述了西北诸省的地理、交通、矿产、环境、防务、风俗等，书中有一长篇关于昆仑的议论。陶氏在历数各地的昆仑后，总结道：“今新疆之南，青海西南，西藏之西，印度之北，东抵星宿海，西至阿富汗，迤逦诸大山，皆昆仑也。”几乎把中亚的群山都装进了“昆仑”的口袋。

尽管清代学者对于西部地理的知识日益丰富，对山系格局的认识日益清晰，但清代学者尚无现代地理学的山脉概念，真正将昆仑山脉的轮廓在现代地图上准确描绘出来的，是19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探险家。清朝末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立即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广袤的西部，西方人所谓的“中央亚洲”，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资源，也成为西方列强觊觎的对象，尤其是致力于在中亚扩张势力的沙俄帝国，更是将中国西部尤其是新疆视为其对外扩张的目标。

19世纪中叶之后,

俄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典、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先后派出数十支探险队、考察队、考古队，赴我国西部进行探险考察活动。这些探险队在新疆、西藏、蒙古等地如入无人之境，对中国西北的地理、气象、矿产、生物、人口、民族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广泛的考察和测量，搜集了大量军政情报。他们的这种探险活动当然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也客观上增进了科学界对中国西部地理的科学认知。

昆仑山脉的探险，尤其与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1839-1888）密不可分，著名的普氏野马就是被他首先发现并公布于世，因此被以他的名字命名。普尔热瓦尔斯基曾供职于俄国军队总参谋部，受俄国军方的资助，于1830年、1876年、1879年、1883年先后四次进入中国西部探险，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青藏高原、天山、祁连山、阿尔金山、昆仑山、黄河及长江上游都在他考察的范围。他数度穿越昆仑山，对昆仑山脉的范围、分支、走向进行了全面的勘察，纠正了西方旧地图中关于昆仑山脉的错误描述。可以说，正是因为普尔热瓦尔斯基，现代地图上才准确描绘出了昆仑山脉的轮廓。

在普尔热瓦尔斯基看来，这一道巨大的山脉，从帕米尔高原发端，沿着塔里木盆地和青藏高原的交界，迤逦向东，形成横亘于新疆和西藏之间的弧形“山墙”，这道山墙延伸到在柴达木盆地的西缘，然后分为两支，一支沿柴达木盆地北缘向东北延伸，形成阿尔金山脉和祁连山脉，一支则沿柴达木盆地南缘向东南延伸，形成巴颜喀拉山脉等山系，一直延续到四川西部的岷山，这一系列山系构成了中国境内最为漫长的山脉，都属于昆仑山脉的范围。现代地图上所标注的昆仑山脉，正反映了当初由普氏所勾勒出来的基本轮廓。

昆仑山脉的轮廓尽管是有西方探险家在地图上画出来的，但是，西方探险家和地图制作者把西到帕米尔、东到江河源的茫茫群山用一系列山脉联系起来，并命名为昆仑山，这种地理学构想和命名的缘由，归根结底，仍是基于中国人古老神话和想象。昆仑，在《山海经》中原本是一座传说中的神山。正是恢弘瑰奇的昆仑神话，激发着世世代代的探险家到中国的西部去寻找昆仑山之所在，才有了新疆和青海的两座昆仑，双峰并峙，遥相呼应，现代地理学也才能把地图上联结起这东西两昆仑的山脉称为昆仑山脉。茫茫昆仑，被地理学家成为中国大地的群山之祖，被堪舆家视为华夏风水的龙脉之首，归本溯源，这道龙脉的源头，却在古老的神话之中。

毛泽东手书《念奴娇·昆仑》（1935）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穿过松潘草地，翻越岷山雪峰，即将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登上岷山峰顶，西望青藏，但见雪岭苍茫，奔涌而来。回首万里征尘，纵目大好河山，毛泽东豪情万丈地吟出了上面的诗句。“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此地此刻的毛泽东，肯定听到了命运的呼唤，他站立在昆仑的终点，他抵达了历史的起点，五千年的华夏历史，即将在他和他的红军手上翻开新的篇章。

原载《中华遗产》2014年第12期，刊出有较大改动，此为原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