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阿拉伯之春”的火车头，还停在那个冬天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你看世界的谷智轩。上周开始，北非国家突尼斯各大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政府抗击疫情不力，导致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就在本周一，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突然宣布，解除总理迈希希的职位、暂停议会，并且取消所有议员的豁免权。对于突尼斯，很多小伙伴的第一印象是“阿拉伯之春”的“火车头”。本期《消化一下》就带大家看看，突尼斯革命以后，到底迎没迎来春天。

突尼斯位于地中海南岸、非洲大陆的最北端，景色优美，是热门旅游目的地，有去过的小伙伴可以打在公屏上，或者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历。突尼斯早年分别给罗马、阿拉伯和奥斯曼帝国当过行省，1881年被法国吞并，正式成为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人对突尼斯的殖民统治，和其他非洲国家很不一样。早在奥斯曼统治时期，突尼斯就建立起了一套完善的中央集权与官僚体制。法国人接手后，不需要推倒重建，直接就有一套现成的行政班子可以继承，只是在原有的国王上面，再加了个手握大权的“法国总督”。借着旧王室的权威，殖民当局不仅瓦解了农村的部族长老、乡贤士绅，还在地方上建立起了行政机关、税务系统和军队，将中央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深入到了部落地区。

法国殖民者在突尼斯掠夺了大量土地，给当地百姓施以重税，同时推行同化政策，强迫穆斯林改信天主教，遭到了强烈反抗。二十世纪初，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兴起，考考大家，建立一个民族需要什么？答案是“想象的共同体”。被压迫的经历，成了突尼斯人的集体记忆。这些突尼斯人之中，有的在法国留过学，接受了当时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想，布尔吉巴就是其中之一。1934年，留学归来的布尔吉巴和一群留学生建立了“突尼斯新宪政党”，鼓励群众罢工游行，反抗殖民当局，模仿法国的左翼联盟，用法国的方式，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突尼斯便是如此。

1956年，布尔吉巴代表突尼斯与殖民当局谈判，迫使法国正式承认突尼斯独立。布尔吉巴作为领导民族解放的国父，凭借人格魅力，成了突尼斯的最高统治者。但正如同法国总督继承突尼斯王室的权威一样，布尔吉巴也继承了法国总督“至高无上”的地位。突尼斯独立第二年，布尔吉巴就废黜君主，自己当总统，开始长达30年的独裁统治。

布尔吉巴擅长搞政治，但是对经济一窍不通，制定经济政策主要靠顾问。突尼斯独立之初，大量法国资本外逃，国家陷入危机，恰逢60年代社会主义成为风潮，布尔吉巴就任命了亲社会主义的萨拉赫当财政部长，搞了十年计划经济，国有化矿产、工业和交通企业。1969年，布尔吉巴突然宣布“社会主义”结束了，任命赫迪努伊当总理，接着又搞了十年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左右横跳。

不光是经济上左右横跳，随着年龄的增长，布尔吉巴在政治上，也是日益专横、日益糊涂。1974年，布尔吉巴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党中央终身主席”，天无二日，他就是突尼斯唯一的太阳。那一年，卡扎菲访问突尼斯，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布尔吉巴当时在场下，一时听得热血上头，居然不跟其他官员商量，直接跟卡扎菲签署了“两国合并协定”，要把突尼斯卖给卡扎菲。总理事后看新闻，才知道有这回事，一时朝野哗然。布尔吉巴意识到不对劲，糊涂哇，原来自己被卡大佐给忽悠了，赶紧宣布撤回。虽然合并没有成功，但是能被卡扎菲骗，说明布尔吉巴的能力，已经到了很值得被怀疑的地步。

80年代，突尼斯遭遇严重的经济危机，外汇储备耗尽，欠的外债占GDP的60%，四分之一家庭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即使官方统计故意排除了年轻人，失业率也依然在1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布尔吉巴曾说：“我就是体制。”但值此危急时刻，这位曾经的“民族英雄”，已经昏聩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阶级矛盾空前加剧，百姓陷入贫困，找不到工作，只能怪“体制有问题”。1987年，总理本·阿里联合“御医”，拿到了布尔吉巴的体检报告，发动宫廷政变，以身体状况为由罢免了布尔吉巴，“总统？拿来吧你”，成为突尼斯的二代目。

我们前面提到过，突尼斯从殖民时期开始，就建立了有效的中央集权与公务员系统，执政者有的是机会，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可惜的是，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突尼斯独立后的两任独裁者，都只是将权力作为自己政治斗争的工具，空有“总统万岁”，没有“人民万岁”。上台之初，这些政治强人尚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换取民众沉默。但民主名不副实，发展也从未普惠所有人，一旦发展停滞，经济危机就会演变成政治危机。本·阿里继承了布尔吉巴的“天无二日”，在一个很恰当的时机，推翻了前任，对民众做出“民主”承诺，然后继续当了24年独裁者，任命亲信担任要职，把国家变成自己的分赃机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突尼斯陷入经济困境，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2011年，27岁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在当地政府大楼前自焚，并于18天后不治，成为“阿拉伯之春”的导火索。这个人的背景众说纷纭。有人说他高中没毕业，从小摆摊养活家里六口人，还要供妹妹读书，人设非常励志，也很能反映突尼斯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要知道，当年的突尼斯可是非洲第一富国，经济竞争力排名世界第40位，人均国民收入超过4000美元，达到了当时的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而布瓦吉吉的家，离繁华的市中心只有二十公里远，却住在破烂的灰泥房子里，每个月只能赚140美元，连进点水果拿去卖也要打欠条。两相一比较，确实挺震撼。不过，2010年突尼斯的基尼系数35.8，是迄今为止最低的一年，而同年美国的基尼系数是40，比突尼斯贫富差距还大，也没出现什么极端个案当我没说。

有人说他本科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只能摆摊度日。这个人设，反映的是突尼斯社会的高度内卷化。一方面，突尼斯年轻人多，本·阿里上台后，又花了大力气发展高等教育，结果大量高质量人才涌入就业市场。然而，突尼斯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业，对高学历的需求不大，而突尼斯的工业薄弱，竞争优势是廉价劳动力。政府也不鼓励私营经济，严格管制个体户，更没有对大学生创业的扶持。大学生里三成都是学工科的，面对这情况，要么去卖力气，要么只能待业。2008年经济危机一来，就业情况只会更糟。2010年，突尼斯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实际失业率高达 52% ，真正做到了“毕业即失业”。

另一方面，突尼斯社会也非常讲究“关系”，定义一下，就是“利用私人关系，通过非规范渠道，获取额外资源”。当然，他们那儿不用“关系”这个词，而是管这叫“瓦斯塔”，也就是阿拉伯语中“影响力”、“人脉”的意思。突尼斯青年在入学、求职都得要靠点“瓦斯塔”，暗箱操作是常态，近一半的人找工作都是靠亲戚朋友，35岁以下民众，有三成都有过向别人“意思意思”的经历。找工作，靠“关系”，而找到工作后，又成了别人的“关系”，至于体制内和国营部门的“金饭碗”，早就搞起了“内循环”。

工作没几个，全凭“路子野”，这社会不“卷”是不可能的。布瓦吉吉的爹是个建筑工人，在他三岁时就去世了，自然没什么“瓦斯塔”。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不管学什么专业，“高学历”的布瓦吉吉在毕业后只能乖乖“失业”，借了钱摆地摊卖水果。这个人设，完全符合了当时突尼斯的社会现实，也完全符合了人们对这样一个人设的预期。

对于布瓦吉吉自焚的原因，也有不同的说法。2010年12月17日，布瓦吉吉照常出摊，这时候来了两男一女三个城管，罚钱收货，双方发生了一些肢体冲突。然后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布瓦吉吉买了两瓶汽油，到政府大楼投诉，在地方一把手拒绝接见他之后就自焚了。这个过程不得不说非常戏剧性。听了这个故事的人，肯定要问，为什么布瓦吉吉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如此极端的行为？布瓦吉吉的姐姐告诉路透社记者，布瓦吉吉没钱向那些政府的人行贿，才受尽屈辱、没了活路，所以只能这样报复他们。“你能想象是什么样的迫害，才会促使一位年轻男子做出这样的事？”这位姐姐发出灵魂拷问，让闻者动然，越发相信吉吉老哥确实受到了迫害。

姐姐的指责还是有道理的，突尼斯的腐败问题确实比较严重。本·阿里下台被抄家，虽然家族总资产在中东北非领导人排中下游，但也有 35 亿英镑。突尼斯的全球清廉指数（CPI）为4.3，属于“严重腐败”的level，在18个中东北非国家里排第9，为发生“阿拉伯之春”的五国之首。这么一看，“腐败”确实与革命高度相关。不过，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清廉指数是3.3，排名比突尼斯还低25位，也没见有什么城管把人逼得没活路,当我没说。

还有种说法，布瓦吉吉自焚，不是因为贫困而绝望，也不是因为迫害而报复，而是因为三个城管里有一个是女性。在这样一个国家，被一个女人“羞辱”，严重刺激了布瓦吉吉的自尊心，导致他做出了极端行为。

这个说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布尔吉巴大大力推进了世俗化改革，提高了妇女社会地位。本·阿里把这一套完全继承下来，社会习俗日趋自由，女性参与工作，甚至可以进入公务员系统。突尼斯成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典范，以好客和宽容闻名于世，广受西方“好评”。2008年以前，欧美人来突尼斯投资、旅游、买别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报以掌声，突尼斯经济一片繁荣。然而，这却引来了突尼斯国内伊斯兰传统势力的强烈抵制。突尼斯国内有两股逊尼派的反世俗化势力，一个是倾向于走政治参与路线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另一个是更喜欢搞“圣战”、铲除“叛徒”的萨拉菲主义。本·阿里执政早期，“复兴运动”与政府矛盾加剧，大量成员被捕，领袖拉希德·格鲁希流亡海外。结果萨拉菲主义组织接盘，在突尼斯国内搞恐袭，和基地组织勾肩搭背。本·阿里一直视反世俗化力量为威胁，将伊斯兰组织与恐怖组织挂钩，严厉镇压，这自然引发了许多保守人群的怨气：我们找不到工作，都是因为政府勾结西方来打压我们，“异教徒”、“叛徒”和女人抢了我们饭碗，还作威作福，这口气怎么忍得了？布瓦吉吉忍不了，就跑到政府门口自焚了。

这里肯定有小机灵鬼要问了，既然搞世俗化的本·阿里很招西方人喜欢，那为啥会有那么多NGO给“茉莉花革命”推波助澜？这里面有个假设性的错误，NGO、“自由媒体”是西方特产，但不是说别的地方就不搞。在突尼斯搞事的组织，大多数拿的不是美国人的钱。美国人在突尼斯花的钱，比当年在东欧国家和前南斯拉夫联邦成员国，花得少太多了。因为美国人知道，在阿拉伯社会搞“分权”、搞“民主”，最后推上去的，可能是他们不想看到的人。所以美国人在突尼斯搞事情，一向很谨慎，要在稳固“世俗化”体制的前提下，逐步培养“公民社会”，渐进性地搞“民主转型”。美国人希望看到的是“可控”的革命，既然革命已经发生，那么也只能把重点转向“可控”上。然而，美国人在这里面投的力量，毕竟比不上那些在突尼斯经营已久的阿拉伯邻居们。实行“绝对君主制”的卡塔尔、沙特，对待这些“革命者”，那可真是“不差钱”，总部位于卡塔尔的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更是不遗余力地“教育”突尼斯民众，帮助自己的股东——“复兴运动”流亡领袖格鲁希打造人设。从美国人搞的那些“公民社会培训”项目中诞生的活动分子，刚开始还想活跃一下，但没几天，就把主导权让给了紧抱金主大腿的伊斯兰保守派政党。美国想拉也拉不回来，但既不能站队“独裁者”，又不能不给“盟友”面子公开杠，加上欧洲“圣母”背刺，最后只好默许，“顺其自然”。

布瓦吉吉到底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自焚，真相已经不重要了。突尼斯国内每一个对现状不满的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解释，还能找到传统和社交媒体的信息来印证。布瓦吉吉的故事如此典型，如此“完美”，以至于他成了一个“英雄”，号召了一大批找不到工作的突尼斯高质量男性、以及伊斯兰坚定信仰者走上街头，更有“不差钱”的伊斯兰保守政党助力，终于推翻了世俗的本·阿里政权，实现了“皆大欢喜”的结果。

革命结束了，然后呢？

革命的目标只能决定革命的开始，决定革命结果的只有胜利者，更具体地说，是胜利者里最强的那一方。无论“茉莉花革命”最初的性质是什么，最后享受革命果实的，是突尼斯境内的伊斯兰保守力量。

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举行大选，结果令所有的“吃瓜群众”震惊：在归国领袖拉希德的带领下，“复兴运动”获得了37%的相对多数选票，领先左翼世俗政党“保卫共和大会党”100万票，在217个议席里赢得89席，后者仅获得29个议席。在议会选举之外，有三个萨拉菲政党获得了合法地位。原来被关押的两万多名政治犯也被释放，其中大部分为萨拉菲主义者。这批人里，不少都和穆兄会、基地组织有扯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本·阿里在的时候就搞过不少事情。现在，没了强人镇压，在这些人自由活动的突尼斯，发生立宪期间两位世俗派领导人接连被暗杀、四千青年加入“伊斯兰国”之类的事情，似乎也并不令人意外。

议会选举之后，“复兴运动”与另外两个世俗政党，共同组建了联合过渡政府，但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派政党之间，在国家体制、政教关系和公民权利方面，有着巨大的理念冲突。举个例子，“复兴运动”认为赋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权利，和伊斯兰教原则、以及阿拉伯文化传统相悖，不想把性别平等纳入宪法。这在突尼斯绝对是开了历史的倒车，犯了“世俗民主派”的大忌。双方争执不下，明面上谈不妥，就互爆黑料，给对方的人扣上“前本·阿里亲信”的帽子。临时政府解散了几次，制宪会议也解散了几次，宪法难产了整整四年。

议会里搞不定，那就议会外搞定。“复兴运动”利用执政权，开始在各级政府部门和国有公司里插人，24个省长里占了19个，全国公职人员里83%都是“自己人”。没有法律，可以靠政策，可以靠执行，在事实上将突尼斯“伊斯兰化”。在这方面，“复兴运动”取得了一些成功，但问题在于，伊斯兰拯救不了突尼斯的经济。

突尼斯的GDP，再没出现过2008年之前的增长速度，更在2014年宪法颁布后大幅下降，2017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3500美元，国际竞争力跌到了2018年的第95位，被世界银行降级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失业率更是在2011年革命后暴增，当初找不到工作的人，现在还是找不到工作。而“复兴运动”到处安插自己人，当中肯定少不了各种“意思意思”，突尼斯的清廉指数自然也一路暴跌。

曾经走上街头的高质量中年发现，除了信仰之外，他们当初的诉求一个都没实现。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开始支持世俗派的力量，让世俗派能够在不利的条件下与伊斯兰派抗衡。双方的拉锯战持续了十年，总理、总统走马灯似的换了十多位，但无论谁在台上，不是缺少有效的经济政策，就是缺少有效的执行力。没有国家整合，没有社会共识，谁也救不了突尼斯。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总统凯斯·赛义德上台。他曾是法学教授、制宪会议的法律顾问，也是个政治素人，2018年退休之前，从来没参与过什么政治活动。他不代表任何政治势力，没什么竞选经费，在市区找了个没电梯的破公寓，当竞选办公室，甚至连竞选集会也没开，亲自到基层挨家挨户拉票。这位总统在大选第二轮投票中，获得了72%的选票。老百姓投他票，就是因为他干净，没背景，立场上偏保守，但也不激进，“好好先生”，这是他的优势，也是劣势。赛义德在议会中毫无根基，他虽然反体制，但没有明确的旗帜可以号召支持者。2019年上台之后，他花了4个多月才组建出来的政府，没到半年就散了架。然而就算是组阁成功，议会和内阁还是不听他的，政令不通，上台不到两年，基本上除了组阁就没干别的。不过，没干事，也有好处，民众的怒火发泄不到他头上。突尼斯新冠疫情严重，一千多万人口，有近60万人感染。这顶“抗疫不力”的帽子，被牢牢地扣在了议会头上，再加上经济增长停滞和高失业率，突尼斯人对当初亲手抬上去的议会，怨气越来越重，又开始走上街头。这一次，没干成什么事的总统是“英雄”，“百般”阻挠的“议会”是罪人。而总统正好借坡下驴，借着民意，把议会整个给“冻结”，磨刀霍霍，准备给突尼斯来个“换血疗法”。

去年的最新民调显示，仅有27%的突尼斯人认为生活比革命前更好，50%认为生活比十年前更糟糕。在茉莉花革命的十周年庆典上，甚至有民众想撕掉广场上挂出的布瓦吉吉巨幅画像。事实证明，赶走独裁者救不了突尼斯，伊斯兰化也救不了突尼斯。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大刀阔斧改革、推着社会朝更进步方向前进的领袖，是能够有机融合国家与社会的强势组织。赛义德总统是不是“天降猛男”，是否能带领突尼斯走向“未曾设想的道路”，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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